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700萬公款在網絡尋安慰，家庭缺位的責任該摁誰的頭反思？

吐槽青年出品

摘要：如果為了防止下一個“小夢”出現，我們要求對每一個成年用戶的每筆打賞都進行溯源，要求主播像警察審訊一樣猜年齡、猜心理，甚至一刀切地取消用戶的消費權……這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那將是一個為了防范極少數巨嬰犯錯而把所有正常成年人都當成無行為能力者來管制的社會，那將是一個個體權利邊界模糊、而必然伴隨著公權力邊界無限擴張的社會.

19歲，挪用1700萬公款盲盒拆卡、打賞，面對長達超十年刑期。

對此勁爆事件，輿論場上最討巧的聲音自然是“直播打賞太害人，把人家家庭全毀了，該好好管管了！”似乎每當有此類極端事件發生，總有一種聲音呼喚著全方位無死角的監管——今天禁五十，明天限五百，十十百百而規矩又至矣。然而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我們對他人行為的苛刻程度，往往決定了我們自身的自由邊界。

看似在“保護”我的利益，讓我能夠擺脫覆水難收的困境，讓我可以吃后悔藥，但我看到的是問題的另一面：如果對我不利的時候，我可以吃后悔藥，對我是好事。可如果對我有利的時候，別人同樣可以吃后悔藥，同樣可以以“冷靜期”為名撕毀本可穩定預期的合約，怎么辦呢？自由交易的規則被破壞，大家都是受害者。

在討伐之前，讓我們先暫停思考——“該管管了”，到底誰需要被管？

父親忙于生意，離異后重組家庭，小夢只讀了一年中專就輟學，長期處于家庭情感缺失的真空里。一顆現實中極度缺愛的心以畸形的方式飲鴆止渴，購買她在原生家庭中從未體驗過的情緒價值，不正是本人明知后果而為之的“理性”的偏執嗎？

另一側，小夢16歲就被父親安排管賬，甚至早在2024年夏天，父親就查出賬戶短缺了五六十萬元，且小夢已承認用于拆盲盒、打賞。但在發現如此巨大的財務漏洞后，這位父親竟然未做任何防范，反而繼續把千萬資金命脈交由一個毫無自控力的人隨意支配，最終眼睜睜看著漏洞擴大到1700萬。

1700萬，是未被引導的靈魂與形同虛設的風控意識共同結出的惡果，需要整個畸形家庭環境共同買單。但在“一出事就怪網絡”的慣性思維下，總有人硬要得出結論——全是主播的錯，全是平臺的鍋。

“該管管了”，到底該誰管？

讓法律的歸法律，在于我們必須看到法律的嚴謹性。小夢作為已滿18歲的成年人，卻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侵占揮霍1700萬巨款，已然涉嫌職務侵占或挪用資金罪。至于這筆錢能否通過司法程序認定為贓款追回，自有法律去裁決。

讓市場的歸市場，網絡平臺無法逐一甄別用戶的資金合法性。只要主播沒有進行明顯的詐騙和教唆犯罪，這就屬于正常的市場消費行為。我們不能因為資金的來源是贓款就想當然地剝奪合法從業者正當賺錢的權利，也不應讓整個直播行業為極個別人的犯罪買單。如果為了防止下一個“小夢”出現，我們要求平臺對每一個成年用戶的每筆打賞都進行溯源，要求主播像警察審訊一樣猜年齡、猜心理，甚至一刀切地取消用戶的消費權……這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那將是一個為了防范極少數巨嬰犯錯而把所有正常成年人都當成無行為能力者來管制的社會，那將是一個個體權利邊界模糊、而必然伴隨著公權力邊界無限擴張的社會......在泛“父愛主義”的潛意識里，大眾拒絕承認“責任自負”原則，只要有人犯了傻，人們首先想到的不是讓理性人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價，而是呼喚一個無所不能的大家長來收走所有人的刀叉，防止“傻子”劃傷自己。給成年人圍上寶寶肚兜和奶嘴，以此彰顯對秩序的維護。

讓家庭的歸家庭，指的是全社會不應為家庭教育缺位買單。家庭造就了因，就必須承受這個果。作為父親和企業主，早期的陪伴引導缺失與后期的管理瀆職便注定了，朱先生和他的家庭必須作為一個整體，自己咽下破產和負債的苦果，怨不得任何人。

叫囂著“該管管了”的人，到底是誰？

在日常生活中，作為成年人的你又會抽到誰的角色呢？羅爾斯的“無知之幕”說：人們在商量給予一個社會不同角色的成員的正當對待時，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焦到一個幕布下，約定好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將抽到何種角色，人人可能抽到那個最不利的角色，這樣才會有公平正義的安排，考慮到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

你不知道自己是“該管管了”的受益者還是受害者，你不知道自己是“從后悔藥中受益”還是“從后悔藥中受害”的人，你才會真正反思那種無須為自己行為負責的“隨意吃后悔藥”。市場交易自由，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形成一種“我對你對我負責”的相互性，才會有市場的繁榮和權利的保障。

極端者生病，別讓正常的規則吃藥。如果我們任由這種毫無邊界的呼吁蔓延，如果一遇到極端個案就索要“后悔藥”，那么正常的商業邏輯將被踐踏，我們也終被困于名為安全的籠中。

對于19歲的小夢來說，懲罰也許是她必須為自己行為付出的殘酷代價；而對于我們旁觀者而言，守住常識、拒絕用極端個案去綁架社會的自由空間，才能扯下擋在我們自己眼前遮羞的寶寶肚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