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楊度正名改寫詞條，一部《辭海》藏盡嚴謹與擔當

各種版本的《辭海》

2014年的一天，我接到巢峰先生的電話，他的那本《辭書記失——一百四十三個是與非》已正式出版。他給我留了一本。我喜出望外直奔上海辭書出版社。這是本20余萬字的評論集，主體部分由143篇文章組成，其評論內容是各種辭書中的各類失誤。看著巢峰先生為我題簽的新著，我真是感慨萬千。

在出版界，提起巢峰，無人不曉。他曾是上海辭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那天我拜訪他時，他在偏樓的小辦公室里辦公。

我不由問他：“您已離休，每天還來這里。您這是返聘？”

巢峰笑說：“哪里，我是義務打工。我那《辭海》和《大辭海》常務副主編的身份沒撤，我就繼續為《辭海》打工。”

巢峰在辦公室留影 2014年信芳攝

坐在我對面的是赫赫有名的辭書編纂家、出版大家，但他那么平和淡然，沒有架子，這位“傳奇老人”把《辭海》當作了自己的孩子。《辭海》，是在幾代出版家嘔心瀝血的努力下誕生、成長起來的。

“五顧茅廬”請出舒新城

皇皇巨著《辭海》是一個世紀、幾代學人千錘百煉的結晶。它最早策劃、啟動于1915年，其動議人是曾以書籍哺育和影響我國幾代人的中華書局創辦者陸費逵。

懷抱教育強國熱情的陸費逵，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元旦在上海創建了中華書局，并出任經理。據李春平先生《辭海紀事》一書記載，1915年，陸費逵有了編纂集中國單字、語詞兼百科于一體的大辭典的念頭。“辭海”二字源于陜西漢中的漢代石崖摹刻《石門頌》，而將書名定為《辭海》，有取“海納百川”之意。當初欲編《辭海》，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知道商務印書館所編的《辭源》即將告竣，編一部超過《辭源》的大型工具書，既為爭奪市場，也為體現自己的特色，有打擂臺的味道。

《辭海》動議人陸費逵

然而，要編纂這樣一部巨作談何容易。《辭海》編纂自1915年秋啟動后，至1928年止，因幾位主持者崗位變動，時作時輟。

對此，陸費逵當然不甘心，物色《辭海》主編成了他反復思量的事，他想到了舒新城。

辦過《湖南民報》《湖南教育報》的舒新城，此時已有多部研究教育的專著出版。1928年，舒新城為陸費逵“五顧茅廬”的赤誠所動，終于應任。不久舒新城率編輯部同仁全部加入中華書局，組成詞典部。1936年、1937年，首版《辭海》分上下兩冊出版。該《辭海》收詞10萬余條，包括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名物制度、成語典故、農工商用語、古今地名、名人、名著、文藝、自然科學術語等，按部首檢索，附錄有檢字表、韻目表、中外歷史大事年表、譯名西文索引、國音常用字讀音表等10項內容。

《辭海》主編舒新城

《辭海》1936年第一版

由從事著述轉為《辭海》主編，舒新城的人生道路發生了巨大的轉折，連他自己也沒想到，主編《辭海》竟成了他畢生的事業。

1957年，已經退休的舒新城提出修訂《辭海》的建議。同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期間，毛澤東主席見到舒新城時說：“《辭海》我從20年前使用到現在。在陜北打仗的時候也帶著，后來在延川敵情緊急的情況下，不得不藏起來，以后就找不到了。現在這部書太老了，比較舊，該修訂一下了。”他希望舒新城掛帥，在中華書局設立編輯部。9月17日，毛澤東在上海視察，被接見的舒新城建議：“除了編修《辭海》，還應該編輯《百科全書》。”毛澤東馬上說：“你的建議很好，應寫信給國務院。”舒新城回答說：“我已寫信給人大，請其轉達有關部門。”毛澤東鼓勵舒新城“一定干”，并指示在場的上海市委負責人幫助解決具體問題。

不久，有關部門就把修訂《辭海》的任務交給了上海。1958年，上海成立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前身），舒新城任主任、李俊民任副主任。1959年，又在上海成立《辭海》編輯委員會，同樣由舒新城任主任，羅竹風、曹漫之任副主任。

舒新城紀念館

舒新城似乎就是專門為了《辭海》的開創性工作而生。1960年11月，舒新城因癌癥擴散病逝。直到臨終時，他還在病床上逐條審讀《辭海》試寫稿，并寫下了幾十條書面意見。舒新城生前雖未能看到修訂版《辭海》的出版，但作為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兩度主持者，他的名字已與《辭海》共存。

陳望道接任主編

陳望道是在1961年8月接任《辭海》主編的，直到1977年10月去世。

當時，陳望道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復旦大學的校長。當然，他更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教育家、修辭學家、語言學家。不過，陳望道最廣為人知的是首譯了《共產黨宣言》。

《辭海》主編陳望道

陳望道在《辭海》的編修工作更多的是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但也留下諸多憾事。

1958年，重新修訂《辭海》，打破了過去小范圍的學者編纂，開始開門編修。這時正趕上“大躍進”年代，“人海戰術”取代了“專家為主”。1200多萬字的新《辭海》的編寫，在2600多人的直接參與下，不到一年時間就基本成稿。但初稿質量實在糟糕。1961年2月20日開始，400多名全國知名的專家學者聚集上海浦江飯店達半年之久，重新編修《辭海》。

這是中國學術史上一次難得的風云際會，這400多名學者的集結值得記住：他們是數學家蘇步青，音樂家賀綠汀，畫家沈柔堅，橋梁建筑學家李國豪，醫學家沈克非、程門雪，古典文學專家李俊民、徐中玉，還有數不勝數的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

專家們雖已知道《辭海》只能在內部發行，但還是以公開發行的標準字斟句酌。而這樣的努力，并沒有為《辭海》帶來好運。1962年出版了《辭海·試行本》16個分冊，在進一步修訂后，1965年4月，才冠以“未定稿”，在內部發行了兩萬套。歷經多年，《辭海》編修版在陳望道任上依然沒有成為一部正式的公開出版物。此后，1966年，《辭海》工作全面停頓。陳望道有宏圖大志，卻束手無策。

《辭海》主編陳望道

陳望道對《辭海》的一大貢獻是，無意中為自己物色了下任主編。1927年，因大革命失敗，夏征農等許多革命青年從武漢逃來上海，時任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科主任的陳望道見過他之后，安排他進復旦大學學習。當然，陳望道更不會想到，這個自己接納的復旦學子，50年后會擔任復旦黨委第一書記，并將接替他主持《辭海》的編修，了卻他未能實現的宏愿。

完成最后一篇章

1978年10月，國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連三傳達中宣部緊急指示，新版《辭海》必須在1979年國慶前出版，向國慶30周年獻禮。

既是領導，又有學識、懂得尊重學者的夏征農，成為《辭海》主編的最佳人選。于是，夏征農以74歲高齡執《辭海》編纂牛耳。這一執就是整整30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主持了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2009年版四版《辭海》的編修。

《辭海》主編夏征農

巢峰說，高齡夏征農并不是掛個虛名，一些重大問題均由他拍板。

為了要在“兩個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寫詞條，一百天編輯審核校對出書）完成《辭海》第三版的編修，當時上海有關方面將陜西南路25弄8—10號專門調撥給《辭海》編輯部使用。1978年12月25日，編修大軍開進這里后，夜以繼日，連春節也不休息。巢峰繪制了一張高2米、長4米的“工作進度表”張貼在大食堂，所有一百多個學科的工作進度一目了然，以此激勵大家爭分奪秒。

時間問題容易解決，而編纂遇到的“政治”難題停住了大家的腳步：“階級斗爭”“路線斗爭”這些詞條怎么編？領袖人物怎么寫？孔子、海瑞等歷史人物怎么評？

夏征農派常務副主編羅竹風專程前往北京尋求意見，盤桓了20多天，無功而返。在等不到上級指導意見、編纂工作又十分吃緊的情況下，夏征農、羅竹風等同志決定由編輯部拿出意見。這個由巢峰組織、《辭海》編輯部多次討論，并由他動手起草形成的“《辭海》（合訂本）處理稿件的幾點具體意見”一共八條三十九款。“意見”大膽否定了以前的一些政治術語。

有好友相勸巢峰：“勿為天下先，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疼。”那天，巢峰帶著意見和羅竹風來到夏征農的家。夏征農用了四小時對“意見”逐字逐句過目認可，并說：“如果有錯誤，我這個主編負責。”

不久，時任國家出版局代局長的陳翰伯看到這份“意見”，決定在內刊《出版工作》上發表，并親自撰寫按語。此舉，無疑是對《辭海》編輯部“冒險”的一種支持。1979年版編纂中的一切疑難問題，基本上迎刃而解。

敢于負責，敢于公開自己的觀點，為人不作假，正是夏征農的人格魅力所在。2002年，《大辭海》編纂工作啟動。虛齡近百的夏征農，在大家的要求下，出任主編。《大辭海》共38卷，容量是《辭海》的2.5倍。2003年，《大辭海》的分卷本開始出版。2004年1月，夏征農在自己百歲生日時賦詩一首：“人生百歲亦尋常，樂事無如晚節香，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這最后一篇章指的就是《大辭海》。

《辭海》編輯人員工作照 信芳攝

2008年10月4日，夏征農在上海逝世，享年105歲。可以斷定，他是當今世界上最年長的大型辭書主編。

人會老去，《辭海》不會

巢峰先生對文化事業的熱忱讓人著實感動，他編了這么久《辭海》，卻認為不該拿《辭海》稿費。他說，夏征農、羅竹風他們都沒拿。他還用自己的幾十萬元稿費設立“巢峰基金”，用于出版社的公益事業。還說打算搞一個“《辭海》編纂獎”，獎勵為《辭海》工作作過貢獻的人，“他們可以不計得失，可是我們不能忘了他們”。

巢峰是1975年到《辭海》編輯室的，未曾想到，此后竟與《辭海》相守到老。

巢峰辦公室留影 2002年信芳攝

1981年，巢峰等前瞻性提出《辭海》“十年一修”的修訂原則，這意味著，每十年，這本大辭典就要修訂一次。他自豪地說：“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書《不列顛百科全書》自1768年誕生以來，修訂了15次，平均下來每16年修訂一次；美國英語詞典的發軔之作《韋伯斯特國際英語詞典》自1828年誕生以來，只修訂了兩次；《牛津英語大詞典》（OED）自1928年出版發行以來只修訂了一次。”

巢峰對我說，有兩件修訂的事令他難忘。在1965年版《辭海》中，被稱作“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曾被寫成一個反面人物。周恩來總理逝世前不久，派秘書告訴王冶秋說：“當時袁世凱稱帝時，‘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后參加了共產黨，是我介紹的。”總理要王冶秋告訴《辭海》編輯部，《辭海》若有楊度條目，要把他最后入黨的事寫上。

《辭海》編輯部接到指示后，專門派人去訪問楊度的兩個弟弟，結果不得其詳。后來夏衍為此提供了具體材料，證明楊度是中共秘密黨員，并曾參與營救李大釗，晚年到上海住在杜月笙家里，繼續做地下工作。因此，在1979年版《辭海》中楊度被一分為二來寫，既寫他擁袁稱帝，也寫他晚年加入共產黨。

還有，在1989年版中，近代法學家江庸（1878-1960）的卒年誤寫成1945年。1948年，江庸被國民黨提名“國大代表”候選人，他拒不參加競選；不久又被國民黨宣布為“大法官”，他力辭不就；1949年，受李宗仁之托到北京和中共代表商談和平，后留在北京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這個錯誤，1999年版才改正過來。

巢峰認為：“《辭海》不是天書，不可能不犯錯誤。盡管我們盡了最大努力，但各版《辭海》都難免存有錯誤。只有通過不斷修訂，才能修正錯誤，逐步接近真理。”

《辭海》編輯人員工作照 信芳攝

《辭海》中每一個條目，都是高度濃縮的知識。一個詞條展開可寫成一篇論文或出一部專著。為了表達出每個字最確切的意思，編輯部要一個一個地查核，一個一個地斟酌，有時為一句話要在圖書館查一天，翻一摞書只為了改一個字。為把錯誤降到最低限度，編輯部有一套嚴密的質量管理體系，從稿子進入編輯程序起，要經過23個環節，每個環節經手人都要簽名承擔責任。1979年版《辭海》出版時，為了糾錯一個字，出版社全體人員進印刷廠把已印好的8萬冊書中的8萬個錯字改過來。

“人會老去，《辭海》不會。”巢峰對此十分感慨。

2023年1月8日，巢峰在上海離世，享年95歲。

原標題：《為楊度正名改寫詞條，一部《辭海》藏盡嚴謹與擔當》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許云倩

本文作者：馬信芳

圖片來源：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