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步芳的報務員，扣下絕密電報，救了李先念部，后成開國少將

1937年3月，祁連山里風雪交加。一支穿著破爛的部隊頂著風往西趕路，這是西路軍突圍出來的人，由李先念率領，打算走到新疆去。
他們不知道，后頭馬步芳的“十萬火急”追擊令已經寫好，只要電報一發，騎兵就會從南北兩邊包抄過來。但這封電報始終沒發出去。

扣下電報的人叫曾慶良，江西于都人，1917年生。1931年，他14歲參加紅軍，1933年入黨，同年進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學習。西路軍打散后被俘，由于懂無線電，被留在馬步芳電臺當報務員。他在敵人窩里按住了電鍵，讓追擊令晚了四天。
二十多年后，這個當年扣電報的報務員，1961年成了開國少將。
1937年3月14日，甘肅肅南縣康樂鄉石窩山。太陽快落山的時候，西路軍總部和紅九軍剩下的人，在三十軍二六八團掩護下，撤到了石窩山頭。
那時候西路軍已經打了幾個月惡仗。過河時的兩萬一千多人，打到只剩三千出頭，糧食彈藥都快光了，傷員還不少。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就在這地方開了個師以上干部會，后來人叫它“石窩會議”。
會上定下三件事：第一，現有的三千多人分散開打游擊；第二，陳昌浩和徐向前離開部隊，回陜北向中央匯報；第三，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李先念負責軍事，李卓然管政治。

三千多人分成了三個支隊。王樹聲、朱良才帶九軍剩下的五百多人，是右支隊，往北走打游擊。畢占云、張榮帶特務團一部、傷員和婦女團剩下的人，算一個支隊，就地打游擊。
李先念、程世才帶三十軍一千多人，是左支隊，他們順著祁連山往西走，打算到新疆去。
李先念帶著隊伍往西走，可天上的飛機盯上了他們。紅軍西路軍剩下的人往西走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南京。
1937年3月上旬，馬步芳收到蔣介石的密電，說李先念帶著一千多人沿著祁連山往西走，讓他趕緊派兵追，一定要全部消滅。
馬步芳不敢耽誤，親自寫了兩份電令。第一份發給駐扎西寧的馬步鑾旅，讓他馬上抽一個騎兵團，由旅參謀長郭全梁帶著，從都蘭那邊往北追。第二份發給還在河西的騎兵總指揮馬彪，讓他派主力騎兵連夜就近“圍剿”。電報后頭特意加了四個字：“十萬火急”。

這兩份電報譯成密碼后，送到西寧電臺報務主任熊維邦手里。那時候馬步芳電務處以為仗打完了，對保密不太上心。他們用的密碼本叫“旋密”，就是在明碼基礎上改了一點，懂電報的一看就明白。
只要這電報一發出去，馬家軍騎兵從南北兩邊一夾，李先念那一千多人就真跑不掉了。
熊維邦那會兒剛結婚，新娘子還在熱乎勁上。前陣子仗打得緊，電報來來回回多，他忙得連家都回不去。好不容易把紅軍打跑了，他琢磨著這回能歇幾天了。
電報送到的時候，熊維邦正打算回家陪媳婦。他連看都沒看密碼稿上寫的是啥，隨手就甩給報務員曾慶良，讓他發出去，自己轉身就走了。

那時候西寧電臺人手少，活累。熊維邦見曾慶良業務熟，經常私下讓他幫忙頂班。熊維邦覺著這就是封普通電報，哪想到這一甩手，把這件大事甩到了一個紅軍俘虜手里。那份“十萬火急”的追擊令，就這么到了曾慶良的桌上。
說到曾慶良，得先說說他是怎么落到馬步芳手里的。1937年3月，西路軍在祁連山打散了，曾慶良被俘。當時西路軍總部有個電臺工程師叫劉景炎，他跟馬步芳電臺臺長張之俊以前都在馮玉祥手下干過。加之馬步芳部急需無線電技術人員，劉景炎聽說西路軍的電臺人員被俘了，就給張之俊發電報，請他拉這些同行一把。張之俊向上頭請示后，馬步芳下令從俘虜里篩選無線電技術人員留用。曾慶良他們這才被送到了西寧電臺。
剛到那會兒，臺長張之俊和報務主任熊維邦對他們盯得很緊。但曾慶良業務熟，干活穩當，熊維邦看他老實，加上自己剛結婚貪玩，就常讓曾慶良頂班。這才有了后來接手密電的機會。
曾慶良在西寧電臺總共待了二十多天，就在這二十多天里，他做了件改寫了歷史的事。

1937年3月上旬那天，曾慶良接過熊維邦甩來的密碼稿，譯出來一看，愣住了。電文是馬步芳給馬彪的“十萬火急”追擊令，讓他派騎兵連夜追李先念支隊。
這電報要是一發，翻祁連山的那一千多人就得讓馬家軍騎兵前后夾擊，怕是跑不出來幾個。
曾慶良沒多想。他豁出去了，假裝上機發報，手指在電鍵上按了幾下，做出發報的樣子，然后把密碼稿放回熊維邦桌上，下班走了。
接下來四天，熊維邦一直在家陪新媳婦，沒回電臺上班。那封“十萬火急”的追擊令就在桌上擱著。曾慶良照常值班，該干啥干啥，一點不露聲色。
這四天里，李先念帶著部隊日夜趕路，順著祁連山往西越走越遠。
四天后，馬步芳收到消息，說他手下的劉呈德在玉門青頭山跟西路軍接上火了。他一邊讓調往都蘭的騎兵團撤回來，一邊追問電務處：給馬彪的電報發出四天了，怎么沒見回信？

電務處主任趙煥耀找電臺臺長張之俊查這事。張之俊問熊維邦，熊維邦這才慌了神，趕緊回機房翻——那封電報密碼稿還在自己桌上，壓根沒動過。
熊維邦火急火燎找來曾慶良：“這電報你怎么到現在還沒發？”
曾慶良早想好了說辭：“主任，機子里頭雜音太大，我發了幾回都發不出去。”他還主動加了一句：“要不，我現在再試試？”
熊維邦臉都氣綠了。張之俊說：“八成是曾慶良他們故意扣下的。”趙煥耀說：“老兄，你這膽子也太大了！”
可幾個人心里都清楚，這事要真追究起來，曾慶良活不了不說，他們幾個也得跟著倒霉。最后他們跟馬步芳匯報，說這幾天天氣不好信號差，電報沒發出去。馬步芳不懂電臺的事，居然信了，沒再往下查。
抗戰全面爆發后，國共合作抗日。國民黨決定把馬步芳部隊里的西路軍俘虜送往南京，曾慶良等六人也在名單里。
他們先被押到蘭州，關進“臨時感化總隊”受訓。一個多月后又被押往西安。走到平涼東邊四十里的同賢鎮時，在當地老鄉幫忙和紅軍援西軍接應下，曾慶良他們跑了出來，最后回到延安。
回到組織后，曾慶良還是干老本行。抗戰那幾年，他先后當過軍委三局無線電科副科長、八路軍留守兵團通信科科長、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長。

解放戰爭時期，他又擔任晉綏野戰軍司令部通信科科長、西北軍區通信學校校長。建國后，他任西南軍區通信處處長。
1955年，曾慶良被授予大校軍銜，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1956年起，他先后任軍事通信工程學院副院長、雷達工程學院院長。1961年，他晉升為少將。1988年，又得了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1996年1月2日，曾慶良在北京去世，享年7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