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上過學的匠人，憑何讓《自然》刊登他的論文？

徐壽活了六十六年，這六十六年里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跟各式各樣的器物打交道。

指南針他做出來過，是用磁石在鋼針上反復摩擦，一根根試。

象限儀他做過，刻度是一個個刻上去的，沒準還拿偏光校驗過。

他還仿鑄過墨西哥銀圓，據說仿得像極了，英國有個傳教士拿真的跟他換，換了數十枚，后來那批仿制品進了大英博物館的展柜。

他要是活在今天，大概率是個動手能力極強的工程師，但在當時，人們對他的身份有不同說法。

有人說他是匠人，有人說是科學家，也有人說他不過是個怪人——四書五經不讀，科舉不去考，整天窩在家里擺弄銅鐵玻璃。

這些說法都對，又都不完全對。

他就是那種少有的、看見原理就想親手試一遍的人，試完了還不行，必須改到能用為止。

1881年3月10日，英國《自然》雜志刊出一篇論文，標題叫《聲學在中國》。

作者欄寫著一個名字，拼出來是“Xu Shou”。

編者在文章前面加了一段按語，大意是說：以真正的現代科學矯正了一項古老的定律，這個事實的證實竟來自那么遙遠的地方，而且是用那么簡單的實驗手段和那么原始的器具實現的，這確實非常出奇。

文章篇幅不長，研究的卻是聲學里頭一個不太起眼的小問題：開口管里頭發出的聲音，管長和音高到底是個什么比例。

那時候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物理學家丁鐸爾在他的《聲學》教材里寫明了一個結論，說有底管和無底管發出的聲音，在一定時間內振動次數與管長成反比。

這意味著一個八度音程對應的管長比例應該是2比1——管子砍掉一半，音高正好翻倍。

徐壽不覺得這話對。

他找出銅管來截，九英寸長的管子，先截掉一半，吹出來的聲音不是高八度，差得遠。

他再截，一點一點地削，削到最后發現，真要得到準確的高八度音，得截到原長的九分之四左右。

也就是說，八度音對應的管長比例不是2比1，而是9比4。

他用不同管徑的銅管反復試，結果都指向同一個比例。

他把實驗結果寫成文章，請一個傳教士朋友幫忙譯成英文，寄給《自然》雜志。

雜志編輯覺得這事有意思，就發了。

徐壽后來并不知道這篇文章發了。

沒人告訴他，一直到他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成了第一個在《自然》上發表論文的中國人。

他兒子后來讀到丁鐸爾《聲學》的中譯本，發現書里還是寫的2比1，就拿著父親的文章去找丁鐸爾討論，丁鐸爾沒有回信。

徐壽不是突然冒出來的。

1818年，他生在江蘇無錫鄉下，家里種地。

他五歲上沒了父親，十七歲母親也沒了，剩下他一個人撐著門面。

按規矩，他該走科舉的路子。

他確實也試著考過秀才，但沒考上。

考不上他不覺得是多大的事，因為他本來就不太喜歡八股文那套東西。

他覺得背書沒意思，書上的道理得親眼看見、親手做一遍才肯相信。

這個念頭在他心里扎得很深，后來幾十年他一直是這樣活的。

無錫那邊手工業向來發達，街面上到處是能工巧匠，徐壽從小就看人家敲敲打打，耳濡目染，自己也學著擺弄東西。

他修過樂器，做過指南針，甚至弄過自鳴鐘，手藝越來越好。

據說有一次他在縣城崇安寺附近修東西，華蘅芳的父親路過，看這個年輕人手腳麻利，談吐也不俗，就起了愛才的心思，把他請到家里去，介紹給正在學數學的兒子華蘅芳認識。

華蘅芳比徐壽小十五歲，但這兩人一見面就聊得投機。

算題、格致、制造，什么都聊，聊到后來成了忘年交。

華蘅芳后來成了一流的數學家，在晚清那個年代，他的算學底子在全國排得上號。

1853年，徐壽三十五歲，華蘅芳二十歲，兩人結伴跑到上海去。

那時上海已經有些洋人的東西在流動，墨海書館里堆著不少西文書，他們專門去拜訪了李善蘭。

李善蘭四十二歲，在西學和數學方面已經很有名望，正在書館里翻譯西方近代物理、動植物和礦物學方面的書籍。

徐壽和華蘅芳就圍著他問這問那，態度誠懇，李善蘭對他們印象很好。

走的時候兩人買了不少書和實驗器具，扛回家去。

三年后，徐壽又去了一趟上海，這回買到一本叫《博物新編》的書，英國人合信編譯的，里頭講了氧氣、氮氣的性質，還介紹了些化學實驗。

徐壽被這些東西迷住了，買了書還不算，又買了一批實驗儀器和藥品，銅鐵、玻璃、酒精燈，攢了些錢全砸進去，在自家屋子里弄出個小作坊來。

那時候大多數讀書人連試管長什么樣都沒見過，他已經開始配稀硫酸、試酸堿反應了。

這事在今天聽來不算什么，在那個年代卻很扎眼。

清代的讀書人講的是“學而優則仕”，四書五經才是正途，擺弄銅鐵、做化學實驗，在他們眼里是“奇技淫巧”，不入流的。

徐壽不管這些。

他不但自己弄，還把實驗過程記下來，把結果整理出來。

后來他跟華蘅芳、李善蘭這些人來往，聊的也不是詩詞歌賦，而是代數、幾何、力學、化學，全是當時中國人極少碰的東西。

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氣氛大概不怎么風雅，倒更像是一幫技術愛好者在切磋手藝。

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開了個軍械所，專門研制兵器。

他聽說江蘇那邊有個叫徐壽的人，“研精器數，博學多通”，就派人去請。

同一年被請去的還有華蘅芳和徐壽的兒子徐建寅。

安慶軍械所給徐壽的第一個任務，是造機動輪船。

這任務放到今天看簡直離譜。

圖紙沒有，機床沒有，金屬材料不全，連個能問的人都沒有。

徐壽接了任務，沒說二話，天天跑到江邊去看外國船，盯著一艘艘看人家怎么動的。

看完了回來畫草圖，畫了改，改了再畫。

那時候蒸汽機對中國工匠來說完全是個新鮮東西，氣缸、活塞、曲軸、鍋爐，每一樣都得從頭琢磨。

他先拿木頭刻模子，然后用銼刀一點一點地把零件銼出來。

沒有標準件，沒有合格品的概念，全憑手感。

每銼一個零件，都得反復量，反復試，裝上去不對就拆下來再銼。

就這樣干了三個月，硬是把第一臺蒸汽機拼了出來。

但船裝好了，開不動。

徐壽仔細檢查，發現兩個問題：蒸汽壓力不夠，明輪的效率太低。

他不氣餒，馬上改進，把低壓鍋爐換成高壓的，暗輪換成明輪，重新設計和加工了一批零件。

到1865年，船終于能跑了。

這艘船取名“黃鵠”，語出《戰國策》，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

船身木質，長五十五尺，載重二十五噸，高壓蒸汽機，單汽缸傾斜裝置，航速六節。

除了鍋爐用的鋼板是從外面買的，船上所有部件都是徐壽帶著人一手造出來的，沒有外國模型，也沒有外國人的幫助。

試航那天，曾國藩在日記里記了不少技術數據，那些數字后來成了中國近代造船史上最早的科技史料。

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派人上船體驗，發了一篇報道，說這是中國近代造船工業的起點。

地方上早就傳開了：錢橋有個姓徐的，確實很會做事。

船造出來了，但曾國藩和他的幕僚們對徐壽的態度很微妙。

一方面他們需要徐壽的手藝，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太看得起他。

原因很簡單，徐壽沒有功名。

在晚清那個官僚體系里，一個人有沒有科舉功名，基本決定了他的社會地位。

徐壽是個白丁，連個秀才都沒考上，在曾國藩的幕府里只能算個匠人，技術人員，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編外人員”。

他干活的時候，那些有功名的官員們可能就在旁邊喝茶聊天，偶爾過來看一眼進度。

徐壽對這些大概不太在意，他關心的從來不是別人怎么看他，而是東西能不能做出來，做出來了能不能用。

黃鵠號造出來之后，徐壽被調到了上海，進江南制造總局。

這回他的身份變了，不再是純粹的工匠，而是開始參與管理。

他向總局提了四條建議：一是翻譯西方科技書籍，二是采煤煉鐵，三是自己造槍炮，四是操練輪船水師。

他把“譯書”放在第一位，這個想法不是憑空來的，他是讀了徐光啟的書受了啟發。

徐光啟說過一句話：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欲救會通，必先翻譯。

意思是你要想超過人家，得先弄懂人家在做什么，而要弄懂人家在做什么，得先把人家的書翻譯過來。

徐壽深以為然。

1868年，江南制造總局里頭設了個翻譯館，徐壽是主要主持者之一。

跟他一起干活的中國人有華蘅芳、李善蘭這些數學好手，洋人方面有傅蘭雅、偉烈亞力、金楷理等一批傳教士和學者。

翻譯的辦法叫“西譯中述”——洋人口述，中國人筆錄，然后再反復校對修改。

這套辦法效率不高，但好在準確，不容易譯錯。

徐壽和傅蘭雅合作得最多，兩個人搭了十幾年伙，譯出了二十多本科技書，加起來近三百萬字。

化學方面的有《化學鑒原》《化學考質》《化學求數》，蒸汽機方面的有《汽機發軔》《汽機必以》，還有關于制圖、冶金、醫學的。

這些書在晚清那個年代成了不少人學技術的入門讀物。

有心的讀書人買一本回去，翻上幾頁，大概會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么些東西。

翻譯《化學鑒原》的時候，徐壽碰上一個麻煩：西方化學元素的名字，中文里根本沒有對應的字。

那時候中國連阿拉伯數字都還沒用上，更別說元素周期表了。

總不能讓讀者面對著一堆拉丁文名字發呆吧。

徐壽想了個辦法，他說“譯其意義，殊難簡括，全譯其音，苦于繁冗”，意譯不好弄，全音譯又太長。

那就取音譯的第一個音節，造一個新字，再加個偏旁表示類別。

讀音取一半，偏旁表狀態——金屬用金字旁，非金屬固體用石字旁，氣體加氣字頭，液體加水字邊。

于是“oxygen”取了“養”的音，加上氣字頭，成了“氧”，因為這東西能“養”人；“hydrogen”取了“輕”的音，也加氣字頭，成了“氫”，因為它最輕；“chlorine”取了“綠”的音，還是加氣字頭，成了“氯”，因為它是綠色的。

金屬元素就用金字旁加個諧音字，比如“鈉”字從“那”的音加金旁，“鎂”從“美”的音加金旁。

這套辦法一直用到了今天，一百五十多年沒換過。

徐壽在翻譯館里待了十幾年，從五十歲一直干到去世。

他譯的書不光數量多，質量也扎實。

他不是那種“過得去就行”的譯者，每個術語都要反復推敲，直到覺得妥當了才定稿。

他跟傅蘭雅搭檔的時候，兩個人經常為了一句話、一個詞討論半天，有時候吵得面紅耳赤，但吵完了還是好朋友。

傅蘭雅后來回憶說，徐壽這個人“極其認真”，哪怕是一個不太重要的術語，他也要花好幾天去斟酌，這種態度讓他很佩服。

除了譯書，徐壽還干了另一件大事：辦學校。

1874年，他在上海參與創辦了格致書院。

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教授西方科技知識的學校，開設的課程有礦物學、電學、測繪、天文等等。

書院里還配備了實驗設備，大天球儀、自記風雨表，都是從西方弄來的。

徐壽的理念很明確：光講理論不行，得讓學生動手。

他在書院里搞講座，做演示，盡力讓更多人接觸到科學知識。

兩年后，他又主導創辦了《格致匯編》，這是中國最早的中文科技期刊，每個月出一期，一度發行到三千冊，遠銷四十多個地方。

期刊上刊載的內容五花八門，既有西方科技的最新進展，也有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成果。

1878年，徐壽的《考證律呂說》就是在這本期刊上發表的，兩年后它又被譯成英文寄給了《自然》雜志。

徐壽這個人有個特點：他不信書本上的話。

別人說什么定律、什么定理，他總要先自己驗證一遍。

這種脾氣在晚清的知識分子里頭極其罕見。

那時候多數讀書人連書本都不怎么翻，更別說親手做實驗了。

少數搞洋務的官員倒是接觸了一些西方的器物，但他們通常只關心能不能用、好不好用，至于為什么能用、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他們不深究。

徐壽不一樣，他非要把原理弄明白不可。

弄明白了還不夠，他還得親自動手，看看能不能復制出來，能不能改進。

這種性格決定了他一輩子都在跟“做”這件事打交道。

他做指南針，做鐘表，做蒸汽機，做輪船，做化學實驗，做聲學實驗，做翻譯，做教育。

每一樣他都做得很認真，每一樣他都力求做到自己能做的最好。

他這種性格也遺傳給了他的兒子。

徐壽的兒子叫徐建寅，字仲虎，從小跟著父親在軍械所里摸爬滾打，十七歲就開始參與造船。

后來他獨立做了很多事，去山東機器局當過總辦，出使過德、英、法等國考察技術，翻譯了四十多種科技著作。

徐建寅比父親走得還遠，他嘗試用西方方法制造后膛槍和鑄鋼，還參與過維新變法。

但最后把他帶走的，也是一場實驗。

1901年3月，他在漢陽鋼藥廠跟工人一起試制無煙火藥，不知道哪里出了問題，發生了爆炸，徐建寅和十四名工人當場遇難。

他成了中國近代犧牲在科研崗位上的第一位科學家。

父子兩代，一個在實驗臺上老去，一個在實驗臺上死去，走的路徑不同，但骨子里那股子“非親自試過不可”的勁頭，是一樣的。

徐壽和傅蘭雅的翻譯搭檔持續了十幾年，產出了二十多部譯著，形成了晚清西學東漸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翻譯項目之一。

這些譯著不是簡單地把外國書翻成中文就完事了，徐壽在翻譯過程中做了大量的本土化處理，把西方的科學體系用中國人能理解的語言重新表達出來。

這個過程很難，因為兩個文明的知識結構完全不同，很多概念在中文里根本沒有對應的詞。

徐壽硬是一點一點地把缺口填上了。

他創造的化學術語系統沿用至今，影響范圍不止于中國，日本學者后來也直接借用了這套體系，稍作修改就成了日文化學名詞的基礎。

關于徐壽這個人，史料里的記載其實不多。

他生前沒有留下什么日記、書信，也沒有人給他寫詳細的傳記。

我們今天知道他的那些事，大部分是散落在曾國藩的幕僚記錄、地方志、翻譯館的檔案，以及那些他親手譯出來的書里面。

他去世前一年，有人看見他還在忙著做實驗，桌子上放著幾根銅管、一瓶稀硫酸和一張寫滿數字的紙。

沒人拍照，也沒人記下來。

那張紙后來不見了，但《自然》雜志的存檔還在。

1881年3月10日那一期，第448頁，他的論文印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