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按摩師：盲人青年的身體實踐與職業塑造

肖佳怡，云南民族大學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學與歷史學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身體人類學。

［摘 要］伴隨“身體轉向”的思潮，殘障者的身體經驗日益成為理解其主體性的關鍵。文章聚焦盲人青年的職業發展，從身體感知、身體媒介及身體管理三個維度展開分析。研究發現，盲人從事按摩不僅是社會建構的標簽，更是其通過身體主動參與職業實踐的結果。具體而言，殘損的身體限制了盲人青年對世界的把握，使其職業選擇集中于按摩等領域；同時，身體又是他們習得與內化按摩技術的重要媒介；更進一步，盲人青年借助身體管理來表達對職業的理解，積極塑造自身的職業身份。殘障者的身體不僅是社會建構的客體，更是具有創造性的能動主體，能夠驅動殘障者在職業實踐中實現自我成長并獲取社會價值。

［關鍵詞］盲人青年；身體經驗；按摩職業；社會價值

一

問題的提出

2023年6月，一位名叫董麗娜的盲人播音碩士畢業生走入公眾視野，其在畢業典禮上的發言視頻在抖音平臺上走紅，并獲得344.6萬次點贊、17萬次評論和57萬次轉發。談及就業問題時，董麗娜在新聞采訪中無奈地說道：“作為碩士畢業的視障人士，雖然我的專業水平不比別人差，入學的時候由于受到國家政策法規的保護，大學不會拒絕錄取，但找工作的時候還是會受到各種歧視，比如說雖然你的專業能力很好，但人家想了半天還是不能給你崗位，因為覺得可能會存在意想不到的問題。”（騰訊網，2023）可見，部分盲人即使具備出眾的專業能力，仍難以獲得理想的工作機會，對于專業能力并不突出的盲人而言，其就業形勢則更為嚴峻。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第三十八條明文規定“在職工的招用、聘用、轉正、晉級、職稱評定、勞動報酬、生活福利、勞動保險等方面，不得歧視殘疾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008），但是現實情況遠未達法律要求，盲人在求職就業、勞動報酬等多個方面仍面臨諸多障礙。除按摩師等少數職業外，盲人仍被排除在大多數職業領域之外。

自1985年起，“盲人按摩”在我國被正式確立為一項專門事業（鐵山等，2011）。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導與扶持下，按摩師逐漸成為盲人群體的主流職業，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盲人的就業權利與社會生存。然而，在公眾的普遍認知中，“盲人按摩”常常被視為一種被動的、受制度安排的職業選擇，盲人按摩師的形象也多與“勵志典范”或“無奈選擇”等標簽相連，前者將其簡化為克服身體缺陷的感人故事，后者則將其描繪成在就業市場中別無他路的既定事實，上述敘事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盲人按摩師作為能動主體的豐富生命體驗?，F有研究雖已關注到“盲人按摩”這一社會現象，但多數討論集中于宏觀制度層面，如分析按摩政策對解決盲人群體生存問題的有效性（楚洪波，2015），而對于青年盲人按摩師如何在這一高度依賴“身體”經驗的職業場域中進行日常實踐，賦予工作以社會價值，并在此過程中實現自我身份建構和生命意義，則缺乏深入考察。因此，本文旨在深入青年盲人按摩師的職業生活世界，探究他們如何通過身體這一最直接的工具與媒介，在既定的社會結構中積極實踐、創造價值，并最終活出自我。本文試圖說明，青年盲人按摩師的職業實踐不僅是謀生手段，還是促使其實現社會化、生成生命意義的重要途徑。

二

文獻評述與理論視角

（一）盲人職業的研究

盲人群體在古代社會往往從事特殊職業。放眼西方，神話和傳說往往把盲人塑造成吟游詩人、預言家或乞丐，而事實上，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盲人常常從事久坐不動的職業，如碾磨、灌溉和音樂（Harvey，2024）。在古代中國，盲人被稱為“瞽”，諸多盲瞽人士被認為是有道者，“瞽者知天之道、述天之秘、預卜命運，是神秘力量的化身，因此逐漸形成信盲、崇盲、問卜于盲的風俗”（姜生、李書文，2004）。盲人的身體形態因異于常人而被認為具有溝通鬼神的特殊能力，因此他們得以擔任“巫者”這一職位（李生平，2019）。這些特殊職業體現了盲人的感官代償與建構神秘權威之間的關系，盲態被視為通靈狀態的符號，盲人被神秘化為具備預知能力的特殊人物。然而，這種認知特權往往與污名并存，職業的污名化問題亦使得個體不可避免地面臨邊緣化的困境（舒曼等，2016）。盲人不僅在身體上要承受殘障帶來的生活與工作不便，還要在精神上忍受社會強加的“能力低下”“恥辱”等負面標簽。但這種污名不是殘障者的問題，而是社會建構的標簽，是社會規則和公共秩序使人變成非人（戈夫曼，2009：5）。這些根深蒂固的社會偏見，使得殘疾人在日常社交和就業求職等方面常常遭遇歧視性眼光和不公正對待（高萍，2016）。

如今，盲人與按摩職業之間已形成高度緊密的關聯。盲人從事按摩已成為當代社會中隨處可見的、普遍的社會事實。這一職業選擇既是社會長期分類的結果，也反映出盲人個體有限的適應性策略。正是在這種雙向互構的作用下，盲人按摩逐漸被自然化，成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職業分類（祝璞璞、黃盈盈，2020）。通過參加按摩技能培訓，盲人得以在就業市場中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和能力，認為自己是專業的服務提供者，而不僅僅是依賴于他人的殘障者，甚至還會因敏感的觸覺而在按摩行業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Mauksch，2023）。需要注意的是，相較于男性，女性盲人的勞動參與率較低、就業質量較差，生育行為更對其就業狀況產生明顯負面影響（陳婷婷，2019）。由于同時遭受性別與殘障交疊而成的結構性障礙，許多女性盲人被迫從鄉村向城市遷移，并大多進入按摩行業謀求生計（熊伊伊、鄭璇，2021）。

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學界關于盲人職業的研究視野正不斷拓寬，既關注了盲人就業過程中面臨的多重困境，同時也揭示了其背后的社會結構性因素。然而，一個尚未被充分探討的重要問題是：盲人如何通過主動選擇成為按摩師，從而獲得作為社會成員的尊嚴，并以此構建自我的生活世界與生命意義；若不能回歸“具身”視角，盲人在職業發展過程中所展現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便可能持續被社會建構論所遮蔽。

（二）殘障研究：從“醫學模式”到“具身模式”

自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醫療科學的進步，殘障逐漸被整合進醫學研究的視角之中。依據“醫學模式”的觀點，殘障被視為一種生物學現象，表現為生理構造上的不足，這代表了個體的身體結構與機能偏離了醫學界所定義的標準常態，從而殘障問題被界定為個人層次的問題（巴恩斯、默瑟，2017：29）。醫學模式下的殘障觀念嚴格劃定了正常與異常、健康與病患之間的界限，把殘障看作一種社會病態?；诖?，殘障人群往往被排斥于常規生活、教育體系及職場等多種社會環境之外，有時甚至因其引發的社會問題而受到譴責。

20世紀70年代，殘疾權利運動逐漸興起，其追求的核心政治策略是消除致殘障礙，也就是推動社會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更好地容納殘障者，自此，學界對殘障的理解逐漸轉移到造成殘疾的社會因素上來（龐文，2021）。這種“社會模式”視角將殘障視作一個社會性議題，而非個人問題，它促使人們將關注重點從臨床干預或個人適應轉移到外在的物質與社會環境上。此模式并非否認身體損傷的存在，而是將殘障困境的根源從個體層面的“身體損傷”轉移到社會環境中的“障礙”因素（普利斯特利，2015：13）。對比殘障研究的“醫學模式”與“社會模式”可見，“醫學模式”基于“個人悲劇”概念，將問題歸因于個體及其功能限制；而“社會模式”則以“社會壓迫”理論為基礎，認為問題存在于社會內部，并由社會未能滿足殘障者的需求引起（Oliver，1996：30-32）。

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殘障研究開始出現“本體論轉向”（Hughes，2007），學界開始對殘障的內涵與障礙經驗的本質進行探討。盡管“社會模式”揭示了殘障者面臨的結構性不平等，卻忽略了生理損傷及其相關的生命倫理抉擇與經驗。因此，在“醫學模式”與“社會模式”之外，需要一種替代性的殘疾本體論方案——具身本體論（Embodied Ontology）。正如莎士比亞所言：“不存在脫離社會的損傷，也不存在脫離損傷的殘疾?！保⊿hakespeare，2006：29-34）也就是說，殘障研究不應全然地將身體所經歷的障礙經驗放在抽象的社會結構中來討論，而應將身體本身所經歷的各種疼痛、情緒等作為重要的課題（王國羽等，2012：65）。

“具身”（Embodiment）這一概念最早由莫里斯·梅洛-龐蒂提出。其認為，身體在本質上是一個表達的空間，是人類理解世界的意義紐帶，具身能夠打破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龐蒂，2001：237）。換言之，盡管殘障者的生活受到特定社會結構的深刻影響，但他們依然能夠依靠身體感知外界，通過個體積極主動地實踐，逐漸形成一套獨特的行為邏輯?？梢哉f，“具身”正日益成為殘障研究領域的核心議題。身體不僅是殘障發生的場所，更是殘障意義表征的中介（Siebers，2008：23）。理解殘障既需要制度層面的宏觀敘事，也離不開個體經驗的微觀分析（謝冰雪、王淑梅，2023）。就身體對殘障者社會化的影響而言，殘障者會形成延展性身體、被形塑的身體與資本化身體三種經驗模式，這些模式顯著提升了他們的社會融入能力（金玉、王豐碩，2024）。從具身視角理解殘障，需要兼顧雙重維度：既要重視個體生理損傷的生物基礎，承認身體在感知世界中的關鍵作用；也要了解社會分類標準通過觀念建構成為殘障歧視根源的機理（鮑雨、黃盈盈，2015）。相較于在制度層面倡導殘障包容，創造殘障與非殘障者之間的具身互動實踐更有效，通過建立“身體間性”（Intercorporeality）來實現真正的團結互助，從而跨越殘障與非殘障的鴻溝（Borodina，2022）。

借鑒“具身”視角，本文強調微觀層面的個體實踐，描述盲人青年的身體體驗與職業歷程，呈現他們的本真狀態，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所做所為。青年階段是盲人進行職業選擇、融入社會的關鍵時期。此時，身體不僅是他們與世界互動的重要媒介，也在其職業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而，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第一，盲人青年如何體驗自身的殘障身體，失明后的主觀感受與身體感知如何影響其職業選擇；第二，盲人青年如何以身體為媒介，獲取按摩行業的規范知識并習得相關技術；第三，盲人青年如何通過身體管理，向社會展演按摩師這一職業形象。

三

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視覺存在障礙且符合國家視力殘疾最低標準、年齡范圍為15~35周歲的盲人按摩師。按視力和視野狀態分級，殘疾在一般意義上包括“盲”及“低視力”，其中“盲”為視力殘疾一級和二級，“低視力”為視力殘疾三級和四級。視力殘疾分級的國家標準見表1。而盲人青年在其日常生活中傾向于以“全盲”“半盲”及“明眼人”來進行群體分類，在他們眼里，“全盲”對應國家標準的“盲”人群，“半盲”對應“低視力”人群，“明眼人”是指視力沒有損傷的人。本研究涉及的“盲人”既包括國家標準的“盲”類殘疾人，也包括“低視力”類殘疾人。

本文的訪談資料主要來自筆者2022年4月至2023年8月在云南省K市A盲人按摩店和B盲人按摩店進行的田野調查。A、B兩家盲人按摩店均位于K市市中心，客流量較大，僅僅兩店便聚集了十余位盲人按摩師。為了深入地觀察與記錄盲人按摩師的工作與生活，筆者經常在兩店之間穿梭，在告知來意、經得盲人按摩師們的同意后，采取半結構式訪談的形式與他們進行交談。筆者通過“滾雪球”的方法共計接觸了28名盲人按摩師，并對其中12名從事按摩職業的盲人青年進行了深度訪談。訪談內容聚焦對于殘障身體的體驗、學習按摩過程中的身體感知以及勞動期間對自我身體的管理三個方面。本文中所呈現的經驗材料均來源于筆者的田野筆記。田野筆記的內容主要有三部分：盲人青年成為按摩師之前的生命歷程、日常生活與職業認知；盲人青年在成為按摩師過程中的職業培訓活動、拜師經歷與就業過程；盲人青年在成為按摩師之后的適應過程、職場經驗與工作策略。此外，筆者將訪談資料按照主題來分類、編碼與核查，并通過再訪的方式補充所欠缺的經驗材料?；谘芯總惱?，筆者已對所有訪談對象進行了匿名化處理，訪談對象信息如表2所示。

四

成為按摩師：

盲人青年基于身體經驗的職業實踐

視覺的缺失常將盲人青年的身體置于“不完整”與“需要被照顧”的社會定義之下。然而，在經過按摩的職業訓練之后，他們的身體逐漸超越“失能”的刻板印象，轉向一種高度專業化的身體形態。這一轉變，依賴于觸覺、聽覺等感官的精細化運用，此時身體不再是被動的，而是成為職業實踐中的知識來源與行動方式。按摩技術本質上是一種“體悟之學”，其知識并不停留于抽象概念，而是通過身體與環境的持續互動得以生成。因此，這種技術難以完全借助語言傳遞，而必須依靠師徒間手把手的示范與反復的身體實踐，最終融為按摩師的身體記憶。在這一專業場域中，關系的結構也發生重要轉變。顧客成為帶著病痛前來求助的一方，而盲人按摩師則轉化為主動的、被需要與被信賴的施助者。通過專業的身體勞動，他們不僅贏得了他人的尊重與認可，更在實踐過程中重構了自我的社會價值，從被動的社會客體蛻變為具有主體性的專業角色。

（一）基于身體感知的職業身份接納

1. 無法掌控自如的身體

“擁有一副身體，既具有促動性，也具有約束性?！保ㄏＡ?，2010：21）與眾多殘障者一樣，盲人青年擁有一具殘損的身體，他們往往更能感受到源于自我身體的約束。失明的第一個生理事實是盲人青年與這個世界失去了視覺連接。在盲人青年的世界，他們將盲人分為“全盲人士”與“半盲人士”兩類。對于殘障程度不同的盲人青年而言，失明往往表現為不同的軀體反應。雖然“全盲人士”無法見到外界事物，但并非完全“無光感”。盲人青年千垠在9歲時因腦部腫瘤壓迫視神經導致雙目失明，他這樣描述雙眼的感覺：“仿佛用不透明的油紙在眼睛上蒙住了一層一樣，眼睛只對太陽有感覺，對燈光、手機屏幕都沒有反應。”（A1）不同于千垠所體會到的“像被油紙蒙住了似的模糊感”，小琴在幼時便雙目失明，她將自己的視覺感知描述為“黑夜中閃過的短暫光影”與“奇怪的波紋”。（A2）“半盲人士”的視力狀況（最佳矯正視力為 0.05~0.3）與“全盲人士”不同。他們能辨認事物的大致輪廓，卻無法看清具體特征。例如，當顧客進店時，他們通常只能看到人影，難以辨識面容與衣著細節。得益于相對保留的視覺，其身體活動較為靈活，外出頻率和行動速度也略高于“全盲人士”。

盡管盲人青年群體內部的感官體驗存在差異，但其身體普遍呈現出一種“客體化”特征。所謂“客體化的身體”，是指身體被置于外部世界的框架中，與自我之間形成了清晰的邊界。在這種狀態下，受損的身體既面臨現實生活的種種限制，又難以響應自我需求，從而逐漸淪為被對象化的存在（鮑雨，2017）。

首先，盲人青年的“身體客體化”體現在其身體形象上。從外觀看，部分盲人青年的眼睛可能出現眼球凸起、眼白外翻或目光失焦等特征，行走時也難免呈現出“盲態”，易被旁人視為“異常”。在著裝打扮方面，由于無法通過鏡子觀察自身，他們難以判斷服飾的搭配效果與自身形象的“美丑”。相比于追求美，盲人青年更在意如何避免“出丑”，尤其擔心因察覺不到外表問題而在公共場合“丟臉”。例如，準備參加聚會的小琴在見到筆者后立即詢問衣著是否整潔、頭發有無頭屑，希望借助他人的視覺確認自身形象。事實上，當個體感到身體不符合社會標準時，容易產生羞恥、痛苦等消極情緒（何沐原、付宇，2024）。這種身體羞恥感在正處于社會化階段的盲人青年中尤為突出，也反映出其自我客體化的心理狀態。

其次，失明顯著增加了盲人青年日常行動的風險。他們更容易在行走中受傷或摔倒，因此常不愿出遠門，而傾向于待在熟悉的空間內。按摩師仲仁說：“路上仿佛多了很多坑洼，經常莫名其妙碰到東西?！保ˋ3）同時，混亂的無障礙環境也限制了其出行，如兆京所言：“盲道常被擠占，紅綠燈無語音提示，讓我們不敢出門。”（A12）在他眼中，只有家里和店里是安全的，外部世界則充滿混亂與不安。當遭遇突發狀況時，盲人青年難以迅速靈活地調動身體做出反應，身體仿佛脫離掌控，成了一個“他者”。

這種身體的不可控性削弱了盲人青年在職業環境中的應對能力?，F代職業普遍要求精細操作、快速反應與高時效性，而盲人青年因視覺缺憾，在信息接收、空間定位等方面存在顯著障礙，大多難以滿足此類要求。因此，其職業選擇常被壓縮至按摩等有限領域。

2. 對按摩職業的接納

與其說按摩行業的門檻較低，不如說這一職業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從而增強了其對盲人群體的可及性。具體來說，按摩職業相較于其他職業具有三個顯著特點：工作空間固定且緊湊、工作時間較為靈活及人際互動主要基于身體接觸。這些特征與盲人的身體條件和個人能力較為契合，因此，他們普遍將按摩視為一種不僅能夠實現就業，而且可以長期穩定發展的職業。

首先，按摩店空間的固定性和緊湊性為盲人青年提供了安全且高效的工作環境。盲人按摩店通常位于社區內，距離盲人青年的住所較近，步行即可到達，大大降低了通勤難度。有的青年甚至直接住在店內，進一步避免了外出風險。按摩店內空間緊湊，一般由三至四個功能明確的房間構成，有利于盲人青年形成清晰的環境認知。他們能輕松記住按摩床、工具的位置，并通過觸摸墻壁、門窗等快速定位與定向。這種布局既減少了碰撞、摔倒等安全隱患，也幫助他們更流暢地服務客人，提升了工作效率。

其次，按摩職業在工作時間上具有較高的靈活性。盡管多數按摩店的營業時間大致固定，如上午十點至晚上十點，但對盲人青年的考勤管理普遍較為寬松。老板通常只安排人員輪流開門，其他員工可稍晚到崗，且很少因遲到扣薪。這種安排為盲人青年留出了更充裕的個人時間，也照顧了他們出行上的不便。下班時間同樣具備彈性。在客流稀少的淡季，若店內人手充足，老板通常會同意按摩師提前下班的請求。此外，如遇身體不適等特殊情況，盲人青年可與老板協商請假。若老板同為盲人，往往更能理解其職業帶來的身體勞損。在具體服務過程中，雖然總時長固定，但按摩師仍可根據顧客需求，靈活分配不同部位的按摩時間。這種工作模式不同于嚴格管控的流水線作業，賦予了盲人青年更多的自主性，因而更適應其身心特點。

最后，按摩職業的核心互動方式依賴于身體接觸和感知。在工作過程中，盲人青年主要通過雙手觸摸來感知顧客的肌肉緊張程度、結節位置及身體反應，從而判斷其身體狀況。與此同時，他們也會借助語言交流，主動詢問顧客的感受，認真聽取對方的反饋，進一步確認顧客的具體需求與舒適程度。這種以觸覺和聽覺為主的工作模式，顯著降低了對視覺的依賴，使盲人青年能夠充分地發揮自身的感官優勢。在按摩過程中，他們與顧客保持溝通，并根據實時反饋靈活調整按摩的部位、時長與力度，為顧客提供精準和個性化的服務。

因此，按摩對盲人青年而言是一種身體能力可企及的職業，同時成為他們實現自我價值、獲得社會認同的重要途徑。就業不僅帶來物質獨立，更能幫助他們獲取社會角色、獲得尊嚴與自我認同，超越“弱勢”標簽，成為積極的社會參與者。

盲人青年小琴出生于云南省臨滄市的一個邊境小縣城，一歲時因發高燒未及時就醫而導致雙目失明，自十歲起在臨滄市特殊教育學校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學習，畢業后去往廣東省東莞市進入按摩行業，2022 年回到云南K 市A按摩店工作，現在已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之一。她說：“天干餓不死手藝人。我學會了按摩就可以來到大城市上班。按摩這份工作不僅讓我能夠自己謀生，還能幫襯家里。我哥雖然在外面打工，但很少寄錢回家，而我會把每個月工資寄一半給爸媽。每次過節，我都會給爸媽發微信紅包。我覺得我對他們好是盡我的本分，爸媽生我養我不容易?！保ˋ2）

此外，職業還能幫助盲人青年建立穩定的社交網絡，減少社會孤立感。在工作中，他們可以與同事、顧客互動，感受到自己被需要、被尊重。這種社會參與感進一步增強了他們對按摩行業的接納度和歸屬感。概言之，盡管盲人青年因視覺缺憾在職業發展方面面臨諸多障礙，但通過學習按摩技術，他們可以從“資源消耗者”轉變為“資源創造者”（張承蒙、周林剛，2020），進而融入社會。

（二）以身體為媒介的職業技術習得

“個體的身體從來不是‘充分完成的’，身體始終受到各類社會、文化與經濟過程的影響?！保ㄏＡ?，2010：127-128）盲人青年學習按摩是一個不斷累積身體經驗、獲得生存技術的過程。在學習按摩的初期，盲人青年往往需要通過接觸、重復并強化一系列按摩知識與身體動作，以熟練掌握程序化、系統性的按摩技術。

1. 專業知識的制度化學習

一般由特殊教育學?；蛎と税茨ε嘤柊嗟慕處熛蛎と藗魇跇藴拾茨夹g。教師采用課堂講授、一對多的方式展開教學，為盲人普及、講解按摩職業中的專業知識。基于政府的殘障人士就業扶持政策，他們將盲人按摩培訓視為專門的事業。在這一授課培訓模式中，教師和學生所有的行動都是規范化的。培訓安排在特定的時間段，按照預先設定的培訓計劃展開，授課內容緊扣書本的理論知識與實操流程。

按摩作為一種中醫的外治法，以陰陽五行、臟腑經絡、營衛氣血等為基礎理論，通過推、拿、按、摩、揉、點、撥、滾、提等手法，對人體的穴位、經絡施以刺激，從而發揮舒筋通絡、調和氣血的作用。與西醫生物醫學模式不同，以按摩為代表的傳統中醫療法更強調“身體與外界的關系、身體自身的平衡及身體感知”（鄭艷姬，2023）。談及按摩的健體療效，盲人青年們常常借助所學的中醫基礎知識來解釋：“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氣血調和能促進我們人體的生長發育與新陳代謝，氣血失調就會使五臟等器官發生異常，產生一系列的疾病?！保ˋ4）

據了解，盲人按摩師的職業技能等級從五級至一級逐級提升。以最基本的五級資質為例，其知識體系涵蓋中醫基礎理論、人體解剖知識、經絡腧穴學及傳統養生知識四大核心模塊。在實操訓練中，盲人學生通常兩人一組，輪流扮演按摩師與顧客，以熟練掌握全套流程。在準備工作方面，按摩師需鋪設一次性床墊，放置圓枕并消毒，協助顧客俯臥后覆蓋薄毯。常規全身按摩覆蓋肩、頸、背、腰、腿及頭部，時長約一小時。

對于上述按摩知識的學習，盲人青年志堅評價道：“教師在黑板上講課的時候，我們死記硬背，教師講一百句，可能只能弄懂十句。學手法的時候，教師一開始會示范，還會拉我的手告訴我做這個動作。教師講完以后，就讓大家兩兩一組，互相練手法。有時出現一些明顯的錯誤，教師會糾正，但是說句實話，我們在同學身上練習，教師不會管那么細。反正靠日后自己去練是最重要的。”（A5）

由此可見，“身體技術的獲得從來不是一種天然行為，而是個體經由學習與訓練、反復實踐的結果。”（林曉珊，2013）對于盲人青年而言，學習按摩沒有訣竅，將標準化的身體動作內化于心，日復一日地練習、一遍又一遍地重復，就可以掌握。與其說盲人適合按摩是生物性的、自然的結果，不如說是他們在后天的、長時間的按摩實踐中摸索的結果。

2. 按摩技術的具身化訓練

技術與知識的學習應被視為一個“社會的、參與性的和具體的過程”（Pink，2015：39）。不同按摩師運用同一手法時，帶來的身體感受可能截然不同：有的只“觸于皮表”，有的卻能“力透筋骨”。這種個體化的具身技術，僅靠書本知識難以真正掌握。因此，多數盲人青年在上崗前會選擇“拜師傅”進修。

“拜師傅”是新手向資深盲人按摩師學習技術的過程，相當于崗前實習。在行業內，“拜師傅”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未受過職業教育的盲人經熟人介紹到店學習；二是完成殘聯培訓的學員，由殘聯推薦至合作按摩店，經數月指導合格后上崗；三是特殊教育學校中專生進入指定按摩店實習一年，憑實習證明換取學歷。盡管途徑不同，但均以師徒制為核心，通過一對一指導實現技術傳承。盲人青年赫平描述了師傅教他按摩的畫面：“師傅在我身上依次演練基本手法，等我明白后就讓我在師傅身上按。如果師傅感覺我手法不對的話就說出來，如果還是沒能糾正，師傅會讓我趴下去，用正確的手法按我的身體，讓我去感受不同手法給身體帶來的不同感覺。師傅教導我，按摩的時候不能只用手指的蠻力，手腕也要動起來，最好由身體帶動手臂，手臂帶動手腕，手腕帶動手指?！保ˋ6）可見，師傅的教學方式明顯區別于課堂授課，師傅常在盲人青年身上直接示范，讓其親身體會、感悟手法的效果。若學員自己找不到準確穴位，師傅便在其身上直接指出位置。而在檢驗學員技術時，師傅也以自己的身體為媒介，感受其手法是否“到位”，即力道是否均勻、滲透、持久、有力且柔和。因此，最直接的檢驗方式就是讓學員在師傅身上反復練習。盲人青年磊子還談到了師傅布置的身體訓練任務：“按摩需要有耐力和專注力，不能按著按著力度就變了。為了練力道的持久度，我那時每天早上都被師傅要求做俯臥撐、平板支撐、指上壓等，一般要練一至兩個小時。”（A7）

因此，盲人青年的按摩訓練不僅包括一整套理論體系與按摩手法，也涵蓋一系列旨在提升核心與手部力量的身體活動，如俯臥撐、內功、舉重、臂力拉伸、指上壓等。這些以從事按摩工作為目標的訓練，實質上是一種身體形塑的過程，旨在打造出“訓練有素的肉體”（福柯，1999：156）。最終，在日復一日的主動規訓與長期實踐中，一具符合職業期待的、有力的身體被塑造完成。

與此同時，敏銳的“摸”功也離不開盲人青年具身化的練習。按摩師嘉迪指出：“我們是要做到摸肌知痛、摸骨知病的?？腿颂上乱院螅涂梢耘袛嗨麄兩眢w哪個部位出現了問題。身體肌肉粘連產生的結節是能夠明顯摸出來的，會有一種異物感，也被稱為氣結?！保ˋ8）換言之，盲人青年之所以能夠習得“摸”功，是因為“經由日常、重復的身體實踐于技術層面的掌握，而非抽象之表征的學習”（余舜德，2015：18）。正如法國人類學家華康德所強調的，具體的身體練習要比傳統的非實踐的思想表達更有意義（Wacquant，2005）。如果說特殊教育學?；蚺嘤枡C構的教師主要依靠話語傳遞，那么按摩店的老師傅則直接以身體為媒介，使按摩技術的傳遞更為具身化與經驗化，幫助盲人青年將抽象的理論認知轉為實在的身體技術。

在習得按摩技術的過程中，身體不僅是被訓練的客體，更是認知、理解和掌握這項技術的核心媒介。首先，身體作為感知工具，承擔著接收和理解職業信息的職能。其次，身體是職業記憶的儲存載體。按摩技術從有意識的刻意模仿，逐漸沉淀為無意識的身體記憶和流暢的動作模式，實現真正的“具身化”。最后，這種以身體為媒介的學習過程，重塑了學習者與技術之間的關系。技術不再是一套外在于身的操作步驟，而是成為身體本身的能力與延伸。

（三）依托身體管理的職業形象展演

在日常生活中，個體通常會通過自我呈現來獲得他人的認可。戈夫曼（1989：30）指出，當行動者承擔某種社會角色時，需積極運用舞臺設置、外表、舉止等符號進行表演，以傳遞期望的形象。同樣，盲人青年入職后也會對身體進行管理與規劃，運用印象管理技術在前臺呈現專業的按摩師形象。

1. 呈現得體的身體外觀

盡管按摩行業沒有穿著特定服裝的規定，但在調查中不少盲人青年身著白大褂。如芬芬在工作中總愛穿上一件白大褂，她對于白大褂有一套獨特的看法，白大褂既代表她對盲人保健按摩行業“儀表整潔、舉止大方”之規定的遵循，也表示她向“醫生”這一社會角色的靠攏。她認為，保健按摩師和醫生一樣，從事的都是緩解疼痛、調理身心的工作。她說：“白色的衣服，干干凈凈的，讓顧客看著也舒服些。如果殘聯的人過來檢查的話，我也不慌張，因為我是遵守規章的。再說了，好多醫生都穿白大褂，我們其實也屬于‘保健醫生’，穿上以后，感覺比較正規?！保ˋ9）

“外表在此刻可以起到告訴我們表演者的社會身份的作用；這些促進因素還告訴我們表演者暫時的禮儀狀態?！保ǜ攴蚵?，1989：24）作為按摩店老板的坤哥則要求店里的每位盲人按摩師都穿上白大褂。在他眼里，白大褂彰顯了按摩師上崗的身體狀態。（A10）這就是說，盲人按摩師穿上白大褂后就表明他們此時在進行嚴肅的正式工作而不是消遣的休閑活動，可以在警醒按摩師的同時向路人或者進店的顧客釋放出營業的信號。

除穿著白大褂之外，多數盲人青年會使用一些日常的、微小的生活技術來讓自己的外觀符合按摩師這一職業，這些技術包括修剪自己的指甲、讓衣服干凈整潔、梳理頭發等?？梢?，盲人按摩師們認為“得體”外觀的塑造需要依靠很多細節。在小琴看來，身體的異味與污穢的著裝都會導致外觀不“得體”，會讓客人產生“不稱職”的負面印象。（A2）換言之，對自身的身體外觀予以關注，會賦予他們一種自我表達的手段，并有可能讓他們感覺良好。

2. 運用專業的身體知識

在按摩服務中，盲人青年常運用中醫知識為顧客分析身體問題并提供養生建議。按摩依托刺激穴位、調理經絡來實現防治與保健，若專業知識掌握不足，即便手法熟練，也易引發顧客對其專業性產生質疑。人體穴位數量眾多，盲人青年需熟記常用穴位的位置及其功效。

千垠曾在K市某盲啞學校完成中專學業。畢業后，他常在工作過程中向客人講解穴位知識，強調按壓不同穴位可帶來不同的治療效果，以此展現自己的專業素養：“在穴位這一塊，按摩肺腧、肩中腧穴能夠調理肺氣、止哮喘；按揉心腧、內關等穴，可以改善心肌缺氧；按揉脾俞、胃俞穴可以調理脾胃、緩解胃腸痙攣、止腹痛。我按摩的時候喜歡邊按邊講，這樣客人就能夠知道我是懂這個行業的?！保ˋ1）

盲人青年芬芬憑借以往所學的身體結構知識，經常向顧客解釋人體“十四經絡”的具體走向。她認為，要想讓按摩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必須將穴位按壓與經絡理論結合起來運用：“我們學習的第一本醫學專著《黃帝內經》開篇就寫著：‘一陰一陽謂之道?！浢}與任、督二脈合稱十四經，包括肝經、心經、脾經、肺經等，不同的經絡對應不同的身體器官。如果你是肝有問題，就得找‘起于大敦、止于期門’的肝經，經絡走向是從足到胸，第一個穴位在大敦穴，一直延伸到期門穴。經絡需要從左到右、從上到下、從里到外進行疏通。”（A9）

對芬芬而言，從書本中學到的知識是她堅實的底氣。通過向顧客解釋每條經絡的具體走向，她既能及時回應顧客對身體狀況的疑問，也能展現出扎實的專業素養，從而贏得顧客的信任與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筆者在調研中多次聽到盲人青年提及“虛與實”的概念，強調“虛則補之，實則瀉之”：“緩摩為補，急摩為泄?！a’和‘泄’是通過手法在人體表面施以刺激，進而促進或抑制內臟功能。如果施加的是作用時間比較短的、重的刺激，那么就可抑制臟腑的功能，就叫‘泄’；反過來，如果施加的是作用時間較長的、輕的刺激，即可活躍臟腑的生理功能，謂之‘補’?！保ˋ7）

由此可見，盲人青年所掌握的這套“虛實”之論，既用于解釋顧客的身體癥狀，也指導其選擇相應的按摩手法。若客人體質呈現“虛寒”，便采用緩和持久的按揉方式；反之，則施以強力短促的按摩方式。盡管這些按摩理念在科學性上可能并不十分嚴密，卻為盲人按摩師提供了清晰的職業依據，既促進了按摩師與顧客之間的有效溝通，也有助于樹立按摩師的專業形象。

3. 進行體貼的情感勞動

情感勞動是勞動者在服務業工作中所付出的私人情感，“員工進行情感管理，壓抑情感或偽裝情感，形成交往對象可以觀察到的面部表情或身體語言，以便影響交往對象的感受”（Hochschild，1979）。按摩業和眾多服務業一樣，其工作性質非?？粗仡櫩腕w驗，因此表達情感、管理感覺是每一位盲人按摩師的必備技能。盲人青年不僅是肉體療愈者，也是精神陪伴者。他們將對話、表情、肢體互動等情感表達融入按摩過程，使之成為情感勞動的一部分，并通過這樣的方式創造情緒與社會價值。

一般而言，“望聞問切”是中醫遵循的原則，但盲人青年囿于視力受限多側重于“問”與“切”。事實上，問候與聊天已成為其工作的重要部分。他們一邊根據顧客的疼痛反應判斷其身體狀況，一邊通過“最近是否著涼？”“睡眠如何？”等關懷性詢問向其提供情感支持。這種將專業服務與人際互動相結合的方式，實質上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情感勞動（盧燕璇，2024）。

女性盲人青年在情感勞動方面表現出更為顯著的特征。社會對女性工作的期待不僅包括體力勞動，更強調情感付出與對他人需求的滿足（馬冬玲，2010）。在按摩服務過程中，女性盲人按摩師用語輕柔、表達清晰，通過溫柔、熱情等性別化特質營造賓至如歸的服務體驗。這種情感生產不僅為顧客創造了積極的消費體驗，更成為她們職業實踐中的重要策略。

盲人青年向顧客施展“示好”與“示弱”等情感勞動策略（黨琦等，2025）的行為，實質上展現的是通過柔性方式化解沖突的生存智慧。在“顧客至上”的按摩行業，具備職業素養的盲人青年常常面臨與顧客的沖突。這類沖突多為非激烈對抗，具體體現為日常服務中的隱性矛盾，如顧客的無理刁難、惡意差評或言語騷擾。面對此類負面體驗，多數盲人青年選擇隱忍，常以“忍一下”“不計較”等方式回應。“有一次接待一個客人，進來以后我就感覺他心情不好，語氣很低沉。我按到一半的時候，他就開始罵人，拿我撒氣，故意說：‘哎呀，這個師傅按得太疼了，這水平不行，把我的腰都按壞了?！@種客人來了，我們也只能忍著了。”（A11）

“隱忍”折射出盲人青年在職場中的生存智慧。面對顧客的刁難，職業規范與經濟壓力共同迫使其妥協，并將身體管理轉化為職業策略。每一次成功的身體管理，既是一次有效的社會互動，也是一次維系生存、獲得認可的體驗，使他們能夠持續地以被接納的身份參與社會分工、嵌入價值生產網絡之中。

一言以蔽之，在盲人青年按摩師的職業生涯中，身體遠非一個靜態的生物學事實，而是一個在實踐中被不斷重新定義與生成意義的動態場域。按摩不僅是一份謀生的職業，更是一個將“殘缺”的身體轉變為“有用”的身體的過程。他們憑借著這個獨特的身體，最終建構起屬于自己的職業尊嚴與生活世界，生動地詮釋了何為在身體經驗中活出自我。

五

結語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理論出現了“身體轉向”這一思潮。在對意識哲學進行批判后，學者們將形而下的身體作為分析的起點，對身體本身進行研究（汪民安，2003：21）。具身（Embodiment）概念區別于客觀的生物體（Body）一詞，以凸顯對身體與心靈之間二元對立的超越。受現象學傳統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學者從“具身”這一視角探討作為主體的身體在面對周遭世界時的身體經驗。借鑒身體現象學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身體不再是與思維相對的存在，而是具有反思性的主體以及感知世界的初始媒介，這為分析殘障者的主體性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以往的殘障研究要么視殘障為一種生理身體的病態，要么過度關注殘障的社會建構性與政治性，殘障者活生生的身體被這兩種取向忽視了。在“具身”這一思潮影響下，殘障研究領域“對殘損與疾病的分析越來越多地轉向了對身體經驗的考察”（Williams，1984）。將“身體”帶回到殘障研究之中，已成為該領域的新興呼聲（Zola，1991）。

本文從盲人青年的視角出發，以其從事按摩職業的發展過程為線索，探討了殘障身體的過程性與情境性。盡管視覺的殘缺將許多盲人青年的職業選擇導向按摩行業，但在這一看似受限的職業軌跡中，身體恰恰成為他們建構主體性的核心媒介。視覺殘缺不僅帶來感官體驗上的不適與身體的客體化困境，同時也促使他們重新開發身體的潛能。他們借由身體學習并掌握專業按摩知識與具身化技術，在職業實踐中通過對身體的自覺管理，向社會主動展演其作為按摩師的職業身份，從而實現自我價值的確認與社會尊嚴的獲取。本文認為，殘障身體的意義在具體的社會實踐與職業過程中不斷生成與凸顯。更重要的是，基于身體經驗的職業實踐為殘障者提供了融入社會、獲得認同的重要途徑，它不僅是謀生手段，更是意義生成的行動基礎。通過專業能力的積累、職業身份的認同與社會角色的承擔，盲人青年可以重新定義自我、構建生活世界的內在意義，從而實現一種有價值的生活。

責任編輯：徐浙寧

《當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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