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植芳，化名徐云石，1924年出生，浙江永嘉縣城區（今屬鹿城區）人。兄妹9人，他排行第五。

1938年7月，徐植芳在聯立中學求學時，就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后經溫州黨組織介紹，他毅然投筆從戎，到皖南涇縣參加了新四軍，并被派往軍部教導隊學習。

他戴一副眼鏡，一臉稚氣，小小個子穿一件黃色軍大衣，長及腳面、雙袖翻卷，真不像軍人模樣。但他學習勤奮，操練刻苦，嚴守紀律，熱情誠懇，那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凜然氣概，更令人敬佩，大家都喜歡他這個少年戰士。

1938年底，年僅14歲的徐植芳被破例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9年春，他向組織要求到前線去殺敵立功。9月，隨葉挺軍長直接領導的軍部警衛營過江到皖東。他在戰斗中機智勇敢，得到營部嘉獎。同年秋，任新四軍四支隊司令部警衛營青年干事。

1941年皖南事變后，他隨軍撤到蘇北，任四旅十三團政治處青年干事。在淮南時，他參加了羅炳輝親自指揮的六合縣金牛山戰斗，這一仗消滅日軍300余人。

1942年3月，因工作需要，徐植芳和戴賢中同時被調到新四軍二師社會部學習。3個月后，學習結束，他被安排在社會部，專門負責敵占區敵偽軍情報工作。不久戴賢中被派往南京，打入汪偽海軍要塞司令部政訓處，徐植芳仍留在社會部。

1943年2月，社會部并入二師司令部參謀處，徐植芳轉到參謀處二科。1945年底，二師司令部參謀處派徐植芳（化名徐云石）到南京接替戴賢中的工作。

他到南京后，打入國民黨陸軍聯勤總部軍需署儲備倉庫，任中尉管理員，與戴賢中領導下的情報人員鄔烈勛、史美中、吳阿根、張友信等一一接上了關系。他通過社會關系，把張友信（化名張家林）從空軍汽車第七中隊調到儲備倉庫來任汽車管理員。

為了便于聯系，他又從根據地二師司令部參謀處調來鮑善興，將他安排在儲備倉庫內工作。原由參謀處派來的齊任水仍擔任政治交通員，往來于南京和根據地之間。

齊任水在南京還沒有職業作掩護，很不安全，徐植芳就將他安排在張友信的父親家里，化名張家彬，與張父以侄叔相稱。張父時在國民黨監察院國庫審計處工作，思想進步，同情共產黨。

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向淮南根據地發動進攻的前夕，二師司令部命齊任水趕往南京，要徐植芳提供敵軍動態情報。徐植芳偵察到國民黨已調集美式裝備的3個軍運抵浦口，即命齊任水連夜趕回二師司令部報告。

一周后，國民黨軍隊開始向淮南地區發起進攻，我軍已安全撤到沙河集一帶，避免了重大損失。

9月，徐植芳以聯勤司令部工作人員的身份，與齊任水（化裝成國民黨軍官模樣）一起沿津浦線浦口到蚌埠段偵察敵情，并將情報親自送到二師司令部。

由于國民黨軍隊頻頻進攻，二師主力準備撤往山東，就把徐植芳在南京領導的一批地下情報人員移交給蘇中二地委社會部領導。徐植芳、齊任水兩人分析研究了當時的形勢，決定齊任水返回根據地，與二地委進行聯系。

10月，齊任水到射陽（二地委駐地）找到了二地委社會部部長林修德。林修德指示：“南京除繼續偵察津浦線方面的敵軍情況外，還應加強對南京敵軍指揮部系統內的情報工作，并要求建立運河線的情報站，發展南京外圍地區的情報工作。”

為加強領導，齊任水被委任為京滬特派員，徐植芳為副特派員。

11月初，齊任水回到南京，向徐植芳傳達了社會部的指示，并結合南京情況，在組織上作了調整，成立了南京情報工作組，徐植芳任組長，成員有張友信、吳阿根、鄔烈勛、史美中、鮑善興等人。

徐植芳以國民黨陸軍人員的身份，曾多次與齊任水一起到上海龍華機場一帶偵察情況。

1947年2月，蘇中二地委決定調回齊任水，派國軍科副科長章京才（邱世毅）負責領導南京徐植芳的情報工作組，并派姚茂良做章京才的交通員。章京才基本上坐鎮根據地，去南京時，則宿于吳阿根經營的采石場內。

4月，齊任水在返回二地委的途中，因身藏多種身份證，在興化縣西鮑鎮引起“還鄉團”的懷疑而被扣押。齊任水自稱商販，“還鄉團”要他找鋪保（實則勒索錢財）。

齊任水寫信給徐植芳，要求派人營救。徐植芳派張友信去興化。張友信缺乏經驗，未帶行賄款項，營救未成。

徐植芳是1947年6月23日上午與張友信一起，在聯勤總部軍需署儲備倉庫內被扣押的。因看守都是庫內的同事，故兩人可以互相交談。徐植芳借機交代張友信，讓其通知張友廉（張友信的弟弟，也在儲備倉庫內工作）迅速給住在水西門的鮑善興送信。鮑善興聞訊，立即撤離，幸免于難。

齊任水被扣押在興化時，久久聽不到南京的消息，也不知道南京已出事，仍寫信到南京儲備倉庫來催促。信件落入敵人之手，敵首都衛戍司令部正在查找齊任水的下落，立即電告興化縣政府，嚴訊齊任水。齊任水拒不吐實，興化縣當局派人把他押送到南京，投入衛戍司令部監獄。

1948年1月，徐植芳被關押于南京羊皮巷看守所，其余人員轉押于江寧縣淳化鎮云居寺的“首都衛戍司令部青年訓導隊”。張友信、鄔烈勛、齊任水在關押期間，先后設法逃出。

從訓導隊逃跑出來的齊任水，輾轉來到上海，找到徐樂芳，懇請他資助路費，以便返回解放區。徐樂芳得知是哥哥的難友，就慷慨解囊相助，并愿隨他一起投奔解放區。齊任水帶了徐樂芳以及原來由他聯系的部分情報人員共8人，通過浦口封鎖線，經六合到蘇中二地委組織部。

部長戴處接見了他們。徐樂芳把哥哥從獄中送出的信交給戴部長。二地委研究后，要徐樂芳帶經費返回上海，設法營救徐植芳。徐樂芳回到上海，發覺有人監視，營救不成，又折回蘇中二地委。

1949年1月下旬，徐植芳轉押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因他被視為要犯，據說會被押解到臺灣。

章京才被關在13號牢房，他有一雙銀筷子，看守將其截下，不準他帶進牢房。他們據理力爭，奮起反抗。看守所的“犯人”看他倆如此英勇無畏，也紛紛高呼：“不許打人！”看守只得讓步，但是轉而給徐植芳、章京才戴上了腳鐐。

獄中黨的秘密組織，當晚發動各牢房絕食抗議，齊唱《國際歌》，為兩位新難友聲援，并與兇殘的敵人進行斗爭，迫使看守為章京才、徐植芳除掉了腳鐐。

后來，徐植芳、章京才和一位國民黨起義將領擔負起獄中斗爭的組織任務。在“放風”時，他們指派的“案犯”趁看守不備，經過獄門的鐵柵欄邊，把錢遞出去（外面有報童接應），買得報紙，然后由徐植芳、章京才剪下有關內容，秘密分給各牢房傳閱。

三人有時也利用“放風”機會機警地短暫接觸，研究對敵斗爭。獄中生活條件極差，每天兩餐，用破籃子裝少量的飯，外加一鍋放點鹽鹵和幾滴油的“湯”。“案犯”總是半饑不飽，每人只有在“放風”時才能得一杯冷水。

3月中旬的一天，徐植芳等三人精心組織了一場斗爭。晚上，他們向看守提出了要求：改善“案犯”生活條件以及發還章京才的銀筷子。第二天又正式書面提出來。過了兩天，看守沒有答復。

徐植芳他們決定發動絕食斗爭。上午發飯時，看守打開牢房，通知人出來領飯，13個牢房沒有一個人走出來。同時從各個牢房傳出了《國際歌》《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鼓舞人心，震顫敵膽，氣氛熱烈而緊張。下午發飯和翌日上午發飯時均是如此。

敵人慌了，同意派代表來談判。徐植芳等3人作為談判代表，毅然前往與敵人交涉。斗爭取得了勝利。竹籃子換了新的，飯量增加了，有了青菜湯，只有銀筷子還沒有發還。

絕食斗爭勝利后，敵人的報復開始了。隔了兩天，徐植芳、章京才被傳訊，回來時，兩人都被戴上了腳鐐。

隔了一周，兩人又被傳訊，回來時腳鐐都被解除了。難友們心里明白這是將被“處決”的先兆。但兩人泰然處之，聲色如常。

4月上旬一天，徐植芳、章京才被押出牢房，難友齊聚窗口目送他們。徐植芳、章京才昂首離開，即將走出看守所時，兩人回過頭來跟難友們大聲說了“再會”。隨后，兩人在宋公園（閘北公園）犧牲。徐植芳時年2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