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今年我79歲，你20歲”

“我剛出生一年，大哥就已經去世了。”

歷時近4小時，李文遠和兒子李效波乘動車從山東抵達上海。踏上月臺，李文遠就感到心里陣陣發酸，眼淚積攢了很多年，像是從心底流出來，“不知哪來的勁，怎么也止不住”。

在閔行區烈士陵園墓區西六區，安放著李文美烈士的墓碑。當年，這位19歲的青年隨部隊一路南下，從家鄉山東臨沂激戰至上海，犧牲在上海解放前。

時隔78年，李文遠跪在大哥的墓前，額頭抵著春天剛剛萌發的青草，摸著大哥的名字痛哭出聲。

“大哥，我們一切都好，勿念”

走在前往墓區的小徑上，李文遠抱著一捧鮮花，眼眶立刻紅了。他轉過身，用手背抹了抹眼淚。

走近李文美的墓碑，李文遠的眼淚徹底止不住。他一下跪倒在墓前，所有思念都匯聚在一聲聲“大哥”里。“大哥，今天我帶著兒子來看你了。”啜泣聲中，李文遠用家鄉話講起了家里的近況，“一大家人平安幸福，安安穩穩度過后半生，莫念。”

摸著哥哥的名字，李文遠拿出毛巾，想擦一擦上面的浮灰，卻意識到毛巾已經被自己哭濕了。“毛巾沾了我的眼淚，要換塊干凈的。”擦著墓碑，李文遠又哭起來，“當初在家里，你排行最大、我最小，我今年已經79歲了。”

李文遠從未見過大哥。

1948年，他出生在山東臨沂，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同年，長兄李文美參加解放軍，“離開后便再無音訊”。78年后，李文遠在閔行區烈士陵園的《烈士英名錄》再次看到了哥哥的故事：“李文美烈士系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三十軍二六六團某部戰士，于一九四九年解放上海戰役中光榮犧牲。”

但李文遠更熟悉的，是父母口中的“李文美”：聰明、調皮，“小時候就會學著自己用石頭做秤砣”。“我媽經常念叨，大哥是在解放上海時犧牲的。”李文遠說，他很小就知道家里有位“烈士大哥”，母親有時看著電視、干著農活就開始流淚。

烈士英名墻前，李文遠撫摸著大哥的名字

等到再年長一些，李文遠知道了更多事。1949年5月12日，歷時16天的上海戰役打響。兩個月后，李文遠的母親收到一封信，由于全家不識字，她便一路小跑趕到村里的教書先生家。

“我媽反復問，但先生把信看了一遍又合上了，一開始怎么問也不肯讀。后來才說和村里另一家情況一樣，我媽這才知道大哥已經犧牲了。”李文遠說，母親在世時頻頻提起這一天，“恍恍惚惚，不知是怎樣回的家”。在家鄉，李文遠給哥哥修了個小墳墓，每年都會去祭掃，“也想留個念想，這是我一母同生的哥哥”。

“雖然我和大伯隔了一輩，但血脈相承，他也是我的家人。”李效波全程陪著父親，仔細擦拭李文美的墓碑。“這次來是了卻我父親的一個心愿。”李效波說，父親一輩兄弟姐妹六人，如今只有李文遠和三大伯還在世，“三大伯身體不好，父親也年紀大了，時間拖得越久，相見的機會就越少。”

“只要后人記得，烈士們就活著”

2021年12月27日。

在五年后的今天，閔行區烈士陵園主任顧琳彬依然把日期記得分毫不差。

這一天，她接到了“寶貝回家”志愿者協會山東志愿者的電話，告知“有了李文美烈士后人的消息”。顧琳彬立刻聯系山東省臨沂市退役軍人事務局優撫科，通過核查比對烈士籍貫、部隊信息、犧牲時間和地點，確認為同一人。

顧琳彬加上李效波的微信時，對方同樣語氣激動：“剛跟我父親、三大伯通電話了，他們很激動，也很想過去見見我大伯。”在《已找到親屬記錄烈士名單》上，李文美是第三位找到親屬的烈士。

《烈士英名錄》留存的信息只有短短幾行

閔行區烈士陵園安葬著135位為解放上海而犧牲的烈士，其中有97位被標注了籍貫地，極少數詳細到所在縣甚至村。

“姓名、籍貫、部隊番號，留給我們的信息可能只有短短兩行。”顧琳彬說，尋親小組成員們時常遇到“查無此人”“查無此地”的情況，需要翻閱當地地方志，甚至聯系當地尋親志愿者探訪烈士生前的村莊。

在烈士戶籍地定向推送的彈窗

2020年，區烈士陵園與新聞資訊平臺合作開展“尋找烈士后人”公益活動，由尋親小組定期整理匯總烈士資料，在烈士戶籍地進行定向彈窗推送，李文美烈士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找到了家人。如今，《已找到親屬記錄烈士名單》已經印滿一頁，有17名烈士找到了家人與后代。

但顧琳彬覺得這遠遠不夠，“為烈士尋親”的工作要一直做下去。“對我們來說，他們最初是英名冊上的一個名字，整個人物是模糊的。我們希望從烈士家人那里知道，他們當年是什么樣的，他們是具體而生動的人。”令顧琳彬感到欣慰的是，有越來越多市民主動走進烈士陵園，傾聽烈士們的故事，為他們獻上鮮花。

“很多烈士犧牲時只有十幾二十歲，時隔多年，他們的直系親屬大多已經離世。”顧琳彬說，隨著時間流逝，為烈士尋親的難度還在加大，但“只要有后人記得，他們就還活著”。

記者：陳奕寧

審核：劉墾博 方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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