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華裔女教授張美露：如何做出人生的艱難選擇？

張美露（Ruth Chang）是牛津大學法學教授兼法學系主任，牛津大學學院教授，美國哲學教授。1985年畢業于美國八大常春藤學校之一的達特茅斯學院，取得哲學學士學位。1988年，她畢業于哈佛大學并取得法律博士學位。1991年她在牛津大學開始研究生工作時，被任命為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的初級研究員，在此期間，她還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哲學系和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擔任客座助理教授職務。在2019年加入牛津大學擔任法學教授之前，她曾是美國羅格斯大學的哲學教授。

張美露（Ruth Chang）教授研究興趣主要涉及價值的本質、價值沖突、決策過程、合理性、規范倫理學、道德心理學、元倫理學等方面。她因對價值的不可通約性以及實際原因和規范性的研究而聞名。她的決策工作也廣為人知，并且是從視頻游戲到制藥，美國海軍，世界銀行和CIA等機構的首選講師或顧問。盡管她的工作是國際性的，但她在紐約度過了大約一半的時間。

在TED演講中，她告訴我們：當面臨平分秋色的選擇時，我們應該篤定一種選項，這樣不僅為自己創造了價值，也重新創造了自己。在新的規劃中，不要下決心更努力地做原來的自己。相反，我們要把自己變成想要成為的那個人。

想想你在不久的將來要面臨的一個艱難抉擇。可能是糾結于兩種職業，藝術家或會計？或是住在哪里，城市還是鄉村？甚至是在兩個人中選擇一個結婚，你可以跟貝蒂或是洛麗塔其中一個成婚。抑或是決定是否要孩子？是否要年老體弱的父母搬過來一起住？或者是否將畢生儲蓄捐于慈善機構。

艱難抉擇不都是人生的障礙

這些艱難決定很可能是對你來說非常重大的，關乎你現在的一切。需要艱難抉擇的時刻往往非常痛苦，令人絕望，糾結到咬牙切齒。但我認為我們誤解了艱難決定的定義，誤解了它們在我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若能理解這些艱難決定，則我們每個人會釋放出一種潛力。

一種抉擇之所以艱難，是因為選項之間的相關性。在簡單的決定中，總是一種選擇比另一種好。而在艱難決定里，一種選擇在某些方面是好的，另一種選擇在其他方面好一些，而且這兩種都不可能完勝對方。

你極其痛苦地徘徊于繼續留在市區的這份工作，還是去鄉村接受更有挑戰的工作，從而徹底改變你的生活。因為留下來有留下來的好處，離開也有離開的好處，且兩個選擇都無法打敗對方。

我們不該認為所有的艱難決定都如此重要。比方說，你正在決定早飯吃什么。你可以吃高纖維全谷干麥片或是巧克力甜甜圈。假設這個決定的重要因素包括可口度和健康度。麥片對你身體好，甜甜圈則好吃多了，但沒有一種選擇是百分百更好。這就是個艱難決定。如果意識到小的選擇也可能很難決定，那面對大的艱難抉擇時我們可能就不會覺得那么棘手了。畢竟我們還是能決定早餐吃什么的，所以或許我們會想明白到底要留在市區還是遷到鄉下開始新的工作。

選擇困難，是因為沒有最優解

我們也不應該覺得選擇之所以難是因為我們愚蠢。當我大學畢業時，我無法在兩種職業中作出決定，是哲學還是法律。我真的很愛哲學。若成為哲學家，便能學到很多令人驚奇的東西，而且只需要坐在凳子上就好了。

但是我來自一個收入平平的移民家庭，我對于奢侈的概念就是能有一個豬舌和三明治出現在我午餐盒里。所以要一輩子坐在冷板凳上思考的想法，其實對我來說是極其奢侈和輕率的。所以我拿出我的筆記本，在中間劃一條線，我竭盡全力想出每個選擇的利與弊。我當時想要是我能知道選擇某種職業后我的生活會是怎樣就好了。 要是上帝或Netflix（網飛，提供視頻點播服務的科技公司）能送我一張講述兩種職業生活的DVD，我就能決定了，我就能將兩者進行對比，就會看到哪一種職業比另一種好，那么選擇就變簡單了。

但我不會有這種DVD，而且因為我想不通到底哪種更好，我就像大多數面對艱難抉擇的人一樣：我選擇了最安全的那個。因為害怕成為哲學家找不到工作，我就成了一名律師。后來逐漸發現，當律師并不合適，這不是真正的我。所以現在我是個哲學家，而且我研究艱難的決定。

我可以告訴你，對未知的恐懼雖然是面對艱難抉擇時會出現的自然反應，卻也是種對艱難決定的誤解。在艱難決定中，認為一種選擇比另一種好是錯誤的。我們的智商不足以判斷哪個更好。既然不知道哪個更好，則最好選擇風險最小的那個。就算對于兩種選擇你有全面的信息，對比著看仍然難做決定。這些選擇之所以難，并非因為我們無知，而是因為根本沒有最好的選擇。

價值判斷無法像數字一樣被計算

倘若沒有最好選擇，天平不會傾斜于任何一方，那么任何替代選項都是一樣的。所以應該說，在艱難的決定里所有選項都是一樣的好。這肯定不對。如果選項都差不多好，你就該直接拋硬幣了，連思考都成了錯誤。你于是可以這樣決定事業、住所、婚姻：拋硬幣。

還有另一個原因認為，艱難的決定并非是在兩個同樣好的選項中選擇。設想你要在兩份工作中做選擇，你可以是投資銀行家或平面藝術家。這一決定中有眾多重要因素，像工作的興奮度、帶來的經濟保障、有時間顧家等等。也許藝術家的職業生涯使您處于新形式的繪畫表現形式的最前沿。也許銀行業讓您處于新的金融操縱形式的最前沿。

現在，我們試著改善一下其中一個。假設某家銀行向你示好，每月提薪500美元。有了每月更多的錢，銀行家的工作是否看起來比藝術家好呢？不一定。更高的薪水是讓銀行家的工作變得比原來好了，但不足以讓成為銀行家變得比成為藝術家更好。如果對其中一個的改善并沒有讓它比另一個好，那么兩個工作原本不可能是同樣好。如果有兩件事一開始同樣好，你改善了其中之一，則它必然變得比另一個好。但在艱難抉擇中并非如此。

那么我們就有一個疑惑了。兩份工作沒有哪個是最好的，也不是同樣好。那該究竟該怎樣選擇呢？這里好像出現了些問題。可能是選擇自身的問題使我們無法比較。但這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并不是在無法比較的兩個選項中選擇。畢竟我們是衡量兩個工作的利弊，而不是比較數字9和一盤煎蛋的好處。對兩份工作所有優點的比較是我們能做的，也是我們通常所做的。

我認為問題產生的原因根源于一種對價值的草率設想。我們不知不覺地認為，像正義、美麗和善良等價值觀都與一些科學度量類似，譬如長度、質量和重量。試想任何一個無關價值的比較，如兩個箱子誰重？只有三種可能。其中一個重量大于、小于或等于另一個。

像重量之類的性質可由數字表示：1, 2 ,3 ... 而且在任何兩個數字間的比較只有三種可能。一個數字大于、小于或等于另一個。但價值不是這樣。作為后啟蒙運動的生物，我們容易去設想科學的思考可以解決世間一切重要之事。但是價值觀的世界不同于科學世界。后者的世界可以被數字量化，而前者不能。我們不該以為“是與否”、長度和重量的世界與“該或不該”、“該做什么”的世界有著同種結構。所以，如果重要的因素如孩子的幸福、對配偶的愛，都不能被數字量化，那么沒理由相信在選擇中只有三種可能：一種選項比另一種好、差或同樣好。

我們需要引入第四種關系，除了更好、更差或同樣好以外，它可以描述艱難抉擇的機制。我喜歡說，所有選項都“平分秋色”。當選項都打成平手時，選擇哪個就變得很重要，但是并沒有哪個比另外一個好。事實上，這些選項價值都差不多，都在同一價值范疇，但同時它們又具非常不同的價值。這就是選擇為何艱難。

選擇的機會是天賜之物

如果能這樣理解“艱難選擇”的話，我們會對自己有意外的發現。我們每個人都能創造理由。想象一下在某個世界中你所面臨的都是簡單的選擇，那么，永遠都有最好的選項。如果有最佳選項，當然你應該選那個，因為理智就意味著做更好的決定而不是更差的，選擇那個最合理的選項。這樣一個世界里，我們會有足夠理由穿黑襪子而不是粉紅襪，吃麥片而不吃甜甜圈，住在城里而非搬到鄉下，跟貝蒂結婚而不是洛麗塔。

一個滿是簡單選擇的世界會讓我們成為“理由”的奴隸。當你這么一想的話，一切都太瘋狂了。那些現成的理由決定了你有最合理的理由去追求你目前追求的愛好，去住你現在的房子，去做你現在的工作。

而現實是你有很多選項，它們打成平手，很難決定你為自己創造理由去選擇那個愛好，那個房子，那個工作。當選項都打成平手時，我們手上的理由，這些決定我們的選擇錯誤與否的理由，都無法告訴我們該如何做。而就在這個有艱難抉擇的世界，我們能夠鍛煉我們的規范性力量，為我們創造理由、讓自己成為另一種人。

當我們在打成平手的選項中進行選擇時，我們可以做出了不起的事。我們能夠將自我放在一個選項背后，說這就是我的選擇。這就是我，我喜歡銀行業，我喜歡巧克力甜甜圈。在艱難抉擇中，這是一種理性反應，但并非由我們所被給的理由來決定，而是由我們創造的理由來支持。當我們為自己創造理由去成為一種人而非另一種人時，我們徹底成為了真正的自己。你可以說我們成為了自己生命的作者。

所以，當面臨艱難抉擇時，不應該拿腦袋撞墻試圖想出哪種選擇更好。實際上根本沒有最好的選擇。不要從外界尋找理由而是應該從內心尋找理由：我要成為怎樣的我？你或許會決定做個穿粉紅襪子的、愛吃麥片的、熱愛鄉村的銀行家；或是一個穿黑襪子的、住在城市的、熱愛甜甜圈的藝術家。我們在艱難決定時的做法很大程度取決于我們自己。

那些在艱難抉擇時不去鍛煉自己規范性力量的人會成為“漂流族”。我們都認識這樣的人。比如我就漂進了法律行業。我并沒有全心投入法律。我不喜歡當律師。漂流者讓這個世界書寫他們的故事。他們讓獎懲機制（ 鼓勵、恐懼、某種選擇的簡單性）來決定他們做什么。所以艱難抉擇中的收獲是反映在你所致力的事物上、你的追求中，而且通過艱難決定，讓自己成為你想成為的那個人。

艱難抉擇不是痛苦和恐懼的來源，而是難得的機遇讓我們慶幸有如此特殊的選擇權利，慶幸那些決定我們選擇對錯與否的理由有時會不夠用。也就是在這樣一個有著艱難決定的世界，我們有力量去為自己創造理由，去成為與眾不同的自己。這就是為何艱難決定并非詛咒，而是天賜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