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駿蹄踏野綻芳華——《普米翻身記》敘事建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探析

七十年滇西北云卷云舒，三代人手稿薪火相傳，《普米翻身記》以紀實性的文學敘事、原生性的民族經驗，將普米族的苦難記憶、解放歷程與文化新生熔鑄為一部邊疆民族的精神史詩。區別于當代民族書寫中獵奇化的景觀呈現與概念化的宏大敘事，作品以個體命運為錨點、以歷史真實為基底、以文化根性為脈絡，完成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生成—實踐建構—價值升華的完整文學闡釋。普米族的翻身解放，并非單一民族的獨立抗爭，而是邊疆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齊奮斗的歷史縮影；作品所彰顯的，既是普米族原生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內在契合，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邏輯與文學表達的高度統一。

感恩倫理：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原生性根基

世代棲居于滇西北橫斷山脈的普米族，其民族精神內核植根于自然敬畏倫理與感恩文化基因，這一文化特質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邊疆民族地區扎根的精神底色。在普米族的宇宙觀中，自然并非單純的物質生產場域，而是與族群生命血脈相連的精神母體，“萬物有靈”的信仰體系衍生出敬畏山水、珍惜草木、善待生靈的生存哲學。不污染河流、不濫伐林木、不妄殺生靈，并非簡單的生態禁忌，而是普米族對生命共同體的樸素認知，是“天人合一”傳統智慧在邊疆民族文化中的具象呈現。

這種由自然倫理生發的感恩意識，并非封閉的民族內循環，而是天然具備向外延展的共情性與包容性。普米族先民自氐羌族群遷徙而來，在蘭坪、寧蒗、維西等地與漢、白、彝、納西等民族交錯雜居，茶馬古道的商貿往來、高原山地的生產協作，讓感恩倫理轉化為民族間守望相助的行為準則。學習其他民族農耕技藝、共享生存資源、接納異文化智慧，本質上是普米族“知恩向善、互助共生”文化基因的外顯，這一文化傳統，使其在歷史進程中天然認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內在結構，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提供了堅實的文化土壤。

作為文學文本，《普米翻身記》將這一文化基因轉化為具象的人物弧光與敘事動力。作品中，七老倌從農奴制下的隱忍茍活，到為族群尊嚴奮起抗爭，其精神覺醒的核心并非單純的階級反抗，而是對新生政權、對民族大家庭的感恩認同；他以生命守護土地與同胞，是普米族感恩倫理從文化觀念走向生命實踐的文學寫照。女性形象玉蕉掙脫封建桎梏、實現個體解放，則將感恩意識與女性覺醒、時代進步相聯結，完成了個體命運、民族命運與國家命運的文學同構。這些人物塑造并非概念化的符號書寫，而是扎根于普米族文化肌理的真實呈現，印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非外在灌輸，而是深植于各民族文化基因的精神共識。

團結抗爭：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實踐與文學敘事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是“五個認同”，是命運與共、團結共生的實踐精神，在《普米翻身記》中，通過對普米族解放歷程的文學還原，完成了從歷史真實到藝術真實的轉化。作品嚴格錨定近代滇西北邊疆的歷史語境：封建農奴制的壓迫、土地兼并的殘酷、苛捐雜稅的盤剝，讓“春撒一片坡，秋收一籮筐”成為普米族民眾苦難生活的真實寫照。七老倌一家的生存絕境，是舊中國邊疆少數民族集體命運的藝術縮影，作品以此揭示：在封建勢力與外來壓迫的雙重桎梏下，任何單一民族的孤軍奮戰都無法實現真正解放，唯有融入中華民族解放的歷史洪流，方能沖破黑暗。

與歷史敘述不同，《普米翻身記》以文學敘事凸顯了普米族“團結互助”生存智慧的當代價值。作品中，普米族民眾與漢族革命者、彝族勇士、納西族鄉親并肩作戰，災荒相濟、病痛相扶、生死相依，這些細節并非對歷史的簡單復刻，而是對民族手足情誼的藝術提煉。米苴、蠻哥等青年從個體反抗到投身革命浪潮，從族群自救到民族解放，其選擇的轉變，是邊疆少數民族從民族認同上升為國家認同、共同體認同的文學表征。

作品清晰劃分了歷史史實與文學敘事的邊界：歷史層面，普米族的解放是中國革命與民族解放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文學層面，作品以個體命運、族群故事承載宏大歷史，讓共同體意識不再是抽象的理論概念，而是可感、可觸、可共情的文學經驗。普米族的翻身之路，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精神認同轉化為實踐行動的最佳文學注腳。

和而不同：共同體視域下普米族文化的傳承與新生

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核心要義，《普米翻身記》以細膩的民俗敘事，完成了對這一命題的文學闡釋。作品并未將普米族文化作為獵奇景觀展示，而是將“退喜神”儀軌、醅酒禮、鍋莊舞（搓蹉）、《攔門酒》《牧羊調》等民俗文化，自然融入日常生活敘事，呈現普米族文化的原生性與獨特性。

更具學術價值的是，作品深刻書寫了普米族文化在交融中傳承、在革新中新生的動態過程。在民族交往中，普米族吸納漢族農耕文明、毗鄰民族民俗智慧，卻始終堅守自身文化根脈，實現“包容而不盲從、融合而不失本”；新中國成立以來，《攔門酒》從傳統待客禮儀升華為歌頌民族團結的樂章，《牧羊調》由抒發故土情思轉化為禮贊時代發展的贊歌。傳統歌謠的內涵革新，并非對民族文化的消解，而是民族文化與國家敘事、時代精神的深度交融與有機共生。

這一敘事建構，精準回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核心內涵：共同體是“和而不同”的多樣性統一；各民族文化并非彼此隔絕的孤島，而是相互滋養、共生共榮的有機整體。《普米翻身記》以文學實踐證明，民族文化的傳承創新與共同體意識的建構，并非對立關系，而是相輔相成、互為支撐的精神紐帶。

史詩價值：手稿傳承與新時代共同體敘事的范式意義

歷經三代人守護的《普米翻身記》手稿，本身即是一段精神傳承的文化史詩，其文本價值超越了普通的民族敘事作品。相較于當下部分民族題材創作中空洞化、口號化的表達，作品以“土地般質樸”的敘事風格，回歸歷史現場、扎根民族生活，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扎根于真實的歷史細節、鮮活的人物情感與原生的民族文化之中。

從文學研究維度審視，《普米翻身記》為新時代民族文學創作提供了三重范式：其一，以文化根性錨定精神內核，挖掘民族原生文化與共同體意識的內在關聯；其二，以文學敘事區分歷史與藝術邊界，以個體故事承載宏大主題；其三，以動態視角書寫文化交融，呈現多元一體格局的鮮活生命力。

對于普米族而言，傳承感恩與團結的文化基因，是堅守共同體意識的核心；對于中華民族而言，作品則昭示著：民族復興的征程，需要各民族像石榴籽一般緊緊抱在一起，在尊重差異中增進共同，在包容多樣中實現共生。普米族的文化新生與翻身歷程，是邊疆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典型樣本；而《普米翻身記》的文學書寫，則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闡釋，提供了兼具歷史深度、文化溫度與藝術高度的范本。

駿蹄踏野綻芳華，同心筑夢向復興。滇西北的高原之上，普米族的羊頭琴音早已匯入中華民族的精神交響。《普米翻身記》以一部手稿的重量，承載起一個民族的記憶，更以文學的力量，印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歷史的選擇、文化的選擇、時代的選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這部作品所傳遞的團結之力、感恩之心、文化之魂，將持續照亮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道路，讓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精神，在時代征程中綻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楊德賢（作者系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云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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