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馬勇：今天的我們應該如何反思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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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關于“文革”的訪談。

今年，2026年，是“文革”錯誤發動60周年，也是結束“文革”50周年。十年浩劫，十年慘痛，雖然早有官方蓋棺定論，而“文革”的影響卻穿越了半個世紀。時至今日，輿論場上，仍不時有“懷念”之聲。站在今天的歷史節點上，我們該如何反思和評價“文革”? 10年前，鳳凰評論《高見》曾專訪知名近代史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10年后的今天，讀來仍具現實意義。

訪談對象：馬 勇，知名近代史學者

劉昱含 鳳凰評論《高見》欄目訪談員

“如果從意識形態看，我們可能一直走在文革或文革式的道路上，意識形態一直是中國發展的困擾。”

一．缺乏有效制約是文革起源

劉昱含：在今天看來，十年浩劫在社會各個維度仍很有值得警醒之處。怎么看待當年文革起因？

馬 勇：社會需要理性思維、多元聲音，只存有右派或左派聲音都不對。中國當年有文革，就是因為思想太一元化。真正的思想啟蒙和解放是不需要聽誰講該如何的，而是讓多元聲音來自己領悟。多元意味著要容忍異己說話，容忍甚至現在很極端的聲音。如果沒有多元的聲音，反而會讓更多人沿著一條道兒去想。如果回頭體會文革之所以發生，之所以那樣瘋狂，主要的是因為不再有異議，不再有不同聲音。或不敢，或不能，黨內經長時期規訓，相信一個領袖，走上了盲從。黨外有1950年代“思想改造運動”以來一系列教訓，異樣思考能力嚴重退化，原本應該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人也漸漸失去了思想能力。

劉昱含：你研究近現代史，與同時期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晚清時期的清廷與建國后文革前的中國其實都具有楊小凱常說的后發國家優勢，可以“拿來”，在別人已有成就上直接發展。怎么看待后發優勢沒被充分利用的原因？

馬 勇：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充滿偶然性，跌宕起伏，最富戲劇性。回望一百多年歷史，進步巨大，但是沒有一次進步順利無礙，幾乎總是進兩步，退一步。但是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大勢是：事不過三，幾乎所有大事，類似、相似的事情都會發生兩次，第一次悲劇，第二次喜劇或鬧劇，然后前進一大步。近代中國幾乎一直處在這么一個狀態。很多研究者比較過十九世紀晚期洋務運動與二十世紀晚期改革開放的得失，也試圖從中找到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這兩次運動都是被迫的“后發型”現代化，也都充分利用后發優勢，模仿先發的西方工業化、現代化，直接購入或引進別人已有的先進機器和技術，不用從零開始。洋務運動也稱中國第一次現代化運動，從1860年-1867年，才僅僅七八年的時間，中國就能夠仿制西方戰艦、槍炮等等。也是等到1870年之后，中國的傲氣出現了，慢慢出現了一個口號叫“中體西用”。我們也必須承認那時的中國有傲氣的理由，畢竟“我大清”不改革體制也是可以的，甚至利用國家資本主義，集中資源、市場，發展較同時期的日本還要快些。這是洋務領袖沒有在經濟增長之后推進體制改革的原因，后來公平去看也有其道理。

劉昱含：問題出在哪？

馬 勇：這里面的問題實際上并不是沒人看見，但是如果把看到的人的聲音都屏蔽掉、壓制掉，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了提出問題的人，自然就聽不到反饋問題的聲音了。文革前十七年，出現了那么多的黨內紛爭——我們過去叫做路線斗爭，比較形象地反映了歷史真實——這意味著反對一個人說了算的思潮、勢力一直有，只不過是利用權力打壓下來，使這些黨內的反對聲音被屏蔽，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許多錯誤得以發生的根源。造成這種狀態，和1949年之前的國際國內環境有關，那時畢竟處在戰爭年代，參謀人員的建議是必要的，而指揮員的決斷顯得更重要。那時，中共黨內需要領袖，敢決策，能決策，善決策，而且事實上，由于中蘇關系、美蘇關系、共產國際關系都發生變化，使毛澤東同志在這幾年當中在戰場上打得很順，實事求是說，1945年抗戰勝利的時候，全世界沒有人想到四年后國民黨丟掉大陸，共產黨得天下。這個歷史事實不能不讓人信服，所以我們看到在1950年代，至少在1956之前，領袖真的像神一樣受到崇拜。

二．把文革研究還給歷史學者

劉昱含：之前曾有聲音稱“一些超越回憶與紀念的東西試圖在輿論場上擴音”，認為現在提出繼續反思文革教訓是別有用心的，你怎么看？

馬 勇：我認為這個說法是非常不對的，文革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態歷史階段，我們都有反思的責任，要像歷史上任何災難一樣，永遠反思，永不過分。何況歷史也不是一次結束，你不反思，它就會再出現。我認為這種調子是對民族、國家的不負責任，無論怎樣反思，都不該說反思者“別有用心”，錯誤就是錯誤，罪惡就是罪惡，反思就是要防止類似事件發生，以別有用心指責反思，僅僅站到了道義上的至高點。我并不懷疑葉劍英講的兩千萬人直接受難，兩千萬人所牽扯的家庭是多大的家庭，實際上整個文革十年當中，受磨難的應該是占人口的一半以上，對這種慘劇不反思肯定是不對的。當然我還贊成另外一個主張，對文革這種重大事件，不僅應該反思，而且應該走向另外一個常態，把它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把歷史還給歷史學家。歷史不應該在政治家手里面去操弄，只有超越意識形態的研究，才能把事情講清楚，如果一直被綁定在政治話語當中，政治也說不清楚，學術也說不清楚。這是近代以來許多重大事件無法獲取共識的一個重要原因，歷史只能交給專業研究者去研究去討論。當然，歷史學家必須要有獨立的思考，而且要敢于認真思考，要拋開私心雜念，決不能看領導人的臉色行事。

劉昱含：對于那十年，現在的多數人是忘記不得，又記不起來，如何規避過度掩蓋的副作用？

馬 勇：歷史越遮蔽，遺留的問題就越大；遮蔽的時間越長，留給后世的困難就越大。文革發生已經五十年了，在剛宣布結束的時候，因為需要凝聚共識向前走，因而中央作了一個宜粗不宜細的歷史決議，暫時平息了爭論。但是后來這段歷史幾乎成了禁區，研究不得，說不得。現在年輕一代，已經對這十年不太了解了，比如那些贊美文革的言論，其實就沒有弄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遮蔽歷史，必然會帶來歷史的困擾。抽象的否定，而沒有事實予以佐證，也很難讓人信服。歷史是具體的，就是一個又一個事件的因果關聯，沒有事實，不能就事論事，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都沒有意義，都是徒添煩惱。今年應該趁著文革開始五十周年、結束四十周年的歷史節點，好好釋放一下研究空間。一個多元的中國不是可怕的中國，害怕多元的中國才是最可怕的。研究歷史，特別是研究真實的歷史，如果能亡人國家，滅人社稷，那就不會有革命了。歷史就是歷史，沒有那么大的能耐。但是，不讓研究，歷史并不會完全消失，不論過了多少年，這些歷史事實都會成為歷史發展的一個非常敏感的因素。這方面的教訓很多。

劉昱含：在當下，你覺得為什么會有人對文革懷有浪漫想象？

馬 勇：今天講民主，不能走文革，也就是不能走紅衛兵那種大民主，這是應建立的共識，民主有邊界、有規則，要有節制地推動民主；另一方面也需要達成共識，我們現在還沒有實行真正的民主，但民主仍然是我們的追求，這樣才能去檢討。我之所以認為放開研究文革的重要性，就是希望通過研究能夠就事論事，從歷史事實上分清每一件事的發生、發展、結局，及其相關責任，而不是籠而統之讓哪一個人承擔抽象的歷史責任。文革是整個民族的災難，值得整個民族集體反省，分清責任只是弄清真相，并不是鼓勵報復，記住仇恨，相反，弄清真相，分清責任后，就應該記住教訓，全民和解，丟掉歷史包袱。

【作者簡介】

馬勇，男，1956年生于安徽濉溪。1979年考入安徽大學歷史系，1983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研究生，1986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同年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從事研究工作，1999年晉升為研究員。現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等。

轉自｜知我罪我 其惟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