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升溫破1.5度，漢森38年前預警成真，孫女攜數據入法庭

對于任何關注氣候問題的人來說，當下都并非一個好時機。2月12日，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撤銷了其“危害認定”，試圖抹殺燃燒化石燃料有害人類健康的科學共識，并廢除了限制排放的機制，而正是這些排放正在改變地球系統。

由于北極變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已無法鎖住極地渦旋的嚴寒氣流，導致冬季風暴席卷了北美。美國西部也經歷了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冬季，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可以緩沖夏季特大火災風險的積雪。

與以色列轟炸伊朗石油設施后引發的黑雨和有毒污染物相比，缺雪似乎顯得微不足道。有分析指出，在美國、以色列和伊朗沖突的前兩周內，估計釋放了500萬噸溫室氣體，這相當于一個中型國家全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氣候危機已不再是遙遠的警告，而是令人恐懼的現實。新一代的活動人士或許是我們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

過去20年來，我一直在報道環境與氣候問題，足跡從新德里、內羅畢一直延伸到西得克薩斯州，接連不斷的災難報道常常令人感到疲憊。我出生于1970年，我的人生軌跡與氣候危機的顯現幾乎同步。

回首當年，那曾是地球充滿希望的高光時刻。1970年4月22日，來自威斯康星州的民主黨參議員蓋洛德·尼爾森與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參議員皮特·麥克洛斯基以及活動家丹尼斯·海斯攜手，發起了首個“世界地球日”。

他們從學生反戰抗議中汲取靈感，構想出由青年主導的環保行動。不久之后，理查德·尼克松總統領導的共和黨政府成立了國家環境保護局，并頒布了《清潔空氣法》和《清潔水法》等強有力的環境法規。

1988年，也就是我成年的那一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氣候學家詹姆斯·漢森向國會發出了關于氣候變化嚴重后果的警告。他當時強調：“這一切現在就已經在發生了。”

他的信息當時幾乎得到了重視，時任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和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剛剛承諾，將致力于達成一項關于全球變暖的全球條約。自由市場支持者和化石燃料公司面臨巨大的利益損失，他們施加了恰到好處的壓力，成功阻止了美國采取實質性行動。

那個契機就這樣錯失了，時間隨之流逝，曾經的嬰兒也已長大成人。2006年，我剛從新聞學院畢業，那一年阿爾·戈爾在他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中，乘坐剪叉式升降機升到高處，只為在圖表上指出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上升的高度和速度。

但氣候變化并不會憑空消失，它普遍被認為是21世紀的核心議題。即便在當下，氣候危機也是各類重磅新聞頭條背后沉默的推手。無論是外界認為特朗普政府為掠奪資源而入侵委內瑞拉并對格陵蘭島發出威脅，還是驅動人工智能的數據中心對水電資源提出龐大需求，抑或是水資源危機在伊朗引發動蕩，抗議者高呼“水、電、生命是我們基本權利”，氣候的影子無處不在。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布·尼克松創造了“緩慢暴力”一詞，用來形容氣候變化及其他在時間和空間上緩慢展開的災難，這些災難往往遠離鏡頭和新聞推送。但如今，這種步伐正在加快。過去，這往往被視為其他地方、其他人的問題，發生在另一個國家或另一個州，被當成一種終將需要應對的“未來沖擊”。

如今，這一切正降臨到我們幾乎所有人身上。氣候變化正在扮演“威脅倍增器”的角色，它不僅對民族國家構成安全風險，對大小企業構成財務風險，還導致洪水、饑荒、颶風和龍卷風變得更加頻繁和致命。

現在，整個城鎮可能會在野火中一夜之間化為烏有。那些已經經歷過多次洪災的社區，在每次暴雨來臨時都會陷入集體的創傷后應激障礙之中。而圍繞化石燃料爆發的戰爭，不僅消耗了更多的化石燃料，還引發了更多的沖突。

關于“未來沖擊”，殘酷的真相在于我們始終在步入未來。明天變成了今天，隨后又淪為昨天，而碳排放水平卻在持續攀升。

關于海平面上升和冰蓋融化的可怕預測正在成為現實，其中一些預測甚至是由化石燃料公司在20世紀60年代做出的，且部分危機的到來比科學家預想的還要早。

盡管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科學家漢森在38年前的國會聽證會上就使用了“現在”這個詞，但公眾依然沉浸在一個誘人的神話中：氣候變化無論在空間還是時間上，都離我們很遙遠。

充斥著未來日期的政府報告并未改善這一局面。2018年，負責評估氣候科學的聯合國機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出警告稱，如果我們希望將全球變暖控制在1．5度以內，從而讓地球維持人類過去10000年來所習慣的運轉方式，我們就必須在2030年之前將全球碳排放量減少近一半。

去年全球變暖幅度已短暫觸及1．5度的警戒線。按照規劃，我們本應在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屆時人類將不再打破碳循環的自然平衡，但現實是我們離這個目標還差得很遠。

2100年這個時間節點被頻繁提及，但很少有人討論那之后的事情，仿佛時間會在本世紀末停止。時間并不會停滯。

如今，有整整一代正在奔跑嬉戲的孩子，他們將親眼見證2100年的到來。我所屬的X世代讓位于千禧一代，千禧一代又讓位于Z世代，緊接著是阿爾法世代、貝塔世代和Z世代的年輕群體。

隨著每一代人的出生，更多的溫室氣體排放困住了更多的熱量，導致海平面上升，天氣變得更加極端，氣候臨界點也隨之逼近。孩子，歡迎來到你們不斷變暖的世界。

那些早年敲響警鐘的人如今已步入暮年。各大主流媒體的檔案庫里肯定早就備好了阿爾·戈爾的訃告草稿；而氣候學家詹姆斯·漢森，這位因科學數據過于驚人而轉變為活動家的學者，也在16年前寫下了一本獻給孫輩的書。

我從前輩活動家身上看到了希望，但在年輕人身上，我看到了更多的曙光。在過去的幾年里，為了創作一本關于氣候變化的圖像小說，我研究了全球各地青少年氣候活動家的生活軌跡。

通過與這些活動家交談，了解他們為了創造自己成年后渴望居住的世界而建立的組織，我收獲的遠不止是希望。分析人士指出，當唐納德·特朗普在破壞規則時，這些年輕人卻在致力于建設。

他們的行動主義賦予了我全新的能量和目標感。這讓我想起馬丁·路德·金牧師的那句“為前路積蓄力量”。當年他被推舉領導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著名的公交車抵制運動時，年僅26歲。

這新一代的氣候活動家正在接過火炬——如今這把火炬已被LED點亮。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這個氣候系統中的生存時間將比我這一代人長得多，這關乎他們的生死存亡。

他們中的一些人正是環保先驅們的子孫后代。例如詹姆斯·漢森的孫女索菲·基夫萊漢，她曾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朱莉安娜訴美國政府案”中作為青年原告出庭。盡管該案于去年被駁回，但原告方在訴訟中指控政府侵犯了最年輕一代在生命、自由和財產方面的憲法權利，且未能保護關鍵的公眾信任資源。

在賓夕法尼亞州，阿什利·芬克曾作為青年原告參與了多起氣候訴訟；如今，她的女兒也成為了原告，起訴賓夕法尼亞州批準建設未來美國最大的燃氣發電廠，因為這將鎖定她一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當非營利性公共利益律師事務所“我們兒童的信托”的律師提起訴訟時，這個孩子才10個月大；而另一位原告甚至只有8周大。目前，全球有數以千計的氣候訴訟正在進行，其中許多是代表青年群體爭取可行未來權利而發起的。

另一位“企二代”活動家是西耶·巴斯蒂達，她的父母于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地球峰會上相識，當時他們都是倡導環保行動的年輕人。巴斯蒂達是2019年氣候罷工的核心組織者之一，那場運動促使數十萬人走上紐約街頭。

那是公眾將氣候行動置于優先地位的又一個重要時刻，部分原因是受到了瑞典青年活動家格蕾塔·通貝里罷工的啟發，這種情緒隨后在拜登政府時期找到了立足點。

由于白發蒼蒼的政客們制定的政策屢屢讓他們失望，全美乃至全球憤怒的年輕人正紛紛走上街頭和法庭。他們正用年輕的雙手，扳動一切能夠觸及的杠桿。

在這個對氣候問題噤聲的時代，越來越少的領導人愿意談論氣候變化，而訴訟和非暴力不合作成為了公民表達行動訴求的關鍵方式。在過去十年里，對氣候變化感到警醒的美國人比例幾乎翻了一番，盡管在奉行“盡情鉆探吧”政策的特朗普政府治理下，美國仍在不斷尋找新手段來壓制可再生能源項目并消耗更多化石燃料。

世界其他地區正在大步向前。目前增長最快的太陽能市場位于非洲。隨著迅速擴大可再生能源系統的規模，其碳排放量已進入平臺期。即便是堅守利用煤田發展國家權利的印度，也正在建設一些全球規模最大的太陽能農場。

在美國，訴訟和激進主義或許是推動政策重回行動軌道的必要手段。與我同時代的大氣科學家凱瑟琳·�；粼鴺O具說服力地指出：“我們不能向絕望屈服。我們必須走出去，尋找能夠激勵我們采取行動的希望，而這種希望始于今天的一場對話�！�

哪怕只是向鄰居表達你的擔憂，這種看似簡單的對話行為也能產生實際效果�；蛟S某個年輕人會偶然聽到；又或許，他們才是主動開啟對話的人。

你會傾聽嗎？你會采取行動嗎？還是說，氣候行動的集結號注定只能在子孫后代的每一個地球日里反復吹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