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勢力頭目”王海疆的反腐奇幻漂流，與鄧州脆弱的“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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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們揪住尾巴的，不是無辜的平民，而是手握公權力的官員及其家屬。官員的隱私權，本就應該讓渡于公眾的監督權。

撰文 | 燕十三

出品 | 有戲Review

近日，河南省正陽縣人民法院異地審理了一起堪稱“魔幻現實主義”的涉惡案件。57歲的農機售賣員、前代課教師王海疆被檢方指控為“惡勢力犯罪團伙頭目”。

與其通常認知的黑社會打砸搶燒不同，王海疆的“涉惡”手段顯得極為獨特：自2015年起，他涉嫌跟蹤、偷拍當地法庭庭長飲用白酒，受家屬委托在產婦死亡醫院拉橫幅。

此外，還在卷入一起涉及前鄧州市某局局長楊某某妻子數百萬“干股”的學校股權糾紛時，在局長車上安裝GPS、用望遠鏡監視局長住所，并在公眾號上發布局長“包養情婦、受賄”等信息，最終迫使局長銷毀了數百萬元的欠條。

諷刺的是，這位被“惡意舉報”的局長，已于2018年因違紀違法被政務撤職。目前，王海疆在庭審中全盤否認指控，堅稱自己是在舉報違法亂紀。

如果把這起發生在河南鄧州的案件拍成電影，導演大概率會被觀眾罵得狗血淋頭——因為劇本的邏輯實在太不講基本法了。

在我們的刻板印象里，“惡勢力頭目”出場，一般都伴隨著大金鏈子、紋身、名車和幾把明晃晃的開山刀，做的買賣非黃即賭，再不濟也是放高利貸和暴力催收。但在檢方的起訴書里，57歲的王海疆生動地拓寬了我們對“黑惡勢力”的認知邊界。

這位高中畢業、當過村里代課老師、平時賣農副產品和農機的中年大叔，他的“作案工具”不是砍刀和鋼管，而是智能手機的攝像頭、GPS定位器和一把用來“監視”局長一樓住所的望遠鏡。他的“受害人”，不是尋常百姓，而是當地的公職人員、法庭庭長、醫院，以及一位局長和他的夫人。

看完了洋洋灑灑的公開報道，我不僅沒有感受到惡勢力稱霸一方的恐懼，反而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帶有黑色幽默的荒誕感。這場披著“掃黑除惡”外衣的審判，不經意間掀開了縣城江湖里最真實、也最泥濘的底色。

（關聯報道，詳見公眾號《江南都市報》：河南正陽法院審理一涉惡團伙案：團伙“頭目”被訴在前鄧州市某局長楊某某及其相關人員車輛上安裝GPS定位，并用望遠鏡監視楊某某夫婦住所）

1、局長夫人的“干股”與縣城商業羅曼史

我們先來看看這起“惡勢力”案件的核心導火索：鄧州市翰林實驗學校的股權糾紛。

據公開庭審信息，2010年，時任鄧州市某局局長楊某某的妻子張某，以該局“招商引資”的名義，邀請被害人梁某君投資籌建學校。梁負責出錢，張某和另外兩人負責辦理征地、拆遷和批復手續。

這短短的一句話，懂縣城生態的人大概都能會心一笑。局長夫人親自出馬“招商引資”，包攬征地拆遷和政府批復，這哪里是做生意，這明顯就是權力在進行市場化變現。

到了2014年，梁某君資金斷裂，張某提出讓本案另一被告任某學入股。任某學為了達到入股目的，對張某開出了極其誘人的條件：代替梁某君支付張某前期投資款、工資等460萬，并且！注意并且！對于張某的20%“干股”，任某學承諾每年支付200萬元的紅利，還白紙黑字簽了欠條。

什么是“干股”？就是不出真金白銀，只出“特殊資源”占有的股份。局長夫人憑什么能拿20%的干股，還能保底每年200萬紅利？是因為她深諳現代企業管理，還是因為她家里那位坐在局長辦公室里的丈夫？

這起所謂的“強迫交易”，本質上是縣城權力資本與灰色商人的利益茍合。商人想要牌照和土地，權力想要無本萬利的變現，雙方一拍即合，又各懷鬼胎。

2、農機銷售員的諜戰大片與“望遠鏡悖論”

商人任某學入局后，發現這每年200萬的“干股分紅”和460萬的欠條，簡直是懸在頭頂的吸血泵。為了逼退局長夫人，拿到學校控制權，任某學找來了我們的主角——“惡勢力頭目”王海疆。

接下來，起訴書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中原大地上的好萊塢諜戰大片：2017年，任某學伙同王海疆，在局長楊某某的車上安裝GPS定位，并用望遠鏡監視楊局長和張夫人的住所。

隨后，他們在微信公眾號上發布了標題極為驚悚的“不實信息”：《鄧州市政府官員包養情婦、受賄、違規安排親屬工作、違規經商等》。

局長楊某某迫于壓力，在西峽縣一家國際酒店與兩人談判，最終被迫讓妻子銷毀了那張460萬的欠條和每年200萬的酬金條。

檢方將此定義為“敲詐勒索”。

但在這個邏輯鏈條中，存在一個巨大的、無法自洽的黑洞：如果公眾號上發布的關于局長包養情婦、受賄的信息是純粹的“虛假信息”和“惡意舉報”，局長楊某某為什么要害怕？

一個堂堂局長，面對兩個刁民的“無端誹謗”，正常反應難道不是立刻報警，讓公安機關將這些造謠生事的狂徒繩之以法嗎？他為什么要遠赴西峽縣的國際酒店低頭妥協？他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銷毀涉及數百萬巨款的欠條？

成年人的世界里，沒有人會為了一句輕飄飄的謠言放棄幾百萬。局長之所以妥協，大概率是因為王海疆手里的GPS和鏡頭，真的拍到了足以讓他萬劫不復的東西。

更有意思的是庭審中關于“望遠鏡”的辯論。王海疆在法庭上冷冷地戳破了這個充滿戲劇性的指控細節：“楊某某夫妻住一樓，前后樓棟距離不足10米，而望遠鏡是看遠處的。”

這句話簡直絕殺。

一個稍微有點物理常識的人都知道，在不到10米的距離偷窺一樓，你需要的不是望遠鏡，而是老花鏡，或者干脆扒窗戶。檢方在起訴書里堆砌“望遠鏡”這種道具，似乎是為了努力營造出一種“嚴密監視、手段專業”的黑社會氛圍，卻不小心在生活常識面前露了怯。

3、誰的“政治生態”被破壞了？

檢方在起訴書中對這個“惡勢力團伙”的評價極高，稱其“稱霸一方，嚴重破壞了該區域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特別是對鄧州市政治生態環境產生重大影響。”

一個高中畢業的賣農機的中年人，靠著幾個微信公眾號、一個真假難辨的GPS，就把一個縣級市的“政治生態環境”給嚴重破壞了？這鄧州的政治生態，未免也太脆弱了點。

我們不妨來看看王海疆在2015年到2017年間的其他“尋釁滋事”履歷：

2015年4月，跟蹤一法庭庭長，發現其與他人就餐飲用白酒，遂進行偷拍。

2017年6月，產婦在當地醫院死亡，受家屬之托，錄制家屬拉橫幅視頻并發布，制造輿論壓力。

偷拍法官違規喝酒、幫醫療糾紛家屬發視頻、舉報局長受賄及夫人拿干股。如果遮住“惡勢力頭目”這個前綴，你甚至會覺得這是哪個硬核調查記者，或者是某位熱心反腐的朝陽群眾。

檢方指控王海疆發布“不實信息”、“惡意舉報”，但公開的官方通報卻狠狠地打了這記指控的臉：經審查，楊某某存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反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等問題，于2018年12月被鄧州市紀委監委給予政務撤職、留黨察看一年處分。

局長真的違紀違法了，局長真的倒臺了。王海疆的“惡意舉報”，在客觀上完成了當地紀檢監察部門本該完成的任務。

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公共議題：當官方監督缺位時，民間的“野生監督”，甚至帶有利益目的的“黑吃黑”式舉報，到底算不算尋釁滋事和敲詐勒索？

王海疆和任某學的動機絕不單純，他們不是為了伸張正義，他們是為了賴掉那幾百萬的干股分紅，是為了奪取學校的控制權。他們使用的手段，無論是跟蹤還是偷拍，都徘徊在侵犯隱私的灰色地帶。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被他們揪住尾巴的，不是無辜的平民，而是手握公權力的官員及其家屬。官員的隱私權，本就應該讓渡于公眾的監督權。

如果局長大人潔身自好，沒有受賄，局長夫人沒有明目張膽地索要每年200萬的干股，王海疆的GPS定位器就算貼在局長的腦門上，也定不出位他違紀違法的坐標。

所謂的“破壞政治生態”，或許只是一塊遮羞布。王海疆真正破壞的，不是清正廉潔的政治生態，而是當地官員和商人之間那種心照不宣、分贓共享的“潛規則生態”。

他用最野蠻、最粗糙的底層手段，撕開了局長夫人“招商引資”的遮羞布，戳破了法庭庭長酒杯里的泡沫。他讓那些習慣了在暗箱里操作權錢交易的人，突然感受到了被鏡頭和GPS凝視的恐懼。

在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里，任何人的違法亂紀都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任某學和王海疆如果在商業糾紛中使用了非法手段，自然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但將這種利用官員腐敗軟肋進行反制、甚至客觀上起到了反腐效果的行為，拔高為“稱霸一方的惡勢力”，將其定性為“嚴重破壞政治生態”，未免讓人覺得有公權私用、打擊報復之嫌。

畢竟，王海疆的親屬說了，他根本不是什么檢方口中的“自由媒體人”，他只是個賣農機的。把他拔高成媒體人，大概是為了讓他的“造謠”顯得更有影響力；把他打成惡勢力頭目，大概是為了讓當年那些被他偷拍過喝酒、被他舉報過貪腐的老爺們，能夠在夜晚睡個安穩覺。

只是不知道，當正陽縣人民法院的法槌最終落下時，人們是會為打掉一個“惡勢力”而歡呼，還是會對著那把只能看10米遠的望遠鏡，發出一聲意味深長的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