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主體性：當代左翼的任務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New Leftists）

編者按

"主體既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可以由組織任意灌輸的。晚期資本主義已經在無數人的生活中生產了分散而相關的否定性經驗，真正的問題在于，左翼能否重新建設那些中介結構，把這些經驗從私人受苦轉化為公共判斷，從局部憤怒轉化為共同方向，從短暫同步轉化為持久組織。"

舊世界崩塌之前：從分散主體性到集體主體性

作者:Jerry

自組織、歷史經驗與左翼的重新開始......

導言：問題不是要不要構建主體，而是如何使分散經驗上升為集體主體

我越來越傾向于這樣理解今天左翼面對的主體性問題：主體既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可以由某個組織從外部任意灌輸出來的。每個人都已經生活在某種主體性之中，只不過這種主體性通常是碎片化的、矛盾化的、私密化的，并且不斷被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平臺社會和國家敘事重新編碼。

晚期資本主義并沒有消滅反抗的材料，恰恰相反，它在無數人的日常生活中持續生產痛苦、憤怒、羞辱、依賴、失序感以及對現存秩序的局部否定。但這些經驗本身不會自動變成左翼政治。它們可能彼此隔離，也可能被右翼、犬儒主義、陰謀論和國家主義重新解釋。因此，今天左翼真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構建主體”，而是如何從人們已經存在的生活經驗出發，把這些分散而相關的否定性經驗識別、命名、連接、沉淀下來，使之從私人受苦上升為政治主體性，并進一步形成能夠持續判斷、互保和行動的集體主體性。

下面的討論想做的，正是把這條鏈條盡量說清楚：主體性如何形成，為什么分散主體性可能上升為集體主體性，為什么這個問題在當前時局下尤其緊迫，國家和革命歷史如何完成這種上升，今天左翼為何在這件事上長期失能，又應當如何重新開始。

一. 主體性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被生產出來的

主體并不是一個預先完成、靜靜等在那里的人。感知需要被組織，記憶需要被組織，語言需要被組織，共同體也需要被組織。民族共同體不是天然存在的，階級意識不是天然存在的，革命主體更不是天然存在的。主體性總要經過某種中介：語言、記憶、空間、組織、儀式、教育、敘事與歷史危機。

因此，所謂“主體性的構建”并不是政治之外的一項附加工作，而是政治本身。誰能夠重新命名現實，誰能夠把分散經驗放進共同語言，誰就更有能力生產主體。反過來，一個組織即便在制度上繼續存在，在歷史上仍占據一個名字，也可能早已失去重新命名現實、組織經驗、連接群眾和生產未來的能力。組織既可能是主體性的存儲器、放大器和傳遞器，也可能成為它的墳墓。

這里尤其需要進一步區分：主體性并不是一個單一概念。至少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第一，是生活主體性，也就是個體在勞動、租房、債務、照料、羞辱、戰爭、遷移和日常生存中形成的經驗結構。第二，是政治主體化：這些經驗不再只被理解為私人命運，而開始被識別為某種更大的社會關系和支配結構。第三，是組織化的集體主體性：這種政治化經驗進一步被穩定為記憶、判斷、紀律、互保與共同實踐，于是主體不再只是受苦者的集合，而成為能夠行動、能夠持續、能夠把自身投向未來的歷史力量。

二、為什么分散的個人主體性有可能上升為集體主體性:一個自組織的視角

分散的個人主體性之所以可能上升為集體主體性，并不是因為個體差異消失了，而是因為這些差異背后，往往是同一社會結構在不同位置上的局部投影。每個人感受到的只是自己的局部生活：工資、房租、債務、照料危機、平臺算法、身份羞辱、時間被剝奪、未來感消失。但這些局部信號并不是彼此獨立的。它們背后常常來自同一套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因此，個人經驗雖然分散，卻具有共同結構賦予的相關性；而集體主體性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這種相關性可以被識別、被放大、被組織。

如果借用復雜系統中的最簡圖景，那么這一過程有點像同步與極化的形成。Kuramoto 模型提醒我們，集體首先需要的常常不是意見內容的完全一致，而是進入同一政治時間的能力：不同個體原本有不同節奏、不同風險承受能力、不同進入政治的時機，但在持續耦合下，可能逐漸形成一種共同的時刻感。Vicsek 模型則提醒我們，宏觀方向并不需要由外部預先灌輸，而可以從局部相互作用中涌現。對政治而言，這意味著真正重要的不是給每個人塞進同一套內在意識內容，而是讓分散主體在共同結構壓力和相互作用下，逐漸形成公共方向。

從這個角度看，組織的意義也就清楚了。組織不是替代個體經驗，更不是把一個外在主體強行塞進群眾內部，而是提高有效耦合，過濾噪聲，重構連接結構，儲存歷史記憶，使原本碎片化、私密化的否定性經驗能夠彼此識別。耦合太弱，每個人只能困在局部經驗里，憤怒無法連接成共同方向；耦合太強，則容易把組織退化為一致性機器，壓扁地方性經驗，傳播集體誤判。真正有生命力的組織，不是取消差異，而是在保留差異的前提下，把高維、異質、分散的經驗壓縮成一種可共同行動的低維公共空間。

三、當前時局：晚期資本主義正在同時生產否定性經驗與主體性斷裂

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今天的我們正處在一個舊秩序日益失效、而新秩序尚未成形的時代。晚期資本主義通過金融化、平臺化、債務化、住房危機、照料危機、生態失序、戰爭動員和日常不穩定化，不斷在更大尺度上生產共同的不安全感和否定性經驗。越來越多的人知道某種東西出了問題，卻說不清問題究竟是什么；越來越多的人感到生活正在崩塌，卻無法把這種崩塌轉化為穩定的政治判斷。

過去十余年的許多社會運動都表現出這種張力：法國黃馬甲運動最初圍繞燃油稅、生活成本和“社會對大多數人已不再運轉”的強烈感受爆發；以色列 2011 年帳篷運動從住房昂貴出發，迅速擴展到交通、教育、托育等公共支持不足的問題；智利 2019 年抗議由地鐵票價上漲點燃，很快上升為對不平等和社會不公的廣泛憤怒；黎巴嫩 2019 年抗議則從稅負和生活成本危機出發，轉向對腐敗精英和國家失靈的控訴；西班牙 indignados／15-M 運動也把失業、緊縮、公共服務私有化和政治腐敗集中表達了出來。它們都清楚觸碰到了住房、福利、物價、公共服務、腐敗和代表性危機這些現實問題，但大多數時候，這種否定仍停留在對“現象層”的憤怒、對“政府失能”的控訴或對“公平分配”的要求上，難以穩定上升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總體結構的共同判斷，也難以提出能夠持續組織群眾、連接局部斗爭并指向制度變革的現實路徑。即便是像香港占中這樣以民主與政治代表性為核心訴求的運動，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人們能夠非常強烈地意識到既有秩序失去了正當性，卻未必能夠進一步把這種否定穩定轉化為對更大社會結構的系統判斷與長期組織能力。

問題在于，晚期資本主義又恰恰通過碎片化勞動、算法隔離、消費主義、身份競爭、媒體噪聲和國家主義敘事，不斷切斷這些經驗之間的聯系。它一方面擴大了共同受苦的材料，另一方面又破壞了這些材料上升為集體主體所需的時間感、空間感和組織性。于是今天最常見的政治景象便是：人們普遍不滿，但彼此不相識；局部憤怒異常強烈，但無法穩定為共同方向；痛苦日益普遍，卻更容易被右翼更快地占有和翻譯。

這也是為什么當前時局如此危險。極右翼、民族主義、戰爭與國家威權化之所以會重新上升，并不只是因為它們更會煽動，更因為它們往往比左翼更快地占有那些被晚期資本主義大規模生產出來的痛苦經驗：把生活危機翻譯成仇外，把尊嚴損失翻譯成國家主義，把無力感翻譯成對秩序和強人的渴望。對左翼來說，真正緊迫的問題因此不是重復正確的批判，而是重新爭奪對痛苦經驗的解釋權、連接權和組織權。

四、國家為什么強——因為它極其擅長組織共同體

國家最強的地方，往往并不在于它沒有矛盾，而在于它能夠把矛盾編排成共同體。它能把戰爭、宗教、美學、帝國、共和國、犧牲與死亡編進同一套敘事，把分散記憶組織成共同紀念，把復雜傷口整合為一種最低限度可持續的共同體形式。國家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只是它會壓制和統治，更在于它會生產主體。

這一點尤其值得今天的左翼正視。共同體不一定建立在純潔一致之上，它也可以建立在共同哀悼、共同敵人、共同危機感和共同底線之上。國家當然會利用這種能力，把暴力洗成德性，把創傷美學化，把壓迫紀念化；但反過來看，這也說明，誰能夠組織記憶，誰就更有能力組織共同體。左翼如果只會正確批判，卻不能提出一種足夠寬廣、足夠穩定、又不依賴國家與資本神話的共同體敘事，就很難形成真正的力量。

因此，國家之所以強大，不只是因為它掌握軍隊、財政和法律，更因為它會在空間、儀式、教育、紀念與敘事中持續訓練主體。它讓人知道自己屬于誰，為誰哀悼，向誰效忠，又把哪些痛苦視為共同體內部可以被承認的傷口。左翼若想與之對抗，就不能只停留在揭露國家的虛偽，還必須回答另一個問題：在不取消分歧和傷口的前提下，怎樣才能重新組織一種不依賴資本與帝國競爭的共同體形式。

五、歷史經驗：私人痛苦如何被提升為政治主體性

如果說國家擅長把分散經驗組織成共同體，那么革命也同樣離不開把私人痛苦轉化為政治主體性的實踐。中國革命中的訴苦，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例子。它的意義并不在于簡單傳播一套現成的口號，而在于把原本零散、私密、甚至帶有羞恥感的苦難經驗，轉化為可共享、可比較、可歸因的結構性認知。一個人原本只知道自己家里被抓壯丁、被地主逼債、被軍政機器碾壓；但在集體講述中，這種局部經驗第一次被放進一個更大的解釋框架里：原來“我的苦”并不是我命不好，而是某種制度、某個階級、某套國家機器造成的。

這種轉化的關鍵，不在于憑空制造情緒，而在于對經驗進行組織化的講述。原本彼此分離的受苦經驗，一旦在集體場合中被講述、被對照、被反復確認，就會發生質變：私人記憶開始變成公共記憶，個體羞辱開始變成共同憤怒，局部遭遇開始變成結構判斷。對于國民黨戰俘而言，這種機制尤其典型：他們原本可能只是被拉壯丁、被軍紀壓迫、被當作耗材，在訴苦和教育中，這些經驗被重新歸納為對于舊政權、舊階級關系和整個反動統治機器的認識。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解放戰士”并不是天生存在的。它既不是單純軍事訓練的結果，也不是一套口號的機械灌輸，而是私人痛苦上升為政治主體性、政治主體性再進入組織化共同體的結果。

然而，歷史經驗之所以重要，不是為了讓今天機械復制某種固定形式，而是為了讓我們抓住這一提升過程的內在機制：個人經驗只有在被組織地講述、比較、歸因、聯結時，才可能從私人受苦轉變為集體行動的動力。政治主體性的形成既不是純粹自發的，也不是單純灌輸的；它發生在兩者之間，在經驗、語言、記憶、判斷與組織之間。

問題因此就轉向了今天：在不再處于革命高潮、沒有大規模群眾組織與集中政治動員的現實條件下，這種“提升機制”還能以什么形式發生？第五節提供的不是可供復制的固定儀式，而是一條抽象線索：主體性之所以能被提升，是因為私人經驗被組織成了公共經驗；而第六節要討論的，正是在今天這樣一個平臺化、碎片化、金融化的社會里，承擔這種功能的中介結構究竟是什么。

六、歷史經驗給今天的啟發：文化霸權、組織性與主體性提升的中介結構

第五節最重要的啟發，不是讓今天機械復制訴苦、政治教育或某種革命時期的高強度動員形式，而是讓我們看清一個更一般的事實：主體性提升從來離不開中介結構。換句話說，所謂“文化霸權”和“組織性”根本不是兩個問題，而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面向。霸權并不只是觀念傳播，而是把一種世界觀沉淀為群眾的常識、習慣、道德秩序與日常生活形式；組織也不只是紀律和架構，而是使這種沉淀得以發生、得以保存、得以擴展的物質載體。私人痛苦之所以能夠上升為政治判斷，不是因為它天然會指向真理，而是因為它必須經過講述、比較、歸因、確認和聯結。沒有這些中介過程，個體經驗要么停留在沉默中，要么只能以抱怨、發泄、犬儒和碎片化情緒的形式循環。

這也是為什么今天的問題更加復雜。平臺社會并沒有消滅交流，反而在表面上讓表達變得隨處可見；但表達的激增并不等于主體性的提升，因為絕大多數表達既不被穩定地組織，也不進入持久的判斷結構。前一段時間中美用戶在小紅書上的“對賬”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原本彼此被國家敘事、媒體刻板印象和平臺回音室隔開的普通人，突然在一個相對意外的數字空間里比較工資、房租、醫療、教育、失業、工作時間與生活壓力。這個過程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天然就會導向某種正確立場，而在于它短暫地讓許多原本被私密化、民族化和國家化處理的生活經驗，重新顯現出它們之間的結構相似性。人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許多被講成“國情不同”“個人選擇”或“民族特性”的問題，其實都和資本主義社會中更普遍的住房、再生產、勞動、債務與未來感危機有關。

但這個例子同樣說明，僅有“對賬”還遠遠不夠。沒有更穩定的中介結構，這種經驗比較很容易停留在驚訝、好奇、情緒釋放或國家形象競爭上：有人把它理解成“原來美國普通人也這么苦”，有人把它翻譯成“還是中國更優越”，有人則把它當成又一輪地緣政治奇觀。也就是說，經驗之間雖然接通了，卻未必自動上升為對資本主義總體結構的判斷；橫向比較雖然發生了，卻未必形成共同的政治語言、組織歸屬和行動方向。真正的左翼作用不應只是圍觀、點評或轉發這些瞬間，而應當介入這種經驗比較，把它推進到更高一層：把“原來大家都很苦”推進為“這些苦是如何被同一套結構生產出來的”；把短暫的共鳴推進為穩定的判斷；把偶然的橫向識別推進為可持續的組織聯系。歷史經驗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提醒我們：主體性的提升不是自動發生的，必須有人去組織它、保存它、擴展它。

從這里就能看清，中介結構到底意味著什么。它不是抽象的“平臺”或“輿論場”，而是那些能夠把短時經驗變成長時判斷、把橫向比較變成結構歸因、把一時同步變成持久組織的具體形式：工會、社區組織、互助網絡、工人教育、左翼媒體、讀書會、基層議題聯盟、照料結構、法律支持與地方政治空間。第五節和第六節處理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層面：前者說明主體性如何被提升，后者說明這種提升為什么不可能只靠事件本身，還必須依靠一整套中介結構去承接、保存、擴展和再生產。左翼今天最大的弱點之一，恰恰就在于它越來越缺乏這種承接機制。

七、今天左翼的三重困境：為什么它沒能做到

如果說第六節討論的是在現實條件下主體性提升所需要的中介結構，那么今天左翼的真實問題恰恰在于：它越來越缺乏這些結構，或者即使形式上保留了一部分結構，也失去了它們原本應有的主體生產能力。于是，許多本來可能成為政治入口的經驗比較、局部憤怒和短時同步，要么迅速散去，要么被國家主義、自由派改良主義、犬儒主義或極右翼更快地接管。

第一，是理論上的困境。有的人只是文本復讀機，把歷史材料和經典術語當成咒語，不進入現實；有的人則滑向完全學院化的“理論創新”，在概念內部打轉，把語言的復雜當作政治的深刻。前者沒有問題意識，后者沒有現實感。二者共同的問題是：理論脫離了組織和群眾，最后只能在學術、媒體或小圈層內部循環，無法抓住像“小紅書對賬”這樣的現實瞬間，把它翻譯成更大的結構判斷與組織任務。

第二，是實踐上的困境。有的人根本沒有群眾組織，因此當群眾運動真的來臨時，只能當評論員，跟不上形勢；有的人則在階級矛盾不夠尖銳、組織基礎極其薄弱的地方盲動，企圖用意志去提前制造歷史時刻，結果不是孤立自己，就是把還未成熟的力量推向損耗。真正的困難，不在于立場是否正確，而在于能否在歷史尚未打開窗口時，長期、耐心、隱蔽地積累關系、經驗和組織，并在機會出現時把短時的經驗接通成長期的政治能力。

第三，是組織上的困境。說到底，今天大量左翼問題的底層事實就是：沒有組織。或者只有名義上的組織，沒有真正能夠存儲經驗、保護成員、協調行動、生產語言和再生產自身的組織。沒有組織，就沒有時間感；沒有時間感，就沒有真正的歷史主體。群眾憤怒是真實的，但憤怒本身不等于政治主體；平臺時代、碎片化社會和金融化生活世界，只會讓這種斷裂更加嚴重。第六節那個例子所顯示的，恰恰是今天左翼最尷尬的處境：人們開始比較、開始意識到問題，但左翼往往既不能及時進入，也不能把這些經驗穩固為自己的語言和結構。

八、先鋒隊，或者說主體生成的基礎設施：對先鋒隊理論的重新理解

在這樣的背景下，先鋒隊，或者說列寧式的政黨，如果今天還有意義，它也不可能再是一些人理解的“真理壟斷者”或未來國家的預演。更準確地說，今天真正可能有意義的先鋒隊，必須被重新理解為一種主體生成的基礎設施。它不是替群眾發言，而是幫助群眾建立說話、判斷、組織和治理的條件；不是壟斷方向，而是維持經驗、技術、后勤、教育、協調和互保的連續性；不是把自己做成未來國家的縮影，而是做成新社會中介結構的催化器。這樣理解先鋒隊，并不是放棄組織、放棄紀律或放棄方向，而是拒絕把先鋒隊理解為脫離群眾經驗、凌駕于群眾之上的真理機關。

這種經過修正的先鋒隊理論，至少同時承擔四種職能：重新命名現實的宣傳者，維持共同生活和生產的建設者，存儲經驗與聯結組織的協調者，以及面對法西斯和國家暴力時最低限度的互保力量。它既不能是空洞的宣傳機器，也不能只是小圈子的秘密主義，更不能成為代替群眾的主權者。它必須同時向下扎根，向外聯結，向內存儲。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先鋒隊才不再是群眾自發性的對立面，而是自發經驗得以上升、沉淀和擴展的組織形式。

從更抽象的角度說，今天左翼真正的任務，不應被理解為“尋找一個已經在那里等著被代表的人民”，也不應被理解為“把正確理論從上而下輸送給群眾”。更準確地說，左翼要做的是建設主體生成的基礎設施：重新搭建那些能夠讓生活經驗進入公共語言、讓局部傷口進入共同記憶、讓零散憤怒進入穩定判斷、讓暫時同步進入持久組織的中介結構。重新開始 而 不是去等待一個現成主體出現，而是為主體性的提升、維持與擴展創造條件。

九、反法西斯共同戰線與工人自治：集體主體性的現實尺度

從更廣的角度看，今天整個泛左翼最現實的任務之一，就是建立反法西斯共同戰線。這里“同盟”不是取消分歧，而是承認：在一個極右翼、戰爭和國家威權化不斷升級的時代，左翼內部如果繼續以純潔性政治互相開除，乃至互相拆臺，只會把整個社會主動讓給法西斯。所謂“不割席”，不是情緒口號，而是一種最起碼的政治成熟：在保留歷史分歧、理論分歧和組織差異的前提下，維持共同底線與協作能力。我們未必立刻擁有一個統一的革命路線，但至少應當有能力圍繞反法西斯、反種族主義、反帝國戰爭、反國家威權化，形成最廣泛的共同戰線。

而這一切，最后都指向同一個落點：工人自治。工人自治不是一個浪漫詞，也不是危機時刻才會偶然閃現的奇跡。它更像一種尺度，一種檢驗標準，一種未來方向。任何真正有希望的左翼政治，最終都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勞動者能否在越來越多的領域里，學會自己維持生產、照料、分配、教育、知識與決策？如果不能，主體性構建就會停留在口號層面；如果能，哪怕只是在局部、脆弱、反復受挫的形式中出現，它也已經預示了另一種世界的可能。阿根廷 2001 年危機中的 recovered factories 只是其中一個醒目的例子；類似的工人接管、工廠占領、自主管理與護廠經驗，也在俄國革命初期、2008 年后歐洲若干危機企業、以及中國國企改革時期的勞動抗爭中，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反復出現。它們說明，勞動者并不只是被管理的對象；在權威失靈、產權崩塌或舊秩序撤退之時，他們會反復顯現出組織生產與維持共同生活的能力。

但也恰恰在這里，左派組織的角色才真正變得關鍵。左派組織不應取代工人自治，而應為工人自治創造條件。它的任務不是替工人統治，而是幫助工人學會統治自己：提供法律、財務、教育、技術和組織上的支持；在危機中幫助連接孤立工廠與社區、工人和消費者、地方互助與更大范圍的政治網絡；把零散經驗變成可傳承的共同記憶；在國家鎮壓、資本撤資和市場圍困來臨時，提供最低限度的防御、協同和持續性。如果說反法西斯共同戰線是集體主體性最基本的防御形式，那么工人自治就是它最積極的生產形式。前者回答的是“我們如何不讓世界徹底落入法西斯和戰爭”，后者回答的是“我們如何在現實中開始學習另一種共同生活”。

結語：重新開始，就是重建主體生成的中介結構

真正需要被重新建立的，并不是某種空洞的組織形式，而是主體生成的中介結構。主體既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可以由組織任意灌輸的。晚期資本主義已經在無數人的生活中生產了分散而相關的否定性經驗，真正的問題在于，左翼能否重新建設那些中介結構，把這些經驗從私人受苦轉化為公共判斷，從局部憤怒轉化為共同方向，從短暫同步轉化為持久組織。

國家之所以強大，不只是因為它會統治，更因為它會生產主體。左翼之所以長期失利，也不只是因為資源不足，而是因為它越來越失去持續生產主體的能力。重新開始而不是先去尋找一個已經存在的“人民”，也不是憑空發明一個外部灌輸的革命主體，而是從分散的生活經驗出發，重新長出語言、記憶、組織、互保與自治的結構，使人們能夠從自發的痛苦走向自為的共同生活。

參考文獻與案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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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arl Marx,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heses on Feuerbach”; “The German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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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ouis Althusser, “On the Young Marx”

7.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8.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9.Christoph Sorg, “Finance as a Form of Economic Planning”

10.Y.Kuramoto,Chemical Oscillations, Waves, and Turbulence

11.T. Vicsek et al., “Novel Type of Phase Transition in a System of Self-Driven Particles”

12.關于中國革命時期訴苦、土改動員與政治教育的研究文獻

13.關于 2025 年“小紅書 / RedNote”中美用戶交流與 “TikTok refugees” 的媒體報道

14.Argentina’s recovered factory movement

15.Russian factory committees / workers’ control

16.2008 年后歐洲占廠與合作社

17.中國國企改革時期的勞動抗爭與護廠經驗

原作者：Jerry

由NLS編輯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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