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劉良：「要說真話」

劉良的手腕突然震動了一下，智能手表彈出提示，「你是在進行劃船訓練嗎？」——并不是，這位65歲的法醫坐在幾個小山堆一樣高的書前，機械地重復著同一個動作，翻頁、簽名、再翻頁。右側肩關節僵硬得抬不起來，左手戴的手表提示他的大運動量，五萬本，這是他為自己的新書《真相不會沉默》簽名的數量。

過去的43年，劉良的名字多數只出現在法醫鑒定報告中。他做過4000多次尸檢，送檢、復檢過7000多個案子，審核超過萬例的檢案。聶樹斌案、黃靜案、周秀云案等要案疑案，還有世界首例新冠肺炎逝世患者遺體解剖與病理分析……他的簽名，往往意味著推翻既有的錯誤結論，給出最終的死亡真相。

幾年前，他參加《初入職場的我們·法醫季》綜藝，在年輕人中迎來了破圈式的關注。大家關注他，不僅因為他的技術，還有他極強的共情能力，他理解后輩，尊重逝者，讓大眾看到冰冷的死亡后溫情與向善的一面。

今年3月，劉良從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系退休，但他比之前更忙了。很多檢案甚至是20多年前的舊案都找來了，大家說，他們相信劉良。

4月中旬，我們迎著北京滿城的柳絮見面。劉良喜歡開玩笑，剛見面他就問，今天是誰要「審問」我？我們見面的地方，要經過一段狹長的暗黑甬道，他說，不如在這里玩密室逃脫吧。他自稱是個調皮搗蛋的人，喜歡輕松地對待日常。

另一面，他的工作是如此嚴肅、嚴謹，容不得任何錯失。我們見面的前一周，他繞著中國跑了半圈，去了五個城市。有的是家屬點名要他去的，有的是涉及孩子的疑難案件，還有多年前的舊案，需要他出庭質證。這種毫無保留的信任，讓劉良感到了重量。

我們聊了3個小時，聊他的人生、選擇和遺憾，聊謊言、死亡和真相，大多時候，劉良哈哈大笑，偶爾也會流露憤怒。新書賣得很好，他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公眾對他敢于在爭議案件中說真話的樸素心存感激。

交流中，「說真話」是劉良表達最多次、也最強烈的一句話。這源于他有一種樸素的生命觀，他認為，做個好法醫是在積德，他說的每一句真話，都會在未來顯露它的力量，或今日或明日，他相信命運。

劉良并不享受被推上風浪的感覺，他選擇走到臺前，是為了讓法醫這份職業變得平常，也讓大眾看到潛藏在日常生活中的風險，而不是創造一個無所不能的形象。見過生死，也見了人心，他始終相信，做法醫，首先，你得是個心地善良的人，繼而是一個依靠五感、依靠解剖技術和經驗在尸體上尋找真相、說真話的普通人。

本文與今日頭條頭條精選項目聯合呈現

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文｜賴祐萱

編輯｜槐楊

圖｜（除特殊標注外）受訪者提供

*涉及法醫工作現場，請謹慎閱讀。

1

我從來沒見過法醫被這樣關注過。

過去，我們法醫是很邊緣的職業，很多年在學校的大會工作報告中，從來只講臨床醫學、藥學、護理，沒有一次提過法醫。你記得嗎，有一年春晚，舞臺上有個一直轉圈的女孩叫小彩旗。我說，我們就是她。大家都在舞臺上表演，但燈光沒打給她，鏡頭也沒給她，法醫就是這樣的角色，偶爾一束光打過去，大家才發現，哎喲，還有一個人在那兒轉。

外界對法醫有很多誤解，說法醫很臟、很臭，天天跟死人打交道，甚至覺得法醫造成冤假錯案的比例也挺高。那個時候我就知道，這個專業過于封閉了，沒有把真實的情況交給大家。

我父親是搞新聞出版的，他臨走前說，你搞了一輩子法醫，總得留下點什么。我跟他說，這些事爛在肚子里我也不會講。老一輩法醫比較謹慎，我的導師黃光照教授認為，你可以在專業上給學生講很多東西，但不能拿到社會上講，否則講完以后，可能會導致很多人去模仿。

后來，我去上芒果臺節目《初入職場的我們·法醫季》，很多年輕人跑來跟我說，原來法醫是這樣的啊？大家又開始把法醫神話了，以為法醫很了不起，什么都能解決。我們每年舉辦探索營、見習營，有很多孩子想來讀法醫，想體驗法醫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如果僅僅因為覺得神奇，就想來讀，這有點危險。

直到快退休了，我決定寫點東西，把真實的狀況告訴這些愛好者。再加上，之前做節目的時候我就發現，很多法醫見多了、認為本該注意的事，老百姓其實不知道，所以，我想把這些日常生活里的意外和風險講透。寫的時候，既不能違背導師的教導，也要完成老爺子的遺愿，夾在中間兩難。最后我的處理方式是，把比較血腥的，或者犯罪手段過于詳細的內容，全都去掉了。現在大家看到的書里的案子，可能是很多個案件的雜糅、組合，并不是單一的案例。

案子里有一個是我覺得最重要、必須寫進來的，就是電子煙。電子煙是新型產品，抽起來時髦，年輕人很容易模仿。正規渠道沒問題，但很多非正規渠道的電子煙，煙彈里的東西被改造了。一開始是添加依托咪酯，國家發現后開始管控，再賣就是販毒。但搞這些的不是普通人，都是學化學的高科技人才，你列管一個，他馬上改進，搞出十幾種替代品，他永遠在跟你賽跑。

據我所知，很多搞化工的企業，合成這些東西很簡單，改一下配方就行。后來為了監管，政府都要求企業設備安裝數據上傳系統，每天生產什么全部監控。結果這些人才離開企業，跑到鄉下找個小作坊，買點灌裝設備自己開工，利潤太大了。

很多青少年不知道這些，偷偷地吸，覺得很酷。如果不提前告訴他們，將來會有一批人出事。我有一個律師朋友，買了書放在家里，第二天早上，他兒子跑來問：「媽媽，煙粉是什么？」朋友趕緊告訴孩子這是有害的，這就是提前預防。

除了毒品，書里還選了很多貼近生活的案子，比如安全帶。很多人覺得系安全帶勒得慌，不好好系。書里的案例就證明了，不僅要系安全帶，還要正確地系。如果不舒服，就墊個東西。我自己出過三次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就是安全帶保護了我，最后只斷了一根肋骨。

書中就有個案子，車輛碰撞后，司機被安全帶勒了一下，人沒事，也沒有外傷，他沒有重視，離開現場，結果12個小時后就死亡了。尸檢發現，安全帶直接把腹腔內的腸子和血管勒斷了。很多車輛發生碰撞后，大家覺得撞得不重，能忍受，私了就算了，絕對不能私了，哪怕你是私了，也得把病先看了再說。

也有比較猶豫的案例，比如秋水仙堿。過去，我們認為秋水仙堿是比較少見的毒物，就會考慮把這招寫出來，別人會不會用這個事兒去犯罪呢？但是萬萬沒想到啊，現在的犯罪嫌疑人，你把他抓住以后，他的上網記錄是可以查得到的。大部分嫌疑人上網搜「用什么藥物殺人」，秋水仙堿就跑出來了，排名第一。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還在玩什么神秘呢？與其這樣，我還不如就告訴你，我有辦法對付你。

我們要告訴老百姓，一旦出現了急性的消化道癥狀，像上吐下瀉、瀉水這樣的情況，反復出現，肯定要考慮、要懷疑這個事情。中毒以后，出現了各種臟器的問題，臨床醫生也要注意這些指標，排除秋水仙堿，及時診斷、治療。

帶著這種想法，我盡量簡化了太專業的東西，在書里更多普及一些常識。但我自己其實是不滿意的，覺得這玩意兒像小說又不像小說，說是科普又好像不完全是，以前我也沒見過這種題材。我寫的專業教材，十年才發行了三萬冊。結果這本書出版后，出版社不停地加印，第一天直播就賣了五萬冊。我看到他們發來的視頻，我簽名的紙送上去，一排工人在那兒哐當哐當壓，機器都快冒煙了。我很感激，反正我是很多年都沒買過紙質書了，我總覺得可能是以前做了些積德的事情。

真正讓我欣慰的，是讀者的反饋。有人在小紅書上給我留言，說覺得血腥不敢看，但又忍不住，看了之后學了很多。有一位媽媽，說自己是喂完了奶以后，把書看完了。她覺得里面有溫暖的東西，出乎她的意料。

這本書有很多孩子在看，有九歲的孩子念給媽媽聽，還有七八歲的小孩讓媽媽講里面的故事。有一次坐飛機，乘務長認出了我，她說看完書立馬把家里所有的瓶瓶罐罐全清了個遍，她說以前瓶子里經常放些雜物，現在才意識到萬一小孩子喝了怎么辦。

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說這么早讓孩子看到死亡可以嗎？認為我們談得太早，給小孩造成心理傷害。我覺得，死亡教育很重要，人怎么來的，怎么走的，生死的東西，都應該早點告訴孩子。我們完全可以正確引導孩子，注意生活習慣，健康地生活，吃得好睡得好，及時看病，不要糾結，死亡是一個過程，每個人都會走到這一步。

法醫做長了，就會去思考人的生命。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有人走得早，有人走得晚？有沒有預見性的處理方法，能讓人的生命延續得更長一點，而不是戛然而止？我想，每一次尸檢，每一個案例，都可以告訴我們答案。

劉良在綜藝節目中擔任導師圖源綜藝《初入職場·法醫季2》

2

法醫是一個需要打開五感的工作，首先眼睛要毒，其次手要靈，分離組織時要像外科醫生一樣輕巧、精準。

嗅覺很重要，以前老一輩的法醫工作時是不戴口罩的。不戴口罩是有原因的，法醫很需要依靠嗅覺判斷，比如打開死者的胃，你得聞聞有沒有酒味；如果聞到大蒜味，那可能是服了有機磷農藥（比如敵敵畏）；如果聞到了電焊時乙炔的味道，可能是接觸了氯化鋅；如果聞到苦杏仁味，那我們馬上就知道是氰化物中毒。

聞到這些特定氣味，現場馬上能做一些化學試驗來定性。如果戴著厚厚的口罩，防住了臭味，也把這些關鍵的線索擋住了。而且，普通的口罩根本擋不住尸臭，人呼出的水汽附著在口罩上，反而會把臭味吸附在口鼻處，那才真夠你聞的。

不過，嗅覺太靈敏有時也挺讓人受傷。我的嗅覺就特別靈，家里飯菜只要有一丁點壞，我馬上就能聞出來，所以到了現場，遇到高度腐敗的尸體，那種臭味常常讓我產生生理性嘔吐，吐得止不住，旁邊那么多人看著一個老法醫在現場狂吐，也挺難堪。人的嗅覺細胞是有記憶的，做完那種高腐尸體，接下來的兩三天，你總覺得頭發是臭的、衣服是臭的，怎么洗都洗不掉，其實不是你身上有味道，而是嗅覺記憶在不停地重播。

觸覺也至關重要。比如摸肝臟，正常的肝臟是質軟的，摸起來就像人的嘴唇；如果初步肝硬化，叫質韌，摸起來像鼻尖；如果是嚴重的肝硬化，那就是質硬，摸起來就像人的額頭。這種微妙的觸覺反饋，法醫都必須掌握。

當然，每個法醫都有自己的軟肋。我的搭檔周亦武有鼻炎，嗅覺不敏感，但他視覺容易受沖擊，看到那種密密麻麻長滿蛆蟲的尸體就崩潰，所以有時候我們倆就打配合，他去放氣，先聞，等他結束了，我再進去處理別的。我有個學生，觸覺不行，特別是腐敗尸體，皮膚露出來了，油滑膩膩的那種感覺，他受不了。還有個學生，受不了的是聽覺。有次去了高度腐敗的現場，滿地滿樓梯都是蛆蟲，當時沒條件穿防護服，他就穿著膠鞋走下去，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那聲音成了長久的心理陰影。

有人問我，法醫會不會被AI替代？說實話，我對此毫無恐慌。AI可以做一些少量的體力勞動和重復性工作，但它很難替代人去聞，去看，去聽，去觸摸，去感受。

有意思的是，現在很多人拿AI查出來的結果，跑來找我們說，「AI說不是這樣的，你鑒定錯了」。他們根本不知道，很多真實的、核心的法醫鑒定數據和細節是保密的，根本不可能發到網上去。AI在網上抓取的信息很多都是有漏洞的假信息，用這種信息來指導現實的法醫鑒定，怎么可能啊。

法醫去現場是很重要的。做法醫的，你不到現場就沒有靈感，你光坐在家里聽人家講來講去，方位感、空間感都沒有。你去了現場，可以看到現場的血跡、物體的擺放，如果太安靜了，不正常，那可能是被收拾過了，如果太凌亂了，也不正常。陰森森的、不是那么陽光的地方，總是有點什么解釋不了的東西。

就像自縊案，看起來很簡單，一般以為是自殺，但是到了現場，法醫就要去觀察房梁，特別是麻繩，我們要看繩子的摩擦痕。

在現場，你還可以見到當事人，有可能當事人就是嫌疑人，他的言談、說法就不一樣。曾經有個嫌疑人，還跟我們在一起吃飯，一直催問什么時候出結果，他假裝很關切，實際上就是他干的事兒。

我跟學生們說，當法醫你不要老是等著人家把材料送上來，你得真的往下跑，否則很容易走偏差。有些偵查員不仔細，案情也不跟你講很多，現場可能有個坑、有個湖、有個井什么的，他覺得不重要就放過去了。恰恰那個里面可能是問題所在，比如說有人把死者隨身的物品扔到旁邊的井里去了。我到了現場就會問，這個井，你們檢查過沒有？水抽干沒有？經常一抽，物證就出來了。

能去現場我都要去，哪怕是解剖做完了，再晚也要去把現場看一下，去現場，總歸能察覺出不正常。我這人本來老失眠，但是坐長途車跑現場，顛著顛著就睡著了，反而把睡眠問題給治好了。

劉良給學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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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知道法醫這個職業了。小學我就看《福爾摩斯探案集》，后來又看了《尼羅河上的慘案》。不過，那時我完全沒想過自己會干這一行。

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就去考了，過了分數線，但成績不夠上第一志愿武漢大學化學系，我又考了一次。雖然考上了，但分數還是不夠上武漢大學化學系。當時就在琢磨該學什么專業。我媽媽說，我舅舅小時候因為燒傷感染走掉了，我外婆也是得癌癥去世的，咱們家祖祖輩輩沒有當醫生的，正好家對面就是協和醫院，要不就學醫吧，我就報了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的臨床醫學。

當時，我父親在湖北某個書庫當庫長，我大四那年假期，父親讓我去書庫打工幫忙，賺點錢，主要工作就是把書登記在冊，做卡片，上架。有一天，我無意看到了一套前蘇聯法醫專家阿夫杰耶夫寫的《法醫學》。同樣的復本有十本，我就抽走了一本，覺得太有意思了，非常喜歡，看了好多遍。我還把書帶回宿舍，舍友也跟著排隊看，有個還說自己畢業后要考研當法醫，當時我們學校有一位非常厲害的法醫專家叫黃光照，我心里想著：「你要考就考唄，反正我也不做這個。」后來，就忘了這件事。

快畢業了，我們開始到醫院實習了，最開始，我去的是內科輪轉，一個偏癱的病人，我輪轉結束了，他還是老樣子，根本看不到治療效果，給我一種總也治不好人的無力感。相比之下，外科就立竿見影，闌尾切了，一個星期就能拆線走人。

畢業分配時，我的成績很靠前，可以留在武漢的醫院，當時要填三個志愿，我都填了自己喜歡的：病理科、法醫和眼科。我想，法醫比外科更干脆，遇到問題馬上就要給答案，而且非常刺激。填完志愿，我就出去玩了一圈，到了假期結束，回來開會宣布去向，老師念了一通名字，最后到我了，劉良，神經內科。

我當時就傻了，感覺天都塌了。散會后，我實在不甘心，跑到醫院人事處，又跑到大學人事處去理論，他們說志愿是供參考的，怎么是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得服從分配。

我垂頭喪氣，從醫院走出來，偶遇了我的大學同學謝亦寧，他也垂頭喪氣，一問才知道，他填的全是臨床志愿，結果被分配去當法醫了，但他看不得尸體，看尸檢都嚇得劇烈嘔吐。

我一聽，機會來了！我們倆跑回學校要求互換，結果被劈頭蓋臉罵了一頓，說包分配絕對不允許私自換。沒辦法，我們只好各自回去找導師，兩位老教授都很支持我們，我們還鬧罷工，不換不工作了，總之費了好大勁兒，醫院最終同意我們互換科室。

就這樣，我和謝亦寧互換了人生，我如愿以償地當上了法醫。

命運很巧的是，我的導師，就是當年我室友喊著說要考他研究生，我沒太在意，心想絕對不可能跟他學法醫的，那位大前輩黃光照。

經歷過這件事，我總跟年輕人說，如果孩子特別喜歡什么，大人盡量去滿足他，讓他去試錯，千萬不要強迫他們學不喜歡的東西，否則人這一輩子做著不喜歡的事，最后非把人搞瘋不可。

成功換到法醫崗位后，我心里超級爽。哪怕是去清洗標本，戴著大手套在渾濁的福爾馬林缸里撈各種臟器，我也一點都不在乎。我很高興，我終于成為了法醫。

參加碩士答辯時的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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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還沒系統地學過法醫學，只能跟在老法醫旁邊聽和看。直到1984年2月，我去沈陽的中國醫科大學進修。在那里，我跟本科生一起系統學習，同時真正開始接觸尸檢。來案子了，我也在旁邊參與，做病理檢查、看顯微鏡、寫報告，寫完交給帶教老師審閱。

我印象最深的是進修時親手做的兩個案子。一個是高墜自殺案，死者腦袋摔得扁了，腦組織都飛出來了。死因肯定是顱腦損傷，但我們幾個學生好奇顱骨到底摔成了什么樣，想搞個究竟，剪開頭皮一看，骨頭渣子都掉出來，裝了滿滿一盆。搞清楚損傷程度后我們傻眼了，這碎成一堆骨頭渣子，怎么縫合都是一塊餅，明天家屬還要遺體告別，怎么辦？老師讓我們去教研室搞個石膏模子，把頭皮撐起來，戴上帽子。我們也提前跟家屬溝通好，說明骨灰里會有一大塊石膏，家屬還特理解，說比送來時的樣子好多了。

另一個是精神病院的案子。當時，精神病院治療會用胰島素休克療法，打完胰島素后患者會低血糖昏迷，醒來后會有強烈的饑餓感。臨床規定，患者醒后進食時，必須有護士在旁邊盯著，因為他們會狼吞虎咽。結果那天樓道里電話響了，護士跑去接了幾分鐘電話，回頭一看，一個患者靠在暖氣片旁已經死了。家屬說是醫院把人打死的，送來鑒定。我們解剖時打開咽喉一看，半個還沒咀嚼的東北大饅頭死死卡在氣管里，是窒息死亡的。所以，我們告訴醫院，當患者低血糖的時候，醫護人員絕對不能脫崗。

做這些案子時，我覺得法醫就像我最初設想的那樣，只要一查，死因立馬就出來了，干脆利落。

但后來我發現，現實并不總是這樣。就像臨床醫生看病一樣，年輕醫生看到感冒發燒就只想到肺炎，上級醫生查房起碼考慮兩種病，到了周五教授大查房，他能給你列出七八種可能。法醫也是如此，隨著年資增長，你的考慮范圍會越來越廣，要把所有可能性都排除掉才能得出最終結論。這也是為什么直到現在，我們依然認為經驗無可替代，也不敢完全相信AI。

比如，遇到在監獄里突然死亡的，或者是長期臥床、剛做完手術后猝死的人，我就會想，解剖時一定要把小腿打開看看。很多年輕法醫不知道，心臟里發現了血栓，就不管血栓是哪來的了。經驗告訴我，必須去查下肢深靜脈，看看是不是那里形成的血栓脫落導致的肺動脈栓塞。很多所謂的直覺，其實都是見得多了、經驗積累出來的條件反射。

大多數案子確實容易解決，但遇到那些智能化犯罪、系列投毒案時，那就是對人性的考驗，是一個斗智斗勇的復雜過程。法醫需要很強的共情和代入感，你得把自己沉浸到案子里去，想象嫌疑人和受害者當時處于什么體位、什么關系、如何打斗，想象案件到底如何發生。

特別是復雜的交通事故，一輛車壓過去，兩輛車壓過去，到底哪個是致命傷？復雜的群毆案中，多人打一人，多人打多人，有人拿水果刀，有人拿匕首，有人拿棍棒。到了法庭上，五個嫌疑人請了五個律師，互相推諉，都說致命傷不是自己造成的。這時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法醫身上。你必須通過傷痕的形態、創口深度，精準還原出誰造成致命傷，誰引起重傷，誰沒有問題，這個傷是棒子搞的還是刀搞的……你的決斷，直接關系到量刑的輕重，甚至決定一個人的生死。

我覺得，自己做法醫還是有點天賦的。第一次意識到這件事情，是在1992年，我31歲。

那時候有個案子，嫌疑人從樓上跑的時候，摔下去，摔死了，但怎么都查不到原因。這是要案，省市兩級法院、公檢法、院校都派人去了，帶了兩輛中巴車的法醫過去看。

那么多人解剖了很久，都查不出死因。忽然，主刀法醫說，小劉，你最年輕，你上臺來看看。我膽子也大，就上去了，我一看，咦，死者的脊柱好像鼓起來了，但是外面沒有傷，軟組織、肌肉都還好好的。我覺得那個凸起不對，不是正常的生理凸起，我說，把刀給我一下，那是冒險的一刀，我大著膽子搞了一下。我一劃開，那個脊柱就像張嘴巴一樣，張開了，斷裂處就翹起來了。

大家本來都要收場了，這一下轟動了，全叫起來，呼啦呼啦全跑過來看了。我就建議反過來把后背打開，發現斷裂的地方，肌肉下面有出血，骨頭也斷了。我師父黃光照特別驕傲地說，小劉，你這一刀下去，問題都解決了。

既然脊柱是這樣斷的，說明這個力量是從后面來的，大家都在想，什么東西才能把人打成這樣子？脊柱都斷了，致傷物體應該是力量很大，但又沒有留下太多表面損傷。

所以，我們就回到現場去，反復地去看。終于，我們在一樓的過道旁邊，找到了一捆樹干，也不知道是燒火還是做家具用的，反正放在那里，樹干上有個凸起。后來，調查清楚了，死者沖出門，跑到半層樓時，他想拐彎，拐急了，腹部貼著扶手，這一頂，人就失重了，頭朝下栽，摔倒時，腰剛好砸到了樹干的凸起。

報案的時候，死在哪里？死在樓梯間，家屬說，發現他不能站起來，也不能走路了，只好放個席子讓他躺著了，想著躺一躺會好吧，結果到早上人就不行了。這樣一來，全對上了。

后來，大家就開始叫我「劉一刀」。當時，我還在讀博士，算下來干法醫應該是第九年，那個時候覺得，我能夠把一個很難的案子破了，有那種成就感了。我第一次意識到，我是一個真正的法醫了。

圖源綜藝《初入職場·法醫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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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醫40多年，我情緒起伏最大的時刻有三次。

有時候，當事人的情況讓你很唏噓，你覺得TA不該死。2017年，在河北唐山潘家口水庫發生了一起兩位潛水員遇難的案子。

那兩位潛水員，是同一個潛水組織的成員，一男一女，他們都拿了國際潛水證，是很專業的潛水愛好者。當時，他們要去探查水下長城，結果都沒上來，救援隊找了十幾天，最后在60多米深的水底發現了他們，打撈了上來。

當時，網上各種說法，有人說是被電魚船電死的，有人說裝備壞了，還有說在水下被漁網纏住了，后來，家屬找到了我們，我們對女性潛水員進行了解剖，排除了其他死因，確認是死于減壓病。減壓病就是人從深水快速上浮時，原本溶在血液和組織中的氣體，因為壓力突然變小，來不及慢慢排出，氣泡堵住和刺激身體，人會失去正常控制身體的能力。

他們下水時帶著攝像機，男潛水員身上有個攝像頭，正好拍著對方，水下畫面很模糊，只能看到男方的手在動，伴隨著咣當咣當的聲音，還有咕嚕咕嚕的說話聲，說明人還活著，怎么會突然出事？

我和另外十位法醫學研究生，反復把這20分鐘的視頻一幀一幀地琢磨，把聲音解析出來。正好那時候我在辦另一個案子，遇到一位以前在南海艦隊當過潛水員的公安，他看我反復研究這個視頻，我就向他請教。到現在我聽到那聲音心里都發毛。

經過反復分析視頻和聲音，結合尸檢的結果，我們得出了結論，當時男方的裝備出了問題，被困在水下，女方幫他脫困，但男方的氧氣瓶漏氣了，于是女方帶著他往上游，兩人共用一個氧氣瓶，你吸一口，我吸一口，就這樣一直帶到了離水面還有十來米的地方，男方突然不行了，嘩啦啦直接掉下去了。男方掉下去以后，女方突然往上沖，沖到了離水面只有3米的地方，然后又快速沉了下去。

其實，這位女潛水員平時是個很有名的科普博主，為了這個案子，我還去看了她的博客。她自己就寫過一篇文章，當你的潛水伙伴發生了意外時，你該不該救他？她寫道，潛水時如果同伴發生意外，你不要去救，因為你救不了，反而會搭上自己。正確的做法是趕快浮上去報信，找人來救援或者打撈遺體。

這位女性讓我很感動的是，她沒放棄。她完全可以活下去的，上去報信不僅能活命，而且完全符合潛水規則，她博客里也是這么教別人的。作為科普博主和潛水愛好者，她明明知道潛水界的鐵律，但在那一刻，她違背了行業原則，選擇了遵從人性，她沒有放棄同伴。這個案子做完以后，寫完報告結論的那一刻，我在辦公室大哭了一場。在她的追悼會上，我們特意以法醫的名義給她送了一個花圈。

后來，我跟學生說，她算不算英雄？我認為她是英雄，盡管她沒有獲得什么榮譽獎章。當然，這種事處理起來也很糾結，因為過度宣揚女方的偉大，可能會讓男方家屬產生心理負擔，覺得是兒子拖累了人家。后來，我們也沒有過度去打擾他們，希望他們兩方的家人都可以過得好。

除了這個案子，另一次情緒波動很大就是2020年新冠疫情剛爆發的時候。我們把世界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遺體解剖報告的文章發到了《法醫學雜志》上，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們解剖時發現死者的肺里有大量黏稠的痰栓，只要把痰吸上來，情況會好轉很快。2月16號做解剖，3月4號把這個發現寫進診療方案。很多醫院的重癥病人，吸完痰之后情況好轉，死亡率下降。

講真話真的好難，但我沒辦法撒謊，我是個法醫。

最近，讓我情緒很激動的，是寧波小洛熙的案子。

小洛熙的案子，我也沒有預測到是什么結果，鑒定結果無論是對醫院有利，還是對家屬有利，我都會如實說出來，絕不隱瞞。

我們取了臟器標本，專門請了心血管方面的頂尖專家來指導。心臟的冠狀動脈和靜脈循環是非常特殊的，如果有「無頂冠狀靜脈竇綜合征」（一種先天性心臟畸形），水打進去會有特定的流向。實驗一做，結果就很明顯了，謊言是經不起檢驗的。

在小洛熙這個案子里，我并不是主鑒定人，我只是應家屬的要求，以專家身份去指導和監督這個事情，所以，我的身份是可以對外發聲的，但我并沒有針對鑒定意見在網上發聲。后來，網上有人來攻擊我，但我覺得，我能說出來，我能公布一些情況，也是個好事情。

當時，做完這個案子，我在回去的高鐵上痛哭，心里太難受了。作為法醫，我們一般都不會去看死者生前的東西。但這個案子和潛水員案子一樣，我也看到了死者生前的一些照片、視頻畫面，看著那些畫面，你會真切地意識到他們曾是多么鮮活的人。

我也不知道，法醫擁有共情能力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在偵破一些刑事案件時，共情能幫你還原現場、體驗當事人的處境，這很有用。但有時候，過度共情對自己也是一種折磨。大多數時候，我們看完遺體、拍完照就過去了，不會去刻意記死者的面容和生前的事。如果有家屬拿生前的照片給我看，我通常都不看。

我偶爾會做夢，很難完全擺脫案件的影響。特別是年齡大了，那些場景總是往你腦子里鉆。不做案子時，我盡量把自己排空，該吃吃，該喝喝，去K歌，不然的話，整個人天天糾結在里面，也很痛苦。不過，我不反對共情，我覺得這至少是一種對人的善意。

退休之后，我的檢案一點都沒少。自從做了寧波案子以后，不管多少年前的案子，20年前的案子，很復雜的大案，全都找過來了。大家現在對我有一種信任感，他們覺得你是講真話的，那我們就需要你來，甚至你來了，你不動手都可以，你就站著看著，我們相信你。

工作中的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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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是會給每個死者鞠躬的，后來有人說，萬一這個死者是個嫌疑人、是個壞人呢？我當時覺得無所謂，即便是壞人，我也是在幫死者做翻譯的，他是怎么死的，他生前發生了什么，我就怎么翻譯。后來，我可能還是有所選擇，但是像患者，小孩、孕婦，我還是會鞠躬。

有一個動作，我是一直在做的。解剖結束時，我會拿著像床單一樣的手術鋪單，搭在死者的身體上，把頭和腳蓋住，然后再走。即便是腐敗得很厲害的尸體，臨走的時候，我還是會把鋪單蓋上去。蓋上鋪單是對他們的一種尊重。

我有兩個微信名，一個是「心地善良的法醫」，一個是「心地善良才能做好法醫」。

「心地善良的法醫」，是我做了四十多年法醫之后留給我自己的，我自認為是個心地善良的法醫。「心地善良才能做好法醫」，是鼓勵后來的法醫，不要違背良知、良心去做這個事兒。

我最近出庭了一個20年前的案子。當時的法醫鑒定做得非常粗糙，連解剖都沒做完整。在庭上我就直接質問：死因分析是怎么做的？死者有沒有心臟病？有沒有喝酒？現場沒多少血，失血性休克的血流到哪去了？尸斑和眼結膜的表現也對不上，你怎么解釋？

我們國家現在越來越重視法醫出庭質證，這是件好事，法官、檢察官、律師在庭上輪番發問，這就倒逼著法醫的證據必須合法、科學、嚴謹。如果法醫給出了虛假或不嚴謹的證據，在庭上被問得啞口無言，那是要承擔嚴重責任的。

現在的傷情鑒定標準非常嚴格，以前腦震蕩能判刑，現在取消了，以前腎臟挫傷尿血兩周算輕傷，現在也因為容易作假而修改了。標準卡得嚴，加上庭審的質證環節，但凡法醫做了一些沒有技術支撐的虛假鑒定，馬上就會被投訴。

至于在這個過程中會不會遇到人情世故或者利益誘惑？肯定會有，比如有些醫療糾紛，醫院可能會想讓你幫忙通融一下。但我們心里必須有桿秤，法醫，不對任何人負責，只對死者負責。

我還是希望有一個道德約束法醫。我不是講得多么高大、多么理想，就是用老百姓最常說的話，你要是做不好，要遭報應的。你要是敢做錯的、敢故意去做偽證，那么今天報應也好，明天報應也好，下個月報應也好，這輩子不報下輩子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這樣肯定會嚇住一批人。這個話，是一直在約束我自己的，要保持敬畏心，你每次說真話，都是在積德。

我這本書賣得好，完全出乎意料。從某種程度，我覺得與小洛熙有關，我知道很多讀者都是媽媽們，她們是出于一種對我的感謝，一種樸素的情感，她們覺得我幫了人，怎么表達感謝呢，就去買書。

劉良著《真相不會沉默》

但是，我何德何能需要被往前推？德不配位是一個方面，你過度地去獲得了這個東西，去享受了你不應該得的事情，何必呢？本來，我們做科普，走到臺前，是為了把法醫祛魅，還原成一個正常人的職業，結果你們又給我造了個神出來，一旦被造神，遲早是要翻車的。

其實，我是個調皮搗蛋的人，不是特別嚴肅的人。但是現在被架在這里了。接受你們這個訪談之后，我打算不再接受了。不要再去出風頭了，盡量地去做案子，去解決實際問題。

幾十年前，大學還沒畢業時，我去過九華山一趟，當時肉身寶殿有個和尚在曬經書，我好奇，想買一本走，和尚說，經書不賣，有緣你就拿去唄。后來，我翻看經書，看到了一句，「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干法醫，我覺得有點接近這句話，我們就是想要把事情搞清楚，好人能救一個是一個，壞人能打一個是一個。

后來，我心里有壓力，有煩惱，都會跑到九華山。我覺得人人心里要有敬畏感。壞人一般都不信邪的，他不怕，所以才會做壞事。人是要有怕、有敬畏的。

我這一生，我覺得還挺值的，所以我就簽署了遺體捐獻志愿書。有人說，遺體捐贈了，靈魂沒有地方去，天知道靈魂是不是還回得來，我也不知道。人死了以后，軀殼肯定是死掉的，因為它腐敗了，但是在它散之前，你還能用身體做一個善事。拉著我的軀殼去給學醫的用，或者搞科研用，讓這些人早點了解人體結構，去做治療、去研究。這絕對不是壞事情，它可以幫到很多人，可以幫到醫生，可以幫到病人，可以幫到生者。

做了法醫之后，總覺得人是脆弱的。有的人，你根本沒想他會走，莫名其妙地，昨天還好好的，一下子就沒了。我的人生哲學就是無欲無畏，既然來這一遭，那就好好活著，做一些具體的事情，吃東西、唱歌，享受生活，等死的時候，也別害怕，換一班車就是了。

圖源綜藝《初入職場·法醫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