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多爾袞在狩獵時猝然離世，清史研究：多爾袞之死另有蹊蹺

1644年三月末，北京紫禁城的城門尚在炮火余煙里顫抖。崇禎自縊不到半月，山海關外，三十二歲的多爾袞伏案聽密報，剛剛與吳三桂訂盟放關。誰能料到，六年后，這位威震華北的滿洲貴胄會在盛京南郊的冰雪獵場轟然墜馬，給自己戛然而止的生命涂上一層難解的疑霧。

提起多爾袞，大多數人首先想到“清入關”的天字號功績。短短數月，他率八旗鐵騎直搗京畿，扶七歲的福臨即皇位，自己卻在朝堂上坐到萬人之上的攝政席。衣冠與皇帝齊備，禁軍擂鼓先為他起號，這等榮耀讓同儕側目，也在幼帝心中埋下荊棘。

多爾袞的本領一半源自祖傳弓馬，一半靠個人權謀。少年時能挽三石硬弓，成年后更迷戀冬狩。滿洲貴族把獵場當成露天校場，箭矢呼嘯、馬蹄碎雪，是血脈與權威的雙重展示。對多爾袞而言，每次出獵都是在宣示“我依舊強悍”，同時提醒文武百官：攝政王的箭矢依舊能夠決定生死。

正因如此，順治九年起，多爾袞的張揚漸漸引起猜忌。他接連改制親軍營，封賞同族，連年擴充府第。朝中老成一面搖頭，一面揣摩風向；太后布滿涵養的眼神里，警戒之火悄然升騰。順治十一年九月，內閣送呈御前一紙諭旨：“攝政王當戒逾典之儀。”字數寥寥，鋒芒卻足以劃破空氣。

11月初，多爾袞突然請求北上行獵，目的地是熱河喀喇城外。按照慣例，攝政王外出當攜數百親兵，此次隨行卻只帶三十余騎。臨行前夜，隨侍的范文程輕聲提醒：“王爺，冰面未硬，慎行。”多爾袞拍馬鞍笑道：“弓馬在手，區區風寒奈我何！”

12月初八，朔風卷地，雪浪翻飛。多爾袞身著黃貂裘，率幾騎追逐一頭梅花鹿。烈馬突然踏進暗坑，他被拋起，胸口重重著地，口噴鮮血。護軍急救無及，片刻殞命，時年39歲。官方檔案記錄為“狩獵墜馬暴斃”，似乎一錘定音。

疑竇卻從未停止。首先，攝政王離京時已“癘氣攻胸”，為何堅持出獵？其次，護衛日記在事后盡被收繳，外人難窺細節。最后，死訊傳回京師未及四旬，朝廷即下詔撤其王號、抄沒王府財產，動作之快引人遐想。

進入21世紀，遼寧與北京檔案館陸續公布滿文奏折。學者在《滿文老檔》中發現一頁急遞： “都統佟圖賴奏：攝政王痰膈日甚，騎射后喘急猝卒。”此件系軍機處內檔，未見公開發表，字里行間更看重“舊疾復發”，對“他殺”只字未提。

醫療角度亦能補充說明。多爾袞早年遠征察哈爾、錦州時受過胸部重創，順治八年又因“寒疾”兩度輟朝。嚴冬狩獵需長驅猛沖，寒風夾雪灌肺，稍有氣血不調便可能引發突發性心腦血管事故。清宮《太醫院醫案》曾記錄同類“騎射猝厥”，多咳血、面晦黑，與多爾袞身故情形如出一轍。

然而，政治清算的節奏同樣不容忽視。多爾袞生前擅易朝典，曾將“親王”袍色改為明黃，私設御用鑾輿，又把順治年號暗換為“承運”。這些行徑均載于宗人府案卷。若攝政王善終，朝廷拿何以平息怨氣與恐懼？因此，死后褫奪封號更像對既成事實的補救，而非謀殺的尾巴。

再談可能的毒手。清代暗殺多用砒霜或輕粉，與墜馬外傷難以混淆；若隱秘行刺，再偽造騎馬事故，則需瞞過數十名親兵與御醫，風險高到近乎不可能。更何況，事發地距北京二千里，信息傳遞靠急驛，任何陰謀要協同多方，難度倍增。

回看資料，最常見的說法是腦溢血。驟寒、疾馳、舊傷，再加長期的壓力與飲酒，都可能成為導火索。墜馬只是癥狀爆發的瞬間，而非主因。若真有陰謀，也只能“借刀殺人”，把病體當刀。

多爾袞死后，直隸總督、兵部侍郎接旨火速整飭其部屬；其弟多鐸次年亦歿，睿親王府門庭冷落。康熙十八年，距離事發已三十載，新帝下詔昭雪，字里行間只字不提“謀害”，卻細數其開國之功，可見朝廷對死因已有定論。

今天去他的陵址，只余斷碑殘土。草木掩映間，獵馬嘶鳴仿佛仍在耳邊。那場冬日墜馬究竟是舊疾還是暗算，或許已與北風一并逝去，但多爾袞留下的輝煌與爭議，卻在每一次檔案的翻檢中反復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