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989年間，李政道、吳瑞（Ray Wu）、William von Eggers Doering和陳省身（Shiing-shen Chern）通過物理、化學、生化、數學四個中美博士生考試與申請項目（China-US PhD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s, CUS-PhD-EA）選派1700余人赴美攻讀博士，培養(yǎng)了大批頂尖人才。該系列訪談旨在通過展示這些校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對中國乃至全球發(fā)展所做出的集體貢獻，彰顯這些項目不僅對中國，也對全球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徐依協出生于1951年，是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的外孫女。1979年，徐依協參加了PRE-CUSPEA，隨后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2000年代后期，她回國加入中國半導體制造龍頭企業(yè)中芯國際(SMIC)擔任資深專利總監(jiān)，為國內芯片產業(yè)的技術自主與安全保駕護航。

我的中文名字叫徐依協，常用名是Emily Xu，這幾十年來在美國工作。我參加了1979年PRE-CUSBEA的考試，1980年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這件事對我來說這是一個人生很大的跳躍。我小的時候是很喜歡科學的，但是在初二的時候，我在陜西省延安市的一個生產隊，盤龍公社的一個很窮的生產隊做了知識青年，在那里插隊了5年，學校停辦。我自己覺得這樣下去是不對的，然后就開始一個計劃，從數學開始，然后讀物理和化學，同時讀古文學英文，然后就這樣渡過了五年時間。

1973年可以考工農兵學員，1976年畢業(yè)分配的時候，把我分回到延安去教小孩，我就回到了延安市，等待分配的時候，中國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所以我就回到了北京，我在北京師范學院做助教，當時都是工農兵學員，根本就沒有學過量子力學。1977年的時候，在高考的同時有一個考研究生的項目，考中國科學院高能所的研究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導師叫張宗燁，她是學核理論物理，她們一家兄弟姐妹，都在中國歷史上做了非常多的貢獻，然后我就選了她作為我的導師，就這樣進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生活也很困難，但大家非常的努力，我的同學從41歲到19歲，整個跨度非常大，但是每一個人都非常努力。這個時候，李先生就到了中國科學院，在科學大會堂講場論和統計物理。這個事對研究生參加李先生這個講課是非常激動的，一共講一個月，大概一個禮拜講兩堂，基本上是上午講，1000多人在會場上聽，所以會場水泄不通。然后他要求學物理的學生，輪流每天跟他一起吃中飯，是12個人坐著一個大桌子。有一次機會我是跟李先生，也問過李先生還有多少女物理學家。李先生講了居里夫人的故事，還有梅爾夫人的故事，她們倆都是得諾貝爾獎金的，當時全世界的歷史上，只有兩位女物理學家得過諾貝爾獎，其實到今天可能也就只有5位，實際上還是鳳毛麟角，所以對我來說鼓勵很大。

當時我們這屆考CUSBEA的時候，我們并不知道有這么一個公開的考試，考了三天，基本上是經典力學，電磁學和量子力學三門考試，還加上英語考試，、。考完了以后，1978年的秋天，到10月份考了一個復試，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能居然考中，自己都不太相信。考完了以后，我們有一個面試，面試是跟李先生和李先生的夫人秦慧?一起，他們問了我好多問題。通過那次面試，我的印象是，他們覺得我的物理基礎，顯然是不如其他幾位考中的人，因為別人大概是正規(guī)的物理訓練，我的物理訓練不是很扎實，但是，李先生鼓勵還是讓我決心去堅持到哥大去學習。

墨子沙龍：您在報告里提到李先生和夫人會在圣誕節(jié)招待哥倫比亞的CUSPRA學生，有沒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們分享？

徐：我們到紐約的時候對美國社會完全不懂，就好像你們今天到美國去，你們不會有什么太大的驚喜。我住那里以后，就找到了一個公寓租了一間房，當時我沒有錢付這一間房，李先生知道這一點，李先生就安排我們8月份開始在哥大的高能實驗室，在室外收集數據，每個月給我們四百塊錢，我們就可以付100塊錢交房租，吃飯問題也解決了。李先生會注意這樣的細節(jié)，他會讓阿瑞照顧我們很多小的事情，所以就拿了一點錢買了一些基本的東西。當時我和任海昌都想全神貫注地準備我們馬上要迎接的資格考試，所以注冊了一個附近巴納德女子學校的自助餐廳專攻學習。

墨子沙龍：作為一位首先攻讀原子物理的博士，您后來又轉行半導體進入工業(yè)界，又在五十多歲的時候自學美國專利法，您的經歷非常豐富，是什么動力驅使您不畏懼困難與挑戰(zhàn)呢？是否有受到李政道先生的觀念/習慣的影響？

徐：我覺得李先生，給我們的那種精神是你要想做一個事情，你必須投入到100%甚至百分之更多，之后你要帶著你的熱情去做，否則就不要去做。其實，李先生是希望我們都成為物理學家，這點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在博士后又做了原子分子激光的相互作用，做了三年以后，我自己感覺在這個領域已經做的很多很多工作沒有太多特別新鮮的，而且沒有讓我能夠有特別大激情做的事情了。所以我找到了一個工作，在斯坦福大學固體實驗室，做半導體和激光的相互作用，關于紫外光和做晶圓的表面的一些物理現象，做到一年半的時候，我的教授沒有經費了，所以他就必須離開。恰好這個時候，通用電氣公司每年都到大學里面去招人，這時候來的科學家跟我聊，他聽我做的工作就說你一定要到GE來，所以我又去了GE。在GE，我接觸了許多應用的研究，其實我覺得應用研究很有意思的，我因為光學的基礎做了GE航空發(fā)動機的叫做“用光來飛”的一個實驗。在GE做了6年以后，我又發(fā)現GE當時改變方向，不太愿意再支持這個沒有直接效果的研究，所以我就想再換個工作，干脆還回到硅谷，所以我又在硅谷找工作，進入了英特爾公司。我是在1997年進入的英特爾公司，在芯片的研發(fā)單位做了11年，正好是我說的是二零零幾年，這個時候，我看到中國的科技發(fā)展很快，所以好多人到中國去辦公司，把他們制造的理念到中國去做，我就很天真地說，我想去學專利，但是后來發(fā)現這事不那么容易。有一些中國律師告訴我，他們都是在美國法學院畢業(yè)的特別好的律師，他說你沒學過法律，只懂技術，恐怕分析法學的能力還是有差別，所以我想想這是不是可以學。但是當時我的確是有困難，我是單親媽媽，我根本不可能有經濟能力去支持，后來我想我不去念法學院，我轉去考專利，就找了《專利法》那本書，讀法律真的不是我原來想象的那么容易，考了兩次都失敗，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最后一次考試成功了。考完了以后，我就開始找工作，那時候我還在英特爾工作，我就找到了一個朋友介紹的一個小的做專利的公司，所以我學了三年，這三年對我的幫助很大。其中有一天，有一個從中芯國際來的人，他說我們現在缺一個做專利的負責人，你愿不愿意到上海來，所以我就到上海來面試。當時面試我的上級，在今天都是中國芯片業(yè)非常重要的人物，最大的公司里面的CEO，他們跟我談了以后，就說你來吧，我是中芯國際知道最多專利的人，可是那三年，我連管理經驗也沒有，從來沒有知道什么叫專利官司，所以我逢人就問，什么事情不知道就去問美國的律師和我的朋友。幾年之后，我覺得我們做了特別多的成績，中芯國際的專利每一年都達到2000件的申請，美國專利也達到了500件的申請，所以我這個轉折一定程度來講是時代造成的，我的感悟是需要經常讓你的眼睛保持睜開。

墨子沙龍：我們是一個全女性的科學傳播團隊，我們今天了解到您的人生經歷以后，非常受到您的鼓舞。您可以為年輕人們，尤其是年輕的學習理工科的女孩子們一些人生建議嗎？

徐：你絕對不要害怕，因為女生跟男生在一起的時候往往會害羞，會不太好意思，老是躲在后面，或者知道結果也不敢舉手發(fā)言，因為男生總有一些嘣一下就舉手，不知道他也會說一大堆話，所以女生常常被嚇得不敢說話。自己答案如果不是完美的就不敢舉手說，這一點我覺得在女校里被克服的比較好。在我之后的生涯里面，當然考CUSPEA女生和男生都一樣考，我自己并沒有覺得非常被歧視。我的導師是女性，然后我有許多師姐，我們那個宿舍里學不同科學專業(yè)的女生，也都是很強的人。我到了哥倫比亞以后，李先生對我們從來沒有男女的偏見，他總是對我特別照顧。吳健雄教授的確也給了我，給了女生非常大的支持，她每到一個地方去都會去看她們，都對她們特別照顧，如果她們生小孩，她（吳健雄教授）就會給她們小禮物，所以我覺得是你在人生中會遇到一些女性領路人，你應該抓住她們，讓她們來幫助你。我覺得今天的社會，跟幾十年以前相比，不管中國社會還是美國社會來講，都是對女生好得多的環(huán)境，所以沒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文字整理：卷毛

文章轉載自“墨子沙龍”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