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在被“退休”后，還活了七年，這段時間他怎么度過的？

1964年10月15日清晨，莫斯科的氣溫已低到零度以下。前夜在克里姆林宮被“擠兌”出局的人坐進黑色小轎車時，還以第一書記的慣性伸手去找雪茄，才猛地想起，口袋里連打火機都被收走了。

車子一路向西，駛向首都郊外。目送車窗外的白樺林倒退，他開始盤算未來：無權可使，也無事可做，余生怎么熬？到達庫恩采沃別墅后，迎接他的不再是列隊的衛兵，而是兩名沉默的警衛——他們的任務不是守衛，而是監視。

官方的“關照”倒也體面：月給500盧布，外加別墅、司機和一輛進口小轎車。可三天后，豪車被開走，換成加里寧汽車廠的中檔轎車；再過幾周，中檔車也不見了，只剩一輛跑冒滴漏的二手嘎斯24。赫魯曉夫摸著掉漆的車門，只是干笑。

物質的落差還算其次，心理的寂靜才要命。昔日門庭若市，如今電話零星作響，多半是國安機關例行通話。他拎起聽筒，又聽見“嘟——”一聲掛斷，無人敢寒暄半句。他對兒子謝爾蓋說：“得學著跟寂寞做鄰居。”

頭兩個月，他幾乎整晚睜眼到天亮，靠鎮靜劑才能勉強瞇一會兒；白天又無精打采，早餐端上桌，牛奶皮還浮著熱氣，他卻連勺子都懶得碰。種種跡象惹得醫生擔心，他干脆把醫囑當耳旁風：“怕什么，心臟還跳著呢。”

轉機來自散步。別墅周圍有條兩公里長的小路，森林厚得像堵墻。起初他只是無目的亂轉，漸漸地，散步變成固定節目：早八點、午后三點、入夜前各一圈。有意思的是，散步時他總抱著一臺全波段收音機，最愛調到曾被自己封殺的“自由歐洲電臺”。

收音機之外，他又迷上小說。《日瓦戈醫生》被列為禁書時，他一聲令下讓印好的樣書全部銷毀。如今暮年重讀，他像發現寶藏，反復圈點。家里人看他興致漸濃，悄悄托朋友弄來更多西方文學，“別墅圖書角”很快堆得滿墻。

院子里有幾畦蔬菜，閑來無事，他親自翻土、澆水，不讓仆人插手。遇到記者暗訪，他聳聳肩：“我在做蘇聯最貴的黃瓜。”話一出口，連自己都笑。笑聲卻常被風吹散，周圍的KGB暗樁聽得一清二楚。

1967年春天，一個念頭開始發芽——寫回憶錄。他明白政治生命已成往事，但若不把那十一年寫下來，自己便真成了“一抹煙”。女兒柳德米拉支了招：“爸爸，用錄音機吧，省力氣。”于是，嶄新的“奧林匹亞”磁帶機被擺上餐桌，他對著話筒娓娓道來，偶爾拍案大笑：“這段不能刪，太精彩！”

錄音帶很快成捆。護衛報告上級，克格勃搜來，以“防泄露國家機密”為名收走全部磁帶和手稿。赫魯曉夫忍氣吞聲交了出來，卻早留了備份。經過多次暗中補寫，他把最終稿托人塞進外交郵袋，漂洋過海抵達美國——1970年，《赫魯曉夫回憶錄》在紐約付梓，引起轟動。

出版消息傳回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拍案而起，但除了一紙嚴厲通報，并無他法。畢竟當局此前對赫魯曉夫的“軟禁”并無法律依據，真要追責，反而多生枝節。被削弱已久的老人這時倒顯得從容不迫，他在家門口對著寒風說：“總算有人聽我說話了。”

1971年9月11日午夜，他突發心梗，醫生趕到時，血壓已如斷線風箏。臨終前，他低聲嘟囔一句俄語，“Жизнь смешная”（活著真是可笑），隨后陷入昏迷。兩天后，塔斯社發出短訊：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病逝，享年77歲。

葬禮定在9月13日，新圣母公墓。沒有國葬儀式，沒有莊嚴的紅場哀樂，只允許百余名親屬、舊部參加。靈車緩緩駛入墓園時，莫斯科正下著秋雨，綠軍大衣的士兵抬棺進墓穴，伴奏只是一支簡短軍號。蘇共中央送來一個花圈，紅緞帶上寫著八個字——“蘇維埃政黨謹致哀悼”。

墓碑落成后，曾有人感慨：在紅場長眠的是一排排領袖和先烈，而這位統治蘇聯11年的前任，卻孤零零地躺在城郊。他的名字在官方教科書里被刪改多年，可夜深人靜，仍有人悄悄翻開那本回憶錄，尋找另一種版本的“赫魯曉夫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