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銀行：萬億城商行的困局與突圍之思

長期困擾其發展的股東博弈與治理內耗，使其陷入“外強內空”的成長瓶頸。

文/每日財報 張恒

在中西部地區眾多城商行“大軍”中，規模位居首位的徽商銀行，近年來遭遇多重困境，正站在發展的十字路口。

合規層面，2025年以來，徽商銀行頻繁受到監管處罰。據公開信息，2025年其機構總計收到的罰單達22張，全年罰沒金額超過1700萬元，2026年僅第一季度又新增5張罰單，并有員工遭受禁業嚴厲處罰，合規管理問題持續凸顯。

股東層面，徽商銀行正呈現內外交困的復雜博弈。一方面，多家央國企股東持續掛牌轉讓股權，進行戰略性退出；另一方面，以“中靜系”為代表的股東與管理層之間曠日持久的控制權爭奪仍在繼續，雙方在分紅、董事會改組等關鍵事項上分歧顯著，直接導致該行股權結構長期不穩。這種內耗不僅使徽商銀行A股上市進程陷入停滯，也加劇了外部股東對其公司治理的擔憂。

近日，面對媒體采訪，中靜系掌門人高央承認公司處境極為艱難，其解決債務的最終計劃，是清倉所持徽商銀行股權。由此可預見，這或將為這場持續多年的股東博弈帶來新的變數。

高管層面也難言輕松，自2005年至今，徽商銀行先后經歷了五位董事長，其中已有三人因涉嫌腐敗問題接受調查。目前人事接續也成另一大問題，該行董事長職位在嚴琛2025年7月辭任后，已空缺逾八個月；董事會秘書一職自廉保華于2025年11月退休后，同樣處于待補狀態。

是什么讓這家萬億級銀行頻頻收到監管重罰？曠日持久的股東內斗如何成為其A股上市之路的“絆腳石”？高層人事的頻繁變動與空缺，又折射出怎樣的治理困境？一系列疑問，指向了這家中西部“城商行一哥”亟待破解的多重挑戰。

股權起起伏伏，

“中靜系”對峙博弈

徽商銀行發展歷程始終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所困擾——那就是持續近二十年的股權治理頑疾。與業內其他頭部城商行普遍由地方財政或國企控股、股權結構長期穩定的常態不同，徽商銀行的股東名單與權力核心，始終在動蕩與博弈中搖擺，這在其同梯隊銀行中堪稱獨一份。

徽商銀行的股權故事，是一部充滿變數的“易主”史。創立之初，合肥市財政局曾是其大股東。2013年，徽商銀行成功登陸港股市場，彼時安徽省能源集團及其關聯方以合計持股約9.47%的份額，坐上了第一大股東的席位。然而，這種由地方國資主導的穩定格局并未持續太久。

早在2007年，以資本運作見長的“中靜系”便與“杉杉系”聯手，通過合資公司入股徽商銀行，開啟了其長達近二十年的資本布局。通過后續在二級市場持續增持、參與增發等方式，中靜系的持股比例不斷攀升。到2015年，其持股數量正式超越安徽能源集團，首次登頂徽商銀行第一大股東。這一變化，為日后曠日持久的股東內斗埋下了伏筆。

權力的天平并未就此定格。2020年，為補充因參與包商銀行重組而消耗的核心資本，徽商銀行啟動近百億定增，中國人民銀行旗下的存款保險基金通過認購成為新任第一大股東，持股11.22%。中靜系的持股比例則被稀釋至10.59%，退居第二大股東。

從地方國資到民營資本，再投入到國家金融穩定基金的懷抱，徽商銀行第一大股東之位的數次易主，清晰地勾勒出其股權結構長期缺乏“定海神針”的尷尬現實。與此同時，包括中糧、馬鋼、中國船舶等在內的多家央國企股東，近年來持續折價掛牌轉讓所持徽商銀行股權，結果卻不盡人意，屢屢以流拍告終。這不僅是響應政策要求退出非主業金融投資，更是市場用腳投票，表達對該行治理前景的擔憂。

如果說股權頻繁變動是表象，那么以“中靜系”為代表的股東與徽商銀行管理層之間持續多年的公開對峙，則是侵蝕該行治理根基的核心癥結。

這場博弈的起點可追溯至2015年，當徽商銀行首次啟動A股IPO時，作為董事的中靜系掌門人高央，以“申報材料存在重大瑕疵”為由拒絕簽字，直接導致上市進程中斷。自此，雙方從“蜜月期”走向公開對抗。

分歧的核心首先聚焦于“錢怎么分”。中靜系作為財務投資者，長期追求更高的股東現金回報。自2016年徽商銀行突然大幅降低分紅水平后，中靜系便連年提案要求提高分紅比例，但相關提案屢遭股東大會高票否決。2026年2月的臨時股東大會上，其提出的中期分紅提案贊成率僅25.55%，再遭挫敗。

在“公司治理”的理念上，雙方更是南轅北轍。高央曾基于《公司法》修訂趨勢，提議取消監事會以精簡機構、降低成本，但該提議因涉及人事安排等非市場化考量而被管理層否決。高央在此次采訪中強調，自己作為“積極股東”，所有提案均依據法規與章程，初衷是推動銀行更市場化運作，但屢遭“各種理由搪塞”。

這場漫長的內斗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最直接的后果是徹底拖累了徽商銀行的A股上市之路。自2015年首次遞交申請至今已逾十年，該行仍處于上市輔導期。最新的輔導報告明確指出，橫亙在其A股大門前的“三重門”包括：中靜系與杉杉系的股權糾紛未決、董事會超期未換屆、職工持股違規待清理。

股東層面的持續紛爭，使得徽商銀行股權結構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這恰恰是監管審核中關注的重點問題。治理內耗不僅消耗了該行發展精力，更向外界傳遞出治理失序的負面信號，影響投資者信心與品牌聲譽。

高管層“前腐后繼”，

治理缺失的惡果

動蕩的股權與激烈的股東博弈，映射到銀行內部管理上，便是高管層令人扼腕的“前腐后繼”。自2005年重組更名以來，徽商銀行共經歷了五任董事長，其中竟有三位因嚴重違紀違法被查處，比例之高在金融業內實屬罕見。

首任董事長戴荷娣，在退休八年后仍被追責，于2022年因受賄罪等被判刑12年。其犯罪行為時間跨度長達18年，甚至延續到退休后擔任其他金融機構獨董期間。

第三任董事長李宏鳴的案件更為典型，其被指控受賄總額超過9000萬元，其中一筆高達8000萬元的“約定受賄”（未遂）曾引發廣泛關注。法院查明，他曾接受商人請托，為其在管理徽商銀行發起的大型基金業務上提供幫助，并約定了巨額好處費。此外，他還因濫用職權，違規批準貸款造成銀行數億元損失。

第四任董事長吳學民則在調離徽商銀行后迅速被查，其問題被指與“靠金融吃金融”、進行利益輸送有關。

實際上，高管腐敗屢禁不止與徽商銀行股東層面的混亂博弈并非孤立存在，二者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要知道，頻繁更迭且缺乏有效制衡的股權結構，是難以對管理層形成穩定、有力的監督，為權力“尋租”留下了灰色空間。

如今，徽商銀行仍面臨董事長職位空缺逾八個月、董事會秘書待補的治理真空。而另一頭，深陷80億元債務泥潭的中靜系，正將清倉所持全部徽商銀行股權視作最后的救命稻草，與各類潛在買家密集談判。

這場持續近二十年的博弈看似臨近終局，但無論股權最終花落誰家，如何從根本上構建權責清晰、制衡有效、運行穩健的現代治理體系，修復被長期內耗與腐敗重創的信譽根基，仍是徽商銀行必須直面并解答的頭等大事。

經營質效穩中有進，

長期成長性面臨考驗

令人比較欣慰的是，盡管陷入內外交困局面，但一直以來，徽商銀行業績和規模皆還處于上升通道，最新經營表現也展現出一定的韌性。

2025年財報數據顯示，去年全年徽商銀行實現營業收入376.7億元，同比增長1.18%；歸母凈利潤165.25億元，同比增長7.21%。規模實現高速擴張，截至2025年末，資產總額達2.33萬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5.51%；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1.13萬億元，增長12.80%；客戶存款總額1.26萬億元，增長11.17%。

資產質量方面，徽商銀行2025年末不良貸款率達0.98%，較上年底下降0.01個百分點，已降至近5年新低，且核銷及轉出規模明顯下降，意味著大額不良可能已經基本出清。撥備覆蓋率278.79%，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9.89%，撥備及資本水平處于行業中上游，抵御風險、內生資本補充能力較強。

只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去年徽商銀行高達近16%的資產增速，并沒有大幅反哺于業績，營收僅增長1%左右，創收動能稍顯不足，說明該行手握大量資產，卻無法高效轉化為巨量收益，從而形成典型的“以量補價”態勢。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態？

首先來看這些資產的構成。客戶貸款占據主力，增幅12.8%，占比48.6%；其次是金融投資資產，報告期內總額達9513.71億元，同比大幅增長23.29%，占比提升至40.9%。金融投資資產增速遠高于貸款增速，說明徽商銀行資產配置邏輯調整，正從傳統的“放貸”轉向“在金融市場投資”。這背后反映出在實體經濟貸款需求不足環境下，該行或意識到放貸風險高、收益低，轉而通過買賣債券等金融資產來賺錢。

從貸款投向來看，2025年徽商銀行將超六成（占比62.07%）投向了對公業務，約三成（占比29.29%）投向零售端，且對公貸款和零售貸款余額均較上年度有所增長，前者增速（11.81%）與后者（11.13%）相當，非常接近。

徽商銀行的業務策略展現出清晰的聚焦性，其對公司客戶的業務布局緊密圍繞地方發展需求展開。在2025年的對公業務構成中，涉及基建及相關領域的幾大產業板塊——如商業與服務業、公共事業、能源及化工等——合計占比已超過37%。這一顯著結構反映了該行與區域經濟建設的深度綁定，也意味著其資產結構與安徽省內的經濟增長和投資節奏高度協同，從中獲得了穩定的業務支撐。

零售業務上，徽商銀行的零售轉型戰略在2015年前后正式啟動，從過去倚重對公業務的傳統模式，主動向財富管理、互聯網信貸等更具成長性的零售金融領域拓展，旨在優化收入結構并提升客戶價值。財報顯示，截至2025年末，該行個人財富管理業務規模達2166.53億元，同比增長14.13%，全行財富客戶數131.55萬戶，同比增長14.49%；個人消費貸余額達到了1591.84億元，增幅7.02%，個人經營貸余額711.81億元，增幅7.1%。

不難發現，徽商銀行貸款投放邏輯，與其他銀行很不一樣。要知道，2025年多數銀行出于對居民收入預期不足和把控零售不良風險擔憂而審慎選擇零售貸款的投放，不少銀行的個人貸款余額都有不同程度收縮，但徽商銀行卻是業內為數不多還加大了對零售貸款投放力度的銀行。

這是因為，相較于對公貸款的穩定、風險低和收益也偏低的特點，零售貸款往往具備高收益屬性，可以帶來可觀的利息收入。不過，盡管徽商銀行零售業務占比提升明顯，但近年來受市場利率下行、存貸款定價博弈等因素影響，該行也在持續面臨生息資產收益率下行與付息負債剛性成本的雙重擠壓。

財報數據顯示，2025年徽商銀行生息資產收益率為3.31%，同比下降52個基點；計息負債成本率1.88%，同比下降31個基點。成本端的降幅要遠遠小于收益端的降幅，這就為息差持續下行帶來了顯性壓力。同期末，該行凈利差降至1.31%，同比縮減18個基點；凈息差降為1.49%，較上年下滑了22個基點。由此帶來的影響是利息凈收入增長不及預期，2025年僅同比增長1.13%至289.13億元。

中間業務上，其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表現也并不好，面臨下滑壓力，2025年錄得27.35億元，同比下降4%，在營收中的占比也從2021年的12.41%下降到2025年末的7.26%。

主要子公司層面，徽商銀行主要有徽銀理財和徽銀金租兩家，不過還有待進一步培育。截至2025年末，徽銀理財理財規模達2365億元，較A股上市銀行的中頭部理財子公司規模差距較大，排名相對靠后。徽銀金租表現則相對較好，資產規模接近800億元，穩居城商系第一梯隊，銀租一體化業務達164億元，創歷史最好水平。

為彌補主業及中間業務收入不足，正如前文所言，徽商銀行加大了更賺錢的金融投資業務，成效也是立竿見影。2025年實現金融投資凈收益33.02億元，同比大漲56.86%，促使其他非息凈收入增長4%，成為支撐業績增長的關鍵。但這部分收益受市場波動影響大，不穩定。

經過上述分析，2025年徽商銀行出現“資產猛增、營收微漲”的“以量補價”現象，核心原因是其最賺錢的主業——存貸利差大幅縮水，導致規模擴張帶來的收入，大部分被利率下降“吃掉”了。

做個比喻，就像是開了一家店，雖然貨（資產）進得越來越多，但每件貨的利潤（息差）越來越薄，總銷售額（營收）就難有大增長。而為了讓業績好看，徽商銀行不得不靠多進貨（如加大對收益更高的零售貸款投放）和做一些副業投資（金融投資）來湊利潤。

整體來看，徽商銀行憑借其在區域內的主導地位，在資產與負債規模上構建了穩固的基本盤，展現出了扎實的生存韌性。然而，長期困擾其發展的股東博弈與治理內耗，無疑消耗了本可用于業務拓展與風險防控的寶貴資源，使其陷入“外強內空”的成長瓶頸。未來，能否從根源上理順公司治理，將規模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的競爭優勢，是決定這家萬億級城商行能否突破當前困局的關鍵所在。

丨每財網&每日財報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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