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臺灣的陳恭澍派人回上海找老同學范紀曼,說要“敘舊”,為何等來的卻是特務楊靜在火車站被抓?
一個是軍統四大殺手,手上沾著革命者的血;一個是潛伏在敵人心臟的紅色特工,專送國民黨的情報——這對黃埔同窗,到底是朋友,還是死敵?
范紀曼1906年生在四川,1926年就入了黨,黃埔軍校武昌分校畢業;陳恭澍是黃埔五期生,進了軍統成了四大殺手之一,兩人雖說都是黃埔出來的,卻硬生生走到了完全對家的陣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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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冬天,天津法租界巡捕房突然抓人。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曹策剛開完會,就被便衣按在咖啡館里,押進了戈登路監獄。
范紀曼急得滿嘴燎泡,明著救不了,只能找已經在軍統天津站站穩腳跟的陳恭澍——這是唯一能搭上線的“老同學”。
陳恭澍盯著他,半天扔出條件:“幫我翻譯美國大使館的外交材料,譯完,人我想辦法。”
材料交上去半個月,曹策果然被“保釋”出來,頭發白了一半,見了范紀曼只說“多謝”。
陳恭澍后來還拍著他肩膀笑:“紀曼兄夠意思,以后有事盡管開口。”
他哪里知道,自己幫的是共產黨的大忙,更不知道,范紀曼的筆,早把情報送進了組織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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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冬天,北平城里學生喊著口號上街,一二九運動鬧得正兇。
陳恭澍在城里搞刺殺漢奸的計劃,不知怎么被日本人摸了底,上頭下了死命令讓他立刻撤。
臨走前,他把軍統北平站的印信往范紀曼桌上一放:"紀曼兄,這攤子你先盯著,我回來再交接。"
這話聽著像托付家事,連戴笠1935年擬的增薪名單里,都有范紀曼的名字——這事臺灣檔案館至今有檔可查,足見陳恭澍在戴笠面前沒少替他說話。
范紀曼當了三個月代站長,把站里的人員名冊、聯絡暗號記了個滾瓜爛熟,1936年初找了個"身體不適"的由頭,遞了辭呈,轉頭就去了上海——那里有更重要的事等著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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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打響,上海成了孤島。
范紀曼在霞飛路開了家"木簡書屋",門面賣些舊書,后堂卻藏著電臺。
沒過多久,陳恭澍竟調來上海當軍統站長,兩人在書店重逢,陳恭澍拍著他肩膀笑:"紀曼兄,又見面了!"轉頭就把搜集日偽情報的事交給他。
后來陳恭澍被76號抓了,蹲在"梅機關"吃牢飯,范紀曼反倒借機鉆進了日偽的"國際問題研究所"。
他給日本人遞假情報,說美軍要在菲律賓登陸,害得日軍把南洋兵力調了個空;暗地里,把日軍艦艇調動、軍火庫位置寫成小紙條,塞進面包房的爐子里。
1945年夏天,他跟李時雨換了國民黨軍官制服,闖進偽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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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上海的炮聲越來越近。
陳恭澍穿著便裝,拎著皮箱闖進范紀曼辦公室,門都沒關嚴就說“紀曼兄,跟我去臺灣,晚了就走不了了”。
“家小都在上海,走不開。”他說得輕描淡寫。
陳恭澍急了,拍著他肩膀:“彭雅蘿可以先留下,到了臺灣我給你找更好的。”
范紀曼放下筆,搖了搖頭。
陳恭澍以為他舍不得家業,嘆了口氣,沒再勸,轉身走時還留了句“隨時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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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天,香港尖沙咀的茶樓里,陳恭澍捏著密電碼,指尖敲著桌面。他逃到香港半年,手里還攥著幾個沒撤出來的特務,想在上海重新搭起網。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范紀曼——那個在北平替他管過站、在上海幫他搞過情報的老同學,最可靠。
他讓手下楊靜帶封信回上海,信封里夾著當年北平站的老暗號,只說“敘舊,有要事相商”。
楊靜坐船到吳淞口,換火車進上海站,按約定在第三站臺舉著《申報》。
范紀曼接到聯絡的消息,當天就去了市委機關,把暗號、時間、地點全報了上去。
第二天一早,楊靜剛把報紙舉過頭頂,兩個穿中山裝的人就從背后架住他胳膊,槍頂在腰上。
他兜里的特務名單、電臺頻率表,還沒來得及交給“老同學”,就被搜了個干凈。
整個潛伏網,從香港到上海,連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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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恭澍在臺灣寫回憶錄,字里行間都是“紀曼兄最可靠”,卻不知道,自己信任了一輩子的老同學,恰恰是要了他特務組織的“狠角色”。
亂世里的情誼像紙糊的燈籠,風一吹就破。
可范紀曼的“絕情”,難道不是一個革命者對信仰最硬的骨頭?
范紀曼后經平反恢復1926年黨籍,1990年病逝;陳恭澍淡出臺灣情報核心,至死不知范紀曼真實身份,兩人因信仰鴻溝終成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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