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聽蔣介石十二年的上校回憶：老蔣最厭惡的就是白崇禧和女接線員

王正元于1928年正式投身行業，學習手搖電話操作技藝，之后轉入國民政府交通部系統，持續從事電信事務處理工作。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交通部長俞飛鵬親自指派他專門負責蔣介石的電話通信事宜。

自該年起，王正元先后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電話監聽員、侍從室電話監聽專員，后晉升為陸軍總司令部和總統府軍務局的上校電話監察官。他恪盡職守，在此崗位上兢兢業業工作了整整十二年，直至1949年。其主要職責為管理蔣介石本人以及國民黨軍政機關的電話轉接與監聽工作。

彼時，電話技術正處于過渡階段，自動撥號機對于許多人而言尚屬新鮮事物。蔣介石于武昌辦公期間，曾試用過這種五位制撥號電話，然而他在操作過程中卻總是狀況頻出。

黃如祖偕同湖北電政管理局局長朱一成等人前往處理，在查閱撥號記錄之后發現，主要問題在于使用方法有誤。但在當時的環境下，無人膽敢直接指出委員長操作不當，故而只能提出解決方案，即為蔣介石單獨鋪設一條專用線路，從而徹底避免電路擁塞的困擾。

然而，新問題接踵而至。武漢的電話號碼為五位，而蔣介石時常僅撥四位便停止操作，尤其是遇到9、8這類較大數字時，尚未撥完便松開手指，最終導致要么撥錯號碼，要么無法接通。在經歷數次波折之后，他索性下令拆除辦公桌上的自動電話機，重新換回手搖式電話機。

手搖機用起來，蔣介石這邊一搖把子，王正元他們控制臺的信號燈就亮起，立刻幫他聯系對方，等對方先拿起聽筒等著，再通知蔣介石來接聽。市內電話也好，長途也好，全走這條專線，操作上確實省事多了。

王正元和白堉、徐士元三個人從此輪流值班，一天二十四小時守在崗位上，一刻不敢離開。林蔚親自下命令任命他們當電話監聽員。

蔣介石的日常作息他們掌握得清清楚楚，早上散步的時間、禱告的時間、午睡的時間，還有跟宋美齡一起出游的時間點，全都提前知道。每次蔣介石出巡外地，只有王正元一個人跟著，其他副官就通過電話和他保持聯系，確保線路隨時準備好。

蔣介石打電話時的稱呼方式很有講究，完全看對方和他的關系遠近。對宋美齡他用Mrs來叫，對方回稱介兄。他自己一般自稱我是委員長，只有對李濟深、程潛、孔祥熙等極少數人，才說我是介石啊。

程潛耳朵有重聽毛病，長途電話里蔣介石就加大聲音反復喊我是介石啊。對陳誠直呼辭修，對薛岳叫伯陵，對張治中叫文白，對林蔚叫蔚文。對孔祥熙叫庸兄，孔祥熙回叫介弟。

對何應欽、李宗仁、張群、商震這些人，在字后面加個兄字，比如敬之兄、德鄰兄、岳軍兄、啟予兄。對李濟深、程潛這些人，則在字后面加先生二字，比如任潮先生、頌云先生。

唯獨對于白崇禧，蔣介石的稱呼方式截然不同。自始至終，他僅以官職稱呼白崇禧，諸如白副總長、白部長、白司令官等，從未使用“健生兄”這類帶有私人情誼的稱謂。在長達十二年的時間里，這種稱呼方式未曾改變，與他對待其他高級將領的態度形成了顯著區別。

白崇禧在國民黨高層中地位頗高，然而蔣介石在電話交流時始終秉持公事公辦的口吻，王正元對此感受最為深切。

蔣介石極為排斥由女接線員轉接電話。1935年，南京首都電話局總工程師汪啟堃作出決策，將所有男話務員替換為一批年齡在十六七歲、高小或初中畢業的女生，這些女生經過短期培訓后便正式上崗。

然而，蔣介石操著一口濃重的寧波官話，這些話務姑娘難以理解其語義，故而時常需要反復詢問通話類別與對方姓名，這令蔣介石頗為煩躁，有幾次直接掛斷了電話。

1937年淞滬戰役激戰正酣之際，這一問題引發了嚴重后果。當晚約九時許，蔣介石欲與蘇州的顧祝同總司令通話，女話務員依照常規詢問是普通通話還是加急通話，然而接通后卻發現對方是朱紹良總司令。由于軍令未能及時傳達，致使重要事務延誤。

交通部長俞飛鵬獲悉此事后，即刻召集電政司幫辦陶鳳山與首都電話局局長朱一成開會研討。經商議，決定挑選可靠的男性電務人員專職負責此項工作。自那時起，白堉、徐士元和王正元三人開始實行二十四小時輪班制，專線工作自此步入穩定運行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