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夜觀星象，一筆勾決了自己的首輔大臣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京城西市烏云壓城，積水三尺。67 歲的前內閣首輔夏言被五花大綁，手腳穿入一根木棒，兩名差役像抬豬一般將他扛到刑場。

隨著一聲令下，這位曾權傾朝野、被皇帝尊稱為 “先生” 的重臣身首異處，成為大明兩百七十余年歷史中，唯一被公開斬首的內閣首輔。

百姓沿街圍觀，無人敢言，只在事后傳唱著一句歌謠：“夏桂洲，不知休，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

隨后，他奉命核查親軍及京衛冗員，一口氣裁汰三千二百人，讓京城風氣為之一清。出按皇莊時，他力主將被權貴侵占的民產歸還百姓，先后七次上疏彈劾宦官趙霦、建昌侯張延齡等寵臣，其諤諤直言被人爭相傳誦。

憑借卓越才干，夏言的升遷速度堪稱奇跡。嘉靖十年，他從吏科都給事中調任禮部左侍郎，僅過一個月便接替李時擔任禮部尚書，“去諫官未浹歲拜六卿，前此未有也”。每次為皇帝講解經史，“帝必目屬，欲大用之”。

嘉靖十五年，夏言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師，地位日益顯赫。

嘉靖二十一年，夏言迎來仕途巔峰，升任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正式入閣輔政，成為內閣首輔。

此時的他，“雖在告，閣事多取裁”，連審理郭勛案都由他暗中指授，深得嘉靖帝倚重，“璽書獎美，賜宴禮部，尚書、侍郎、都御史陪侍”。

夏言的崛起，源于他的才干，也得益于嘉靖帝的賞識。但他 “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 的性格，卻漸漸為自己埋下禍根。

嘉靖帝癡迷修道，親自制作了五頂香葉冠，高一尺五寸，以綠紗制成，繡著太極圖，賜予最親近的大臣。夏言與嚴嵩都在其列，兩人的反應卻截然不同。

嚴嵩每次入宮，必戴此冠，還特意在外罩一層輕紗，以示珍重；而夏言將帽子帶回家后，便棄之不顧，從不佩戴。嘉靖帝詢問緣由，夏言直言 “此非臣下法服”，堅決不肯迎合。

類似的沖突屢屢發生。嘉靖帝規定大臣進入西苑需騎馬，夏言卻堅持坐轎子；皇帝賜予他用于密封奏折的銀章，他常常忘記攜帶，奏折遞上去時毫無封記。

這些細節讓嘉靖帝日益不滿，而嚴嵩的刻意逢迎更反襯出夏言的傲慢。

嘉靖十八年，皇帝欲加封夏言和嚴嵩為 “上柱國”，夏言坦然接受，嚴嵩卻跪地推辭：“‘上’字非人臣所宜稱，臣不敢受�！� 嘉靖帝龍顏大悅，對嚴嵩愈發親近，對夏言的恩眷則 “不及初矣”。

更讓嘉靖帝震怒的是，夏言在朝政上屢屢堅持己見，甚至 “強君脅眾”。昭圣太后崩逝后，夏言在回復太子服制的奏折中出現訛字，被皇帝切責。

他雖謝罪請辭，卻又上《御邊十四策》試圖辯解，嘉靖帝直言斥責：“言既蘊忠謀，何堅自愛，負朕眷倚�！� 君臣間的裂痕，已難以彌合。

嘉靖二十五年，陜西總督曾銑上《請復河套疏》，直言 “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請求朝廷出兵收復這一戰略要地，并制定了三年收復、十年固防的詳細計劃。

夏言向來 “慷慨以經濟自許，思建立不世功”，見狀立刻全力支持，多次在嘉靖帝面前力薦曾銑，稱 “群臣無如銑忠者”。

嘉靖帝起初頗為心動，下旨稱贊 “今銑倡恢復議甚壯”，還撥款二十萬兩白銀，令曾銑整修邊墻。

但嘉靖帝性格多疑善變，很快便心生猶豫，在朝會上接連發問：“出兵河套，師出有名嗎？糧食夠嗎？一定能打贏嗎？”

朝堂之上無人敢應答，而嚴嵩早已揣摩到皇帝的心思，趁機站出來極力反對。他上疏稱 “銑以好大喜功之心，而為窮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言”，將收復河套的提議批駁得一無是處。

此時，蒙古俺答汗率軍南下侵擾宣化，嚴嵩趁機進讒言：“早先夏言、曾銑提議收復河套，以致激怒俺答�！� 嘉靖帝本就后悔，聞言更是怒火中燒，當即下令收回對曾銑的支持，轉而追查其罪責。

嚴嵩并未罷休，又賄賂邊將仇鸞，讓他上書誣告夏言與曾銑 “交關為奸利”。曾銑很快被逮捕入獄，定罪為 “結交近侍”—— 這在明朝等同于謀反大罪。

當時夏言已被革職致仕，行至通州時聽聞曾銑的罪名，瞬間從車上跌落，痛哭道：“噫！吾死矣�！�

夏言不甘心就此殞命，在押解回京的路上，接連寫下兩道奏疏為自己辯冤。

他在疏中歷數嚴嵩的奸謀，直言 “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還指出仇鸞的誣告奏疏漏洞百出，“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上語，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暗指是嚴嵩偽造。

他在奏疏中哀求：“臣生死系嵩掌握，惟歸命圣慈，曲賜保全。” 但這些言辭懇切的辯解，在嘉靖帝眼中卻成了狡辯。

此時的嚴嵩，早已通過賄賂宦官、拉攏朝臣，將夏言孤立無援。宮中不斷傳出夏言 “離京時怨謗皇帝” 的流言，進一步激怒了嘉靖帝。

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深知夏言冤屈，援引大明律 “議貴、議能” 的條款，請求免除其死刑。嘉靖帝勃然大怒，不僅駁回請求，還下令削奪兩人俸祿，怒斥夏言 “志驕氣溢，剛愎自用，私通將領，誹謗皇帝，死有余辜”。

行刑前一晚，嘉靖帝特意觀測星象，見代表宰輔的三臺星明亮如故，便認定夏言死不足惜，最終朱筆一揮，批準了斬首的判決。

而這一切，都在嚴嵩的算計之中 —— 他早年曾對夏言百般討好，甚至跪地朗誦請柬才求得夏言接見，如今卻步步緊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日，夏言被押赴西市斬首。這位曾經權傾朝野的內閣首輔，此刻衣衫襤褸，白發凌亂，在百姓的圍觀中，被差役像抬豬一般扛過積水的刑場。

沒有臨刑的慷慨陳詞，只有對命運的無奈與悲涼。

夏言死后，他的妻子蘇氏被流放廣西，侄兒夏克承、侄孫夏朝慶被削籍為民，家產查抄。更令人唏噓的是，夏言一生無子，唯一的妾室懷孕后被正妻遣嫁他人，生下一子。

夏言死后，其子被接回夏家，相貌酷似夏言，卻在不久后病逝，“言竟無后”。

而夏言的死，也成為大明政壇的一道分水嶺，嚴嵩自此獨攬大權，朝政日益腐敗，直到多年后徐階崛起，才最終扳倒嚴嵩，為夏言報了血海深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