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藏數萬件中國國寶的博物館，要倒閉了？

暗紅色的彩陶蓋子上，雕刻著一張生動的人臉，怒目圓睜，表情肅穆，鼻梁高挺，黑色花紋增添了尊貴之氣，也有一絲抽象和古樸。它來自五千年前的中國，一直陳列在瑞典的東亞博物館中。

但包括這件珍寶在內的類似的文物，在今后一段時間，恐怕很難在公眾眼前出現了。根據瑞典《每日新聞報》報道，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總館長布里塔·索德奎斯特不久前宣布，由于房屋租金大幅上漲，決定在2027年關閉旗下四座博物館中的兩座：東亞博物館和地中海博物館。

這一消息，在以博物館文化聞名的瑞典引發震動。瑞典漢學家歐拉·黃用“瘋狂”二字形容這一事件，認為政府必須介入此事，不能坐視不管。也有四千多名網友在網上簽署了請愿書，請求不要將兩座博物館關閉。

在可能關閉的兩座博物館中，東亞博物館是中國人尤為關心的一座。它的館藏文物超過10萬件，其中80％到90％來自中國。更為特別的是，博物館中絕大部分的館藏背后還有一段特殊的故事。因此，這樣一座具有特殊意義的博物館一旦關閉，大量中國文物的命運，也將陷入迷霧之中。

對此，瑞典漢學家羅多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與瑞典皇家文史科學院教授霍坎·米勒等人已聯名發表文章，呼吁相關方面重新評估相關的租金政策。而在這挽救博物館的聲浪中，瑞典官方至今沒有給出明確的態度，人們也無法得知東亞博物館未來的命運。

瑞典東亞博物館中國展館 （圖/網絡）

高房租擠走博物館？

登上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船島，找到那座始建于18世紀的明黃色建筑，就找到了著名的東亞博物館。走進其中，人們可以欣賞到新石器晚期的絢麗彩陶，商周、戰國時期的青銅器，還有數十萬本中國古代典籍，感受中國古代文化撲面而來的震撼。目前，東亞博物館由于修繕原因暫時關閉，計劃在2026年秋天重新開放，但如今，重開的承諾似乎無法兌現了。

對于東亞博物館面臨的關閉風險，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方面有不少苦衷。館長布里塔·索德奎斯特稱，2026年2月初，她突然得知，負責管理瑞典文化遺產的機構瑞典國家財產委員會上調了世界文化博物館旗下民族學博物館的租金，租金的上漲幅度高達57％。該委員會還指出，未來，同屬世界文化博物館旗下的東亞博物館、地中海博物館的租金也會上漲。而她馬上就要在3月提交所有博物館的預算，問題迫在眉睫。

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在中國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獲得的人頭形彩陶器蓋。圖/藝術互動

綜合評估之下，索德奎斯特只能做出“斷臂”的抉擇。在她看來，旗下四座博物館的經濟負擔一直很重，如果房租再上漲，世界文化博物館將無法同時負擔所有博物館的運營。而根據測算，房租上漲后，如果政府每年能夠多提供3500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2554萬元）的補貼，那么原本的運營方式還能繼續下去，但政府并沒有伸出援手的意愿。

而瑞典國家財產委員會的漲價，似乎也有自己的理由。該機構在官方網站的說明中提到：長期以來，他們的房租定價一直低于市場水平，并不符合市場化運營的規律，這是他們提出大幅漲價的原因。而且，該機構沒有進行補貼或者資助的權力。在他們看來，博物館想要獲得資金支持，應該去爭取國家預算或者議會撥款，而不是向他們訴苦。

這不是東亞博物館第一次面臨關停的命運。早在2016年9月，時任世界文化博物館負責人安·福林就曾提議關閉東亞博物館，將其與民族志博物館、地中海博物館合并。當時，她給出的理由也是“沒錢負擔”。后來，因為遭遇了強烈抗議，博物館才得以幸存至今。

而現在，危險似乎真的來臨了。這一次，一些政界人士也開始為東亞博物館積極發聲。斯德哥爾摩市反對黨領袖揚·約翰松稱，如果城區租金太高，兩座博物館可以考慮搬遷到郊區，但絕對不能選擇一關了之。他強調，斯德哥爾摩是享譽北歐的文化之都，政府相關機構卻要主動提高租金，逼迫文化機構搬遷、關停。這樣的做法，對城市的文化吸引力是一種打擊。

盡管世界文化博物館方面已經保證，無論結果如何，東亞博物館、地中海博物館的館藏都會被完好保存，但人們依然對這些文物的去向憂心不已。目前，瑞典官方對這件事的態度還沒有最終塵埃落定。

與中國考古學的“緣分”

100多年前的一天，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第一次來到中國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面對著厚厚的黃土層，他感到自己的心臟在狂跳。他伸出手，感受土壤的松散、碎裂。很快，他發現土壤中布滿了陶器碎片，花幾分鐘的時間，他就找到了一片繪制著黑色花紋的暗紅色碎陶片。這一切讓他覺得簡直“不可想象”。他也確定，這片土地上將有重大發現。

安特生與中國考古學、中國文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他是東亞博物館的奠基人和首任館長。如今，東亞博物館內那些令人牽掛的核心館藏，很多都是他千里迢迢從中國寄回的。而他在中國的考古研究活動，他與文物之間千絲萬縷的緣分，背后也有一段傳奇、曲折的歷史。

1914年，學習地質出身的安特生應北洋政府之邀，來中國擔任“農商部礦政顧問”，任務是替中國人“找礦”。他一邊研究礦產問題，一邊到山西、北京等地收集古生物化石，收獲頗豐。慢慢地，安特生的研究興趣從古生物轉向了古代人類文明，考古活動中的豐富證據讓他確信，他能在這個領域有重大發現。

位于斯凱普霍爾門島的瑞典東亞博物館(黃色建筑) 圖/東亞博物館網站

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劉長山在河南澠池縣發現了大量陶器。此后，安特生前往考察，確定了彩陶和石器的存在。1921年10月，安特生和地質學家袁復禮、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等人共同對仰韶村遺址展開發掘。他們在17個發掘點，約30萬平方米的空間中，發現了大批令人震撼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骨器、陶器和蚌器。

很快，這個遺址被命名為“仰韶文化”。在這一過程中，安特生向合作的中國學者傳授了科學、嚴謹的工作手法，為中國的考古學建設打下了基礎。很快，在“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的安排下，安特生主導了甘肅等地的考古調查，“馬家窯文化”“齊家坪遺址”等遺址相繼被發現。

到了1925年，安特生和中國的合作告一段落，他手中的文物如何處理也成了問題。雖然安特生在中國的活動得到了授權，但這些文物并不能歸屬他個人所有。除此之外，他的活動還得到了瑞典“中國研究委員會”的資助，“中國研究委員會”的主席，正是考古學專業出身、對中國文物極度狂熱的瑞典王儲古斯塔夫六世。因此，瑞典方面也希望能占有這批在中國發現的文物。

最終，古斯塔夫六世和“中國研究委員會”提出了一個計劃。他們建議，安特生將各個遺址中挖掘出的人類遺骸全部留給中國，而他在中國獲得的陶器、動物骨骼等，可以先運抵瑞典進行描述、研究。待研究工作完成后，瑞典方面會將安特生藏品中的“最多一半”寄還給中國。此外，瑞典還保證，將創建一個關于中國文物和藝術的博物館，將分得的中國文物傳承下去。

從現在的角度看，這個計劃有損中國人的利益，也并不公平。但在當時，中國剛剛建立起自己的考古學科，沒有能力獨立發掘和研究文化遺產，沒有相關的文物保護法，更沒有對文物的話語權。最后，“中國地質調查所”與瑞典簽署了協議，同意在未來將安特生的收藏平分。

負責操辦返還文物問題的安特生并沒有食言。回到瑞典，他就投入了文物的整理與博物館的籌建工作。1929年，安特生擔任館長的“遠東古物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其中的第一批珍貴藏品，就是安特生帶回的約3萬件未修復的陶器、陶器碎片。而這座博物館，就是如今的東亞博物館的前身。

從1927年到1936年，安特生先后7次將1300多件文物返還給中國，返還的文物典藏在“中國地質調查所”下屬的“地質調查所陳列館”。可惜的是，抗戰爆發后，中國大地陷于戰火，安特生返還的絕大多數文物已經不知所終。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他的身份也變得模糊。

上圖：東亞博物館展廳展出中國古代繪畫，中間一幅為北宋畫家易元吉的作品。(圖/網絡)

下左：瑞典東亞博物館展廳內展出半山文化墓葬場景復原。（圖/網絡）

下中：瑞典東亞博物館館藏中國陶制墓葬俑 圖/東亞博物館網站

下右：青銅琺瑯杯，出產于中國宣德年間。圖/東亞博物館網站

幸運的是，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安特生當年返還給中國的文物還是現出了蹤跡。2005年，在中國地質博物館的藏品庫中，工作人員發現了三個重量明顯輕于礦石標本的箱子。最終，他們在箱子中找到了一些古陶器碎片。經過核對，研究者證實，這些文物應該是當年安特生和“中國地質調查所”聯合發掘、留在中國的成果。而箱中“混進”的一件寫有特殊編號的陶器碎片，就在安特生返還給中國的文物清單上。

為何這些陶器、碎片會出現在北京？事實上，如今的中國地質博物館，前身就是創立于1916年的“地質礦產陳列館”，也是安特生返還文物的接收機構。抗戰期間，“地質礦產陳列館”的館藏在北京、重慶等地分別保存，戰后又在北京重新合并。這些館藏，成為中國地質博物館的藏品基礎，也是安特生文物可能出現在中國地質博物館藏品庫中的原因。

近年來，還有一批安特生返還文物的近況在南京被公布出來。2024年，徐建清主編的《遠古之孑遺——南京博物院藏安特生考古資料》出版，書中指出，南京博物院一直存有300多件安特生考古所得的石器、陶器，但長期以來沒有整理。后來，在整理、研究的過程中，中國地質博物館原常務副館長曹希平判斷，這300多件文物中有28件陶器，應該是安特生返還文物中的一部分。此外，南京地質博物館內也有少量安特生文物。

借著這些模糊的信息，人們也只能推斷出，安特生文物出現在南京的原因，與抗戰爆發之前，“中國地質調查所”曾帶著“地質礦產陳列館”的部分收藏遷往南京有關。而安特生的經歷也能證實，他曾在1936年11月來到中國親自送還文物，參加活動，還在南京“中國地質調查所”見到了自己早年采集的仰韶文物。

活成“孤本”的瑞典東亞博物館

瑞典與中國簽訂的文物協議，客觀上讓中國考古學界開始有了明確的權利意識。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與袁復禮在山西南部發現了夏縣西陰村遺址。當時，李濟的考古工作受到了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資助，但他堅持與對方簽訂協議，約定發掘工作必須由中國學者主持，發掘出土的文物也必須全部留在中國。

此后，中國學術界開始在考古行動中采取各種方式，避免文物外流。1927年，北京大學聯合多家機構組成“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協會規定，外國人來華考察應該以團體的方式進行。該協會與來“考察”的瑞典人斯文·赫定簽訂協議，讓他保證將考察得來的文物留在中國。

到了1930年，中國第一部文物保護法《古物保存法》誕生，明確規定“地下埋藏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歸國有”。但在亂世之下，大量中國文物依然在戰亂中消失無蹤，或由于各種原因流落在海外的藝術館、博物館和收藏家手中。于是，放眼世界，以協議的形式大規模收藏中國文物的博物館，幾乎只有瑞典東亞博物館這一家。

如今，東亞博物館與它所收藏的中國文物一起，度過了近百年的時光。1939年，安特生退休，他和東亞博物館的繼任館長、漢學家高本漢一起，繼續投入對中國的研究。他們也在瑞典培養了一些中國文化的傳承人。高本漢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學生中，就有馬悅然、林西莉等一批對中國極為了解的漢學家。

曾與中國簽署文物協議的瑞典王儲古斯塔夫六世，在1950年加冕成為瑞典國王。他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國文物。1959年，古斯塔夫六世把收藏的2000多件中國文物贈予了瑞典東亞博物館。1963年，東亞博物館搬遷至船島的地址，這個位置，與古斯塔夫六世所在的王宮相距不遠。很多人認為，這個安排，是因為國王希望隨時都能看到他熱愛的中國文物。

后來，安特生、高本漢和古斯塔夫六世相繼離世。瑞典東亞博物館也經歷了幾位“中國通”的管理，他們始終關心著這批文物的命運。2002年，東亞博物館曾聯系過中國方面，公開尋找安特生返還文物的下落。2004年，時任東亞博物館館長、人類學家、考古學家馬思中，還將博物館收藏的一匹非法流入瑞典的陶馬返還給了中國。

這些專業學者對博物館的管理，如今都變成了歷史。近年來，東亞博物館的管理者不太了解中國文化，有能力守護博物館的人已經失去了話語權。因此，博物館的命運會陷入今日的僵局，也算是意料之中。正如2016年那場拯救東亞博物館的行動中，馬悅然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如今，瑞典方面把來自不同文明的博物館“混搭”在一起管理的行為，聽起來似乎符合“多元主義”的精神，但本質上只是一種簡單粗暴的管理方式，缺乏對文化本身的深刻了解。

但也許，人們還是可以期待，這批中國文物在將來仍然有機會出現在公眾眼前。也許人們會找到一種更合理的形式，去守護珍貴的文化遺產。

參考資料：《從極地到中國——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傳》，作者揚·魯姆嘉德，譯者萬之，文物出版社；《正業居學：李水城考古文化論集》，作者李水城，上海古籍出版社；《穿越歷史的迷霧：仰韶文物現身記》，央視《探索發現》

發于2026.4.20總第1232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館藏數萬件中國國寶的博物館，要倒閉了？

記者：仇廣宇

（qiuguangyu@chinanews.com.cn)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