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特務陳恭澍與紅色特工交好，1950年派人聯系結果如何

一九五零年春，國民黨保密局特務楊靜帶著活動經費和密電碼潛入上海。他的具體任務是聯絡一名前國民黨少將專員，協助建立地下電臺，并伺機破壞上海市政供水與供電設施。楊靜按照上線給出的地址找到了聯絡對象。兩人完成接頭后，楊靜離開。幾個小時后，上海市公安局干警在老北站將正準備轉移的楊靜抓獲，其隨身攜帶的密件全部被繳。隨后，潛伏在上海的多個特務及爆破器材窩點被公安機關悉數查獲。出賣楊靜的，正是他剛剛接頭的聯絡對象。派楊靜執行這次任務的，是潛伏在香港的國民黨軍統特務陳恭澍。陳恭澍一直認定，這名聯絡對象是他最可靠的舊交。

這名聯絡對象名叫范紀曼。范紀曼與陳恭澍早年均就讀于黃埔軍校。范紀曼一九零六年出生于四川梁山，一九二六年考入黃埔軍校武昌分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戰爭期間，他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在作戰中身負重傷。大革命失敗后，范紀曼一度與黨組織失去聯系，隨后考入國立北平大學，在求學期間重新尋找到地下黨組織并歸隊。陳恭澍生于一九零七年，原本報考黃埔軍校第四期，因病延誤轉入第五期警政科。畢業后，陳恭澍進入戴笠操辦的“洪公祠特訓班”接受特工訓練，結業后加入軍統，負責策劃實施了多起針對進步人士的暗殺行動。

一九三五年，陳恭澍在北平策劃針對石友三和殷汝耕的暗殺行動，因計劃泄露遭到當局通緝，被迫緊急撤往南京。撤離前，陳恭澍將統管華北特務活動的軍統北平站代站長一職，交由范紀曼代理。根據臺灣檔案機構保存的戴笠時期擬增薪人員名單，范紀曼的名字被記錄在冊。范紀曼在此職務上停留數月后，主動脫離軍統，前往上海繼續從事地下工作。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范紀曼在上海靜安寺路開設“木簡書屋”，作為中共地下黨的秘密聯絡點。陳恭澍隨后也被調往上海擔任軍統上海站站長。兩人在上海重逢，陳恭澍繼續依靠范紀曼提供情報。一九四一年，陳恭澍被汪偽特工總部逮捕并投靠日偽機構，范紀曼借此關系打入日偽內部獲取情報。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上海局勢混亂。范紀曼接到中共地下黨指令，負責營救關押在提籃橋監獄的抗日聯軍副總指揮楊樹田以及地下黨員李一鳴。范紀曼穿上國民黨少將軍服，在打入汪偽政府的地下黨員李時雨的配合下前往監獄。汪偽監獄長沈冠三因畏懼漢奸罪責不敢阻攔，范紀曼以提審部屬為由，在未辦理任何移交手續的情況下將楊樹田帶出監獄。此時李一鳴已被日軍帶走。

解放戰爭爆發后，中共地下黨組織調整了范紀曼的工作方向，指示其設法打入國民黨高級軍事機關內部。一九四七年，在地下黨員張子羽的協助運作下，范紀曼成功進入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國防部二廳是當時國民黨主管軍事情報的核心部門，范紀曼被正式任命為駐滬國際組少將代理專員，專門負責搜集和研判國際情報。國民黨方面為這個情報組撥付了高額的專項活動經費，范紀曼利用這筆資金，在上海霞飛路租下一處房屋作為公開的辦公地點。在隨后的三大戰役期間，國民黨軍隊的內部調動頻繁，范紀曼利用該合法身份，接觸到了大量國民黨軍方的兵力調撥、武器配置和戰略部署機密。他將這些核心軍事情報整理后，源源不斷地傳遞給解放軍前線，為戰役的走向提供了直接的數據支持。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及黨政機構開始向臺灣撤退。陳恭澍在撤離前專門找到了范紀曼，極力勸說其一同前往臺灣。為了打消范紀曼的顧慮，陳恭澍甚至建議范紀曼與妻子彭雅蘿辦理離婚手續，以便能夠作為單身人員迅速隨軍撤離。范紀曼以各種借口拒絕了該提議。陳恭澍未能識破范紀曼留下的真實意圖，獨自隨國民黨撤離。不久后，范紀曼因內部叛徒出賣，遭到中統特務逮捕。由于他具備國民黨國防部少將的公開身份，中統在審訊期間未能查實其真實的中共黨員身份。最終，范紀曼在看守所內通過一塊木板翻越圍墻成功越獄，并在上海正式解放后，公開向華東局軍政委員會報到。

一九五零年，陳恭澍在香港策劃對大陸的滲透。他認定范紀曼的能力和關系網能夠在華東地區建立特務組織，于是派遣楊靜潛入上海聯絡范紀曼。范紀曼在接到楊靜送來的信件和密碼本后，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導致陳恭澍在上海的潛伏網絡被悉數抓獲。

陳恭澍逃至臺灣后，國民黨情報系統發生重組。陳恭澍因在大陸時期的行動失敗失去信任，逐漸被邊緣化。晚年時期，陳恭澍在臺北撰寫了多卷回憶錄。在出版的回憶錄中，他詳細記錄了范紀曼在北平提供使館情報、在上海協助其開展特務工作的過程，并在書中對范紀曼的能力給予了極高評價。直到病死，陳恭澍在書中都沒有提及范紀曼的中共黨員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