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災害壓垮生計，青年黨趁虛而入，饑餓與絕望成了招募口

氣候變化及其連帶影響，可能會加重安全挑戰，其中也包括與暴力極端主義相關的風險。這種情況在那些既容易受到氣候變化沖擊、又長期存在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地區尤為明顯。

以肯尼亞東北部為例，干旱、洪水和生計受損與索馬里恐怖組織“青年黨”的活動同時發生，并且彼此疊加、相互強化。這個組織過去曾在肯尼亞發動大規模襲擊，例如2013年的西門購物中心襲擊和2015年的加里薩大學襲擊；如今則逐漸轉向邊境地區持續性的低強度襲擊，并擴大對社區的滲透。

盡管這些危機彼此交織，但外界對氣候變化與暴力極端主義如何相互作用，仍缺乏充分理解。

為彌補這一空白，我們這個跨學科團隊在內羅畢和肯尼亞東北部組織了多場研討會，參與者包括相關政策領域的決策者和一線實踐者；同時，我們還在當地與社區成員和社區領袖開展了焦點小組討論和訪談。

研究發現，在脆弱環境中，氣候變化會起到“威脅放大器”的作用。它會加劇經濟不穩定，因為生計遭到破壞甚至摧毀；會加劇社會碎片化，因為社會關系網絡承受更大壓力；會加重心理負擔，因為一連串氣候事件帶來的破壞規模不斷累積；也會暴露并強化制度脆弱性，因為公共服務和政府觸達能力承受更大壓力。

這些條件都會讓極端組織更容易影響、操控甚至脅迫當地民眾。

我們在肯尼亞東北部與當地牧民和社區領袖交流時發現，氣候變化的沖擊讓當地社區更容易受到極端組織招募。“青年黨”在當地的活動又使社區更難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這進一步強化了脆弱性的循環。

在肯尼亞東北部，氣候沖擊與不安全局勢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問題，而是共同塑造著日常生活、治理狀況以及地區穩定前景的交織性力量。

我們的研究結果也對一種常見看法提出了挑戰：氣候變化和安全問題可以分開處理。要想有效應對，必須把環境、社會和安全策略結合起來，才能建立長期韌性。

對肯尼亞東北部加里薩縣和瓦吉爾縣的游牧民來說，飼養牲畜不只是謀生手段，更關乎身份認同、糧食保障和子女的未來。

但隨著干旱和山洪暴發越來越頻繁，牧群正不斷遭受重創。在人們陷入絕境時，“青年黨”便把自己包裝成提供幫助的一方。

一位社區成員告訴我們：當土地干裂，牲畜死亡，農田歉收，人們就會挨餓，尤其是年輕人，他們會陷入絕望。“青年黨”很清楚這一點，也會利用這一點。他們向那些覺得被政府拋棄的年輕男孩提供食物、金錢，以及一種看似“有意義的人生目標”的東西。

在開展這項研究之前，我們沒有充分預料到氣候變化帶來的情緒創傷會如此深重，也沒有想到這會為“青年黨”招募成員創造如此理想的條件。對許多男性來說，失去牲畜會帶來強烈的羞恥感，因為他們再也無法承擔養家者的角色。

一位當地牧民告訴我們：我們是男人，本該養家糊口，可最后卻發現自己無能為力。

極端組織正是利用了這種情感上的空洞。它們向那些覺得自己失去一切的男性，提供一種新的身份感和地位感。

隨著水源和牧草消失，牧民不得不離家越來越遠，經常進入國家力量覆蓋有限、局勢不穩的偏遠地區。

這種流動性增加，是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但也提高了他們與武裝組織接觸的可能性。

一些人到了新的地方后，手中資源已經所剩無幾，也沒有社會關系網絡可依靠，因此更容易成為招募對象。在這些偏遠地區，這類組織往往會出面提供幫助，例如保護。

獸醫服務和學校教育的缺失，也會進一步放大脆弱性。孩子們如果為了跟隨牧群而輟學，就更容易成為招募者下手的目標。

暴力極端主義帶來的不只是個體層面的損失，它也在瓦解社會紐帶。

過去，鄰里之間還能彼此依靠。如今，大家卻在逐漸疏遠，因為誰都拿不出多余的東西，這也讓社區尊嚴遭受深刻損失。

一位社區成員這樣說：當鄰居上門來要牛奶或糖時，你卻什么都拿不出來。我們的經濟不只是錢的問題，更關乎分享。牲畜死去后，這種分享也隨之消失，我們失去的不只是財富，還有精神上的支撐。

就連社區長者的權威也在承受壓力。由于他們關于季節變化的傳統經驗不再有效，他們的影響力正在減弱，地位也隨之下降，進而形成領導真空。“青年黨”很快就會試圖填補這一空白，向人們提供一種新的秩序感。

在偏遠而干旱的北部地區，肯尼亞國家治理能力的覆蓋本就有限。

如果援助遲遲不到，或者分配不均，就會加劇民眾對被忽視的怨氣�！扒嗄挈h”非常善于利用宗教和政治語言，把這些不滿引向國家，并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包裝成一條通往“正義”的道路。

此外，不安全局勢還會阻礙氣候適應所需服務的提供，讓最脆弱的人群只能依賴任何愿意伸出援手的人。這也為“青年黨”提供了清晰的切入點。

要打破這種脆弱性循環，政策思路必須轉變，把環境策略與安全策略真正整合起來。首先需要正式承認，氣候變化是一個關鍵的安全議題，從而啟動減緩風險所必需的跨部門協同機制。

落實到實踐層面，這意味著要把國家和縣級層面的預防、反制暴力極端主義規劃，與氣候適應戰略對接起來。這樣一來，不同機構就能共享知識，也能統籌使用資金。

氣候適應方案還必須納入沖突分析，避免援助在無意中加劇不滿情緒。

更重要的是，未來的干預不能只停留在技術層面，還必須正視尊嚴喪失帶來的情緒重壓，以及社會結構瓦解的問題。只有這樣，地方經濟和社區層面的韌性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