「好像只要把他們說得足夠可笑，人們就能和過去追求優(yōu)績的自我進行切割?！?/p>

最近，“做題家”突然就有了具體的形象。

寸頭、黑框眼鏡、兩撮胡須、翻不齊的校服衣領——在短視頻平臺搜索關鍵詞“做題”，視頻封面呈現出高度統(tǒng)一的男高中生漫畫頭像。

（最早流行于視頻網站的做題高中生形象）

視頻下方的標簽不再是前幾年被人津津樂道的“小鎮(zhèn)做題家”，而是變成了“做題王”，甚至直接寫作“做題區(qū)”。

什么叫“做題區(qū)”？這并非視頻網站開辟的新分區(qū)，而是一種被諧音修飾后的黑話，原義為“做題蛆”。很顯然，這種稱謂是對傳統(tǒng)“做題家”概念的極端化，帶著諷刺或厭惡的情感色彩。

而從創(chuàng)作的內容看，該迷因的所指也比“做題家”要極端得多：

它特指那些做題走火入魔、幻想僅用高分就能換取一切資源的學生。“有這閑工夫不如多做兩道題”是他們的口頭禪，“做出壓軸題迷倒女同學”是他們的信條。

（網絡上流傳的做題梗圖）

在當下的互聯網語境里，這些極端的做題家們究竟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乃至連人的稱謂都要被剝奪？

早期，對于極端做題家的描摹，往往呈現出強烈的文學性和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它們不是簡單的解構或嘲諷，而更像是在祭奠一種創(chuàng)傷。

B站熱門視頻《女生們憑什么不喜歡我？要喜歡那些小混混、黃毛、體育生？》作為這種做題文學的代表，講述了做題家“君哥”的故事：

在經歷了戀愛失敗、成績下滑后，君哥在四?？荚嚂r精神崩潰。最終，他的輪廓開始消散，身體分解成了寫滿公式的、按學科堆積整齊的碎紙片：

左邊是數學公式，右邊是物理定律，而化學方程式被夾在中間。

（故事里，“君哥”化作了一堆寫滿知識點的碎紙）

“君哥”就如同契訶夫小說中的別里科夫，是一位“裝在套子里的人”。他的套子叫做優(yōu)績主義。作為靠做題得到過獎賞的人，他像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癥一般，堅決信奉并維護這套體制，哪怕它正壓迫著周圍人，也囚禁著自己。

他的造物主、UP主樋谷零時在視頻下方寫道：“在我學生時代一些得意的時候，我身上也帶有君哥的影子?！?/p>

作為蹚過應試教育之河的孩子，我們雖沒有像“君哥”一樣被徹底淹沒，卻也感受過同樣的急流：

它是沖向食堂時不敢放慢的腳步，是運動會觀眾席上從書包夾層掏出的卷子，是月考年級前十時那瞬間升騰的自命不凡，以及下次考試時害怕跌落神壇的如履薄冰。

而我們曾深信這種疲憊和驚懼是通往光明的必經之路。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中，個體的欲望被“大他者”，即某種象征秩序塑造。「考上好大學就能出人頭地」，這句曾經由學校、家庭、社會話語共同編織而成的神話，就是屬于我們學生時代的“大他者”，主宰了我們對做題的愛與恨。

可當我們帶著一身公式和排名上岸，卻發(fā)現外面的世界根本不按這套規(guī)則運行。高分換不來愛情、學歷不等于工作，那個被許諾的遠大前程并沒有如期到來。

（“夜深忽夢少年事”成為網友追憶優(yōu)績的出口）

這種“大他者”的突然失效，制造出一種荒誕感，進而催生出人們對自我與相似他者的嘲弄。

近幾年，從衡水中學張錫鋒“土豬拱白菜”演說詞引發(fā)爭議，到百日誓師上激動干嘔的男生被全網群嘲，這些敵意本質上是一種PTSD（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好像只要把他們說得足夠可笑，人們就能和過去追求優(yōu)績的自我進行切割。

（衡中張錫鋒的演講和湖北男生的百日誓師）

這或許可以解釋做題梗的誕生。

被推到臺前的極端做題家，是創(chuàng)傷的集大成者，是優(yōu)績神話最虔誠也最狼狽的信徒。

他讓人們看見，在“分數至上”口號下，我們的感知力、審美和社交如何被一再擠壓，乃至將做題能力當成了衡量自我與他人的首要標準。

而通過將這一形象降格為蟲，我們親手點燃了戲謔的火把，完成了祭奠儀式：火光中，那個曾經在賽道上拼命奔跑、灰頭土臉的舊我，連同那些為分數犧牲的夜晚和焦慮，都隨之化為青煙。

因此，“做題區(qū)”三個字里，藏著某種五味雜陳的確認——

即使我們都那樣活過，但好在，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網友們通過這種方式否定舊我）

做題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小鎮(zhèn)做題家”一詞誕生于豆瓣小組“985廢物引進計劃”，它最初承載的是一種自嘲式清醒：在單一評價體系下，努力未必通向出路。這種表達的本意是揭示教育困境。

可當它被轉化為一套用于定義他者的標簽時，其批判性迅速消解，反而催生出一種符號暴力。

“做題區(qū)”一詞的流行，常被解釋為對有毒優(yōu)績主義的諷刺：

思想上，這一群體習慣將高分等同于人格的優(yōu)越，一邊瞧不起分數平平的同學，一邊對學霸高呼“膜拜大佬”；行為上，他們鼓吹內卷，沉迷用“洛必達法則”之類的超綱定理解題，以此彰顯自己的價值。

同時，他們深信打扮和玩樂是罪惡羞恥的，因此往往不修邊幅，欠缺對個人形象的管理。

（短視頻中的“做題區(qū)”行為）

可隨著語義的泛化與挪用，人們越來越多地將“做題區(qū)”指向“失敗者”——那些雖然做了題，卻沒考上985，沒進大廠，沒有伴侶，最終仍處于社會邊緣的人。

而與之相對的“做題龍”，則專指那些通過做題路徑實現躍遷者。他們考入頂尖高校、入職名企、年入百萬，被默認為“贏家”，是符號體系中值得仰望的對象。

這種語境下，受到攻擊的是“做題未能兌換成社會認可”的結果。

從前，分數裁定了學生的排名高低，如今，財富、權力、人脈等社會資源成為衡量人是龍還是蟲的新刻度。 這是對優(yōu)績邏輯的繼承，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忠誠踐行：人是分成三六九等的，弱者理應被標記、被區(qū)隔。

（“會做題不算實力 但有錢一定是實力”）

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指出，當嚴肅議題被消解為娛樂，批判便淪為一種安全的消費行為。

個體接過了舊有的評判權杖，在互扣帽子中獲得快感，而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教育資源分配、應試評價體系和階層流動路徑問題，卻總在不知不覺中淡化了。

而在這套話語中，女性的位置則更為吊詭。她們往往被獨立于競爭體系之外，不以一同奮斗或參與內卷的同窗形象出現。

在“做題龍”的故事里，漂亮優(yōu)秀的女性被視為身份地位的功勛章，在“做題區(qū)”的故事里，那句“為什么女生喜歡黃毛，而不是分數更高的我”的詰問，早已預設女性是待分配的獎品。

這種邏輯下，女性被視為男性做題家自我價值的附屬，而不再是獨立的人。

（做題梗中的女性位置十分微妙）

無論是被視作失敗者的“做題區(qū)”，還是被當成戰(zhàn)利品的女同學，都隱秘地嵌合了布爾迪厄關于符號暴力的論斷：

這套話語不僅粗暴地劃分社會等級，更在抹殺“人”的復雜性。在被解構中，他們不再擁有具體的悲喜與掙扎，而是被徹底壓扁，淪為單向度的符號。

于是，這場浩浩蕩蕩的反做題運動，最終成了在符號迷宮中被擱淺的出走。

是時候從各種主義和陣營里抽身了。退出喧囂的互聯網，讓我們把頻道調回到真實的記憶里去。

那些曾與我們浸在同一片燥熱空氣里的身影，他們原本的樣子，到底是什么？

做題家meme火了，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它擊中了我們記憶中的最大公約數。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開篇，馬小軍這樣形容自己的年少時光：“那時候好像永遠是夏天，太陽總是有空出來伴隨著我，太亮，使得眼前一陣陣發(fā)黑?！?/p>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

這正是逝去的青春給人帶來的感受，日光充足，回憶起來卻有些晃眼。日子每過一天，我們離自己的青春又遠了一天，因此，我們對它的回憶，很多時候并不那么真切。

這時，媒介為我們填補、塑造了不完整的記憶。

在過去，它們是校園題材的文藝作品。在以《致青春》、《匆匆那年》為代表的影視劇中，中國學生的青春往往被提純?yōu)閹讉€坐標：逃課、早戀、高考或復讀。這些作品鋪墊了青春的底色，卻也難免被指懸浮。

而如今，社交媒體接管了這種話語權?；ヂ摼W將千萬個孤島連接在一起，于是大家記憶中相似的縫隙變得越來越確切：

它是晚自習時傳遍全班的紙條，是烏云密布時所有人翹首以盼的一場暴雨，是體育課后教室里混雜的那股汗味和風油精味。

（記憶中的暴雨）

有關“做題王”的集體記憶，就是從這個公約數里生長出來的。

他之所以能毫無阻力地喚起我們的共鳴，是因為那些構成他的視覺符號——貼頭皮的寸頭、厚重的黑框眼鏡、唇邊沒打理的胡茬，很多時候并非他們的個人選擇，而是時間緊、壓力大、不鼓勵個性的環(huán)境，在他們身上統(tǒng)一打下的烙印。

他和那個總愛在電子黑板上看股票走勢圖的“嘉豪”一樣，往往游弋在班級社交版圖的邊緣。

而在那個兵荒馬亂的高中時代，我們沒有多余的心力和視角去勾勒一個不相熟的同學的全貌。留在我們稀薄記憶里的，往往只是一個面目模糊的、永遠在埋頭刷題的背影。

（中式青春給人留下的普遍印象）

互聯網似乎用成千上萬人的拼圖，幫我們補全了那些被遺落的畫像。然而，私人記憶最珍貴的地方，從來不在于它能和群體印象完美印證，而恰恰在于它的獨一無二。

每個人的青春拼圖，最終都只能嚴絲合縫地回到自己的體驗中去安放。

高度近視、剃寸頭的確是“做題王”的標配，但他未必就像短視頻里那樣傲慢，當年你拿著一道簡單數學題去問他時，他或許耐心地為你畫過一條輔助線；

而那個總是在凡爾賽的女同桌“倩倩”，或許也曾在某個晚自習停電時，和你分享過同一對連著MP3的耳機。

無需極盡嘲諷地給那段日子蓋棺定論，也不用急著去定義記憶里的人。過往就像河里的石頭，如果不夠愉快，就讓它水波不興地沉下去；倘若它曾真切地留下過某種音律或味道，在未來的某個時刻，自然也會被重新拍打到岸上。

(游戲《千禧夢》里的教學樓走廊)

而無論如何，這都是我們生命里不可剝離的一部分了。

（圖片素材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