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昨天聊了自下而上的治理的許多優點——能調動每一個人的能動性和積極性，讓決策更加趨于理性。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去中心化。
人類社會上萬年來形成的社會結構其實就是強中心化。為什么要強中心化？因為在巨大的自然災害和強敵面前，如果不能形成一種強中心化的社會結構，勢必導致協作不暢、力量分散，難以形成強大的動員能力。所以在面對強敵或自然災害時，社會慢慢形成了讓渡權力、聽命于高度集中管理層的局面。這一點在群居動物中尤其明顯，如狼群、猴群、獅群等，都是強中心化。
可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高度中心化的現象也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弊端。執行單一目標時尚有優勢，可目標一旦復雜多樣，這種高度統一的弊病便暴露出極大的問題。還有更要命的：一旦行為出現偏差，極難修正和糾錯，導致全盤皆輸，沒有扁平化組織的靈活應對和各自為戰的機動性。這就是為什么那么多正規軍在游擊戰的靈活戰術下根本無從應對的原因。
那么，我們都知道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事變，西太后倉皇西逃，北京城以及北方諸省盡皆糜爛。北京城嚴重缺糧，河北等地震災民流離失所，局面一度不可收拾。按照常理，此時的清廷已是油干燈枯，輕輕一撥便會土崩瓦解。可奇怪的是，清廷并未崩塌，甚至后來還迎來了慈禧回鑾，又續命了十余年。這是為什么呢？這個例子就進一步印證了去中心化和地方自治的優勢。
本來滿清以區區幾十萬人統治中國幾億人，他們內心防漢人如防賊的心態，一直處于高度警戒狀態。所以漢人根本不會受重用，漢人被排擠、被邊緣化，是滿人治國的基本國策。然而形勢往往比人強。太平天國在廣西起事，勢如破竹，而當時的八旗和綠營根本不是太平軍的對手。沒有辦法應對來勢洶洶的太平軍，只好權宜之計，讓曾國藩、胡林翼等人辦團練來對抗太平軍。至此，一批漢人趁勢而起，慢慢壯大起來，在朝廷有了舉足輕重的分量。再加上滿人游手好閑慣了，再怎么偏袒也是扶不起的阿斗，難以任事。尤其是危急存亡之秋，滿人一個拿得出手的都沒有——不用漢人用誰？這并非他們突然變得開明了，而是實在沒有辦法。于是一幫“中興之臣”隨即登上歷史舞臺。可這時晚清也已進入風燭殘年，滿清和他的“滿漢全席夢”也不過是秋后的螞蚱。這是后話。
庚子年間，北京一片狼藉，而清廷沒有就此倒掉的最主要原因是：南方各省在清廷的控制力已難以觸及，這些地方的漢族大員實行了東南互保。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為東南各省是大清財富來源最重要的地方，這幾個省不亂，大局就不會亂，國家的根本也可以確保無虞。
慈禧一怒之下向十一國宣戰時，南方的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一看，這不是“老太婆撒潑打滾”嗎？國家之事怎么可以如此兒戲？再加之清廷對這些人的控制力已經和太平軍之亂前不能相比，所以這幾個人才敢說：慈禧的旨意是“矯詔亂命”，他們絕不奉詔，不和全世界為敵。所以他們并沒有和清廷一樣對抗洋人，而是說北方那些人在胡鬧，你們去和他們打，我們不摻和，咱們繼續友好、繼續做生意。這樣才算保住了南方不被戰火荼毒，仍舊可以歌舞升平、歲月靜好。
你看，當一個中心組織的控制力弱化、各地的自治能力增強，在某些情況下并不是壞事。尤其是當高度集中的權力犯錯時，地方自治最大的好處便是能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靈活處理，這樣便避免了整個國家陷入危機。東南互保的例子就是一個極好的權力下放而讓國家因禍得福的案例。本來滿清已無力控制糜爛的大局，可是因為地方上還有很大的財政自主權和行政權，所以在危急之時掌控了局面。這就是為什么秦朝會二世而亡——還是因為權力過于集中，只要中心一潰散，局面馬上無法控制，沒有一個地方有力量去獨撐一面。這是根本問題。
企業治理也一樣，一定要破除“強人治企”的執念，形成一套制度化、有替代方案的治理模式，比強人治企要好到不知多少倍。一定要形成“沒有強人，企業也能治理得很好”的局面，這才是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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