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魯克多年的同事約瑟夫?馬齊里洛教授編輯了一部《管理（修訂版）》，該書是在德魯克1974年出版的名著《管理：任務、責任、實務》的基礎上，補充之后德魯克的相關著述而成書的。為這本書寫序的，是美國公認的管理學權威吉姆?柯林斯。他的序言題為〈德魯克的遺澤〉，對德魯克的學問、品格有很多精彩的見解，其中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段對德魯克個性的描述：

德魯克有可能言語尖酸、缺乏耐心、脾氣不好。但在易怒的表面下，在其著作的每一頁之后，都站著一位對個人滿懷惻隱之心的人。

在另一篇回憶與德魯克的初次見面的文章里，吉姆?柯林斯也談到這個老人給他的第一印象：

我在門外等著，可是屋內沒有任何聲響。我又按了一次門鈴，「好了,好了，我來了，」這回我聽到屋里傳來了說話聲，「我現在可走不快嘍! 」聲音聽起來有些焦躁，我想開門的人準是個性格乖戾的人。

吉姆?柯林斯用「壞脾氣」、「乖戾」形容人們對德魯克的初始印象，真是傳神。

如果只從文字了解德魯克，讀者當然能感受到他對人類和個人的悲憫之心。可有機會和他近距離接觸的人們，多多少少都領教過德魯克不近人情的一面。當你帶著某些對「人情世故」的期待跟他共事時，他的作風往往會出乎你的意料。相處既久，你又會發覺，他的乖戾和他的悲憫并不沖突，它們共同構成一個有血有肉、真實的德魯克。

（二）

早在拜訪德魯克之前，我就對他的「乖戾」有耳聞。

我請ServiceMaster的董事長比爾?波拉德居間引薦。比爾的第一反應是提醒我，德魯克是一個不會為了禮貌見客的人。如果你這個人或你要談的事情跟他的工作無關，不管你的身份多顯赫，他也不會見你。比如，他就拒絕過柯林頓時代的副總統。

臺灣的詹文明先生告訴我，德魯克還拒絕過李登輝的約見。當年，臺灣某機構邀請德魯克訪臺。李登輝也很仰慕他，得知他已到達臺灣，想要約時間拜會。德魯克的回應是：「這次為我的臺灣之行付費的是某某機構，我的責任是為他們工作；接下來除了一場公開演講，我沒有別的時間了；如果您愿意撥冗光臨，那將是我的榮幸，我會請主辦方為您留一個座位。」詹先生說，李登輝真就去聽了演講，除了幾句寒暄，沒有額外占用德魯克的時間。

我自己也親身體驗過德魯克的「乖戾」。

那是2000年的事。1999年夏末，拜訪德魯克之后，當年年底，我們在北京注冊了我的管理研修中心。我很期待新學校能跟德魯克所在的克萊蒙特大學德魯克管理研究生學院建立合作關系。德魯克說，他樂于看到我們之間的合作。于是，他把我介紹給克萊蒙特大學的校長。那是在2000年夏秋之交。

校長尊敬德魯克，因此對這件事很重視。他邀請我們到府上共進晚餐。晚餐開在他家的后花園。一張長長的桌子，客人有十多位。那是正式的晚宴，校長安排的座次也有他的講究。我和太太是主賓，被安排在長桌的兩頭。校長和夫人是主人，分別坐在我和太太的右手邊。德魯克和夫人朵麗絲則是主陪客，分別坐在我和太太的左手邊。此外，還有十幾位客人，包括馬齊里洛教授和管理學院的院長。印象很深的，還有一位年長的華裔銀行家王先生，他是大學的校董，校長很周到地請他坐在德魯克的對面，很靠近我，因為他英語、漢語都說得很好。

晚宴氛圍很好。大家有說有笑，也談了合作的事情。至于那天的食物，我覺得很一般。主菜是牛排，我咬起來都覺得費勁。當時我還擔心，這么硬的肉，德魯克這樣的老人家可怎么辦啊。想不到，90歲的老人把菜吃得干干凈凈。

從開胃菜到副菜、主菜、甜點、茶飲，那頓飯吃了三個多小時。克萊蒙特在洛杉磯北面，屬于半沙漠氣候，晝夜溫差大。即使是夏末，太陽落山之后，室外就有寒意了。德魯克興致很高，天黑之后也一直坐在那里。這時，那位王先生對我說：「邵先生你真是有面子。你看德魯克，他很少出席這種場合，就算出席也通常中途退場。可是今天，已經三個多小時了，他還在這里。這是你的面子。」他的話，德魯克也聽到了。

聽王先生這么說，我當然得說幾句客套話，這也算是社交禮儀。我對德魯克說：「This is my great honor.」（這是我的榮幸）德魯克立刻回答：「No, no, this is my honor.」

我趕緊再強調，這是我的榮幸。德魯克又重復他的回答：「No, no, this is my honor.」同樣的對話，兩個人一來一往重復了三輪。

這時我發現德魯克的臉色變了。原本一直笑著，他忽然嚴肅起來，說了一句：「Chairman Shao, please don't over words.」（邵主席，請不要說得太過了。）

對我來說，能跟德魯克共進晚餐，當然是榮幸。而在餐桌上表達這份榮幸之感，是一種禮貌。德魯克既是名人，又是長者，依照中國人的習慣，我也應該把自己的姿態放得低一些。

可德魯克分明不喜歡這種客套。他認為我們之間是平等的。所以他那句「No, no, this is my honor.」并不是客套。晚宴的氣氛是輕松的，但他花時間參加這個活動，目的卻是嚴肅的。他可能認為，我們一來一回不斷重復，那反而降低了事情的嚴肅性，他要當場表達出來，所以一下子收起笑容。那一刻，我非常訝異。一件旁人通常會一笑而過的小事，想不到德魯克竟較起真來。

還有一件事，發生在我在克萊蒙特跟著德魯克上課的那段時間。我知道德魯克的生日是在年底，但不知道具體的日子。有一回課后，我問他能不能告訴我生日日期，因為我想送他一份禮物。德魯克沒有回答。我接著打趣：「你不說也沒關系，我可以去查詢，因為你可是公眾人物啊。」原本大家有說有笑，聽我這么說，德魯克又是一下子收起了笑容：「你不要這樣做。這些無聊的事會浪費你的時間。」

德魯克又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較起真來。

我想，有過類似經歷的不會只有我一人。吉姆?柯林斯之所以要用「乖戾」這個詞，大概就是這類經驗之談。

（三）

跟德魯克相處久了，我才慢慢體會到他這「乖戾」背后的道理。

首先，德魯克是個特立獨行的人。

《旁觀者》里，他講過兩個少年時的故事。一個故事，是那本書的開場。14歲那年，他第一次參加維也納的社會主義游行。當時，這種游行是時髦的事，很多年輕人都樂意參加，而且以參加為榮。他早上很高興地加入游行隊伍，但很快就退出隊伍，回家了。家里人問他是不是在隊伍里遇到什么不開心的事。他說，從來沒有哪一天比今天更開心，因為他終于意識到，自己跟那些在游行隊伍里興高采烈的人不是一種人。

還有一個故事，也發生在他十幾歲的時候。他的一位老師主持維也納著名的沙龍。有一次，沙龍的大人們討論黑市買賣。所有人都批評這個行為，說這不道德。小德魯克發表了一通觀點。他從市場的供求關系分析這件事，說黑市對市民生活是有貢獻的，無可厚非。一位長者把他叫到一邊，說：年輕人啊，你要小心了。盡管你有獨到見解，但是像你這樣特立獨行，將來在社會上很容易吃虧。他自己總結，長大之后脾氣雖然改了不少，但終究本性難移。

其次，他這一生給自己的定位，就是「旁觀者」。「旁觀者」不是置身世外，對世界漠不關心。德魯克比喻，「旁觀者」的工作類似劇院里的消防員。這是早年間歐洲劇院特有的角色。每個晚上，都得等消防員在特定的位置坐好，演出才能開始。德魯克說，消防員能見人所不能見，注意到演員和觀眾看不到的地方。因為他是從不同的視角看事情、思考問題。這樣的人，不參與演出，也不是觀眾，卻是劇院這個社會生態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一旦開口，說出的消息肯定是大家不愛聽的。但他們的消息對劇院里的人們性命攸關。

德魯克一生的寫作都帶有「旁觀者」色彩，不隨大流，警惕流行的意見。他的書里，常有斬釘截鐵、愛憎分明的論斷。他不怕冒犯公眾，也不憚于批評被人們崇拜的大人物。讀者經常會在讀到他的某個段落時感覺受到冒犯。因為他的論斷可能挑戰了讀者既定的常識或立場。但只要讀者愿意平心靜氣思考，就會發現德魯克的論斷未必沒有道理，只不過他的視角不同，總站在流行的立場之外。他是很早就從狂歡的游行隊伍里退出來的人。

在日常生活里，德魯克的行事則既有特立獨行的色彩，也有另一面。他樂于助人，也非常講究社交禮儀，待人接物讓人想起老派的歐洲紳士。我太太最討厭交際應酬，鮮少出席我在生意場上的社交活動，唯獨去見德魯克是個例外。因為我們每次一起去餐廳時，德魯克總是先詢問她喜歡坐在哪個位置，然后為她拉開椅子，等她站到椅子前，再在她身后，把椅子推到合適的位置，請她就座。不過，德魯克從不刻意取悅人。不論是他的紳士風度，還是直言不諱，都是天性使然。他也會像劇院消防員那樣，因為在氣氛輕松、一團和氣的當口，忽然說出逆耳之言，盡一個「旁觀者」、「消防員」的職責，顯得不盡人情甚至「乖戾」。

（四）

有些人特別敏感，會習慣性地把任何不同意見解讀為對自己整個人的貶低，或敵意。要是這樣的話，德魯克的「乖戾」會令他很不舒服。可熟悉德魯克的人都知道，他是在就事論事，只及一點不及其余。以我自己而言，久而久之，反而會覺得德魯克的方式更令人輕松。因為他的直接會幫大家省去很多無謂的客套。比如，他經常在教室里或會議室里說出「You are all wrong」，經常給學生的作業打上大大的叉子。了解他的學生和同事都不以為忤。

德魯克有時很固執。這也是他給人「乖戾」之感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固執，不是認定自己不會犯錯，而是認為自己在某個問題上的看法是對的，并且有助于他人。他不怕指出別人的錯誤，也愿意修正自己的錯誤。所以，如果跟他一起聚焦于事情，你會發現他非常開放。

以下是我跟他交往中發生的兩件事，都跟我們辦學的課程和教材有關。

我的管理研修中心成立不久，我就提出要研發自己的課程和教材。他提醒我不要太急。他的判斷是，學校正在草創期，盡管市場已經在那兒，但我們對客戶是誰、有什么需求都沒有明確的認識。所以，更好的辦法是先找一些可用的教材，滿足市場急需，等到我們對市場和自己都有了更多了解，再考慮開發自己的課程。而那需要幾年的時間。他常說的一句話是：（幾年后，我會和你坐下來談論如何發展一套你自己的課程。）

可我的心態沒這么從容，我更急，也更追求perfect。不久之后，出現了一個機會。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天主教圣里奧大學想要進入中國市場，愿意與我的管理研修中心共同開設MBA碩士學位課程。為了得到中國教育部的批準，我邀得北京師范大學參加，變成三方合作辦學。但是我并不滿意這兩家大學現有的課程。

我找到德魯克的同事馬齊里洛教授和德魯克早年帶出的博士生Dr. Robert Swaim，還有ServiceMaster的首席培訓師ML Hillard，請他們一起，開發一套符合德魯克精神和原則的課程。在開發過程中，我們經常向德魯克求教。馬齊里洛教授和Swaim博士把討論中的框架、每門課的結構拿到德魯克那里，請他判斷，他總是有求必應，有問必答，非常熱心。

有一次，我們在德魯克家討論課程。我忽然問他：「你不是說要過好幾年才能坐下來跟我談課程開發的事嗎？」他哈哈大笑，說我抓著他的小辮子不放。

當初，他認為開發課程的時機還不成熟。他是認真的。不久之后，現實發生改變，我本能地要抓住新的機會。德魯克也非常開放的接納新的現實，不固守當初的判斷。這可能就是他在書里描述的那種企業家精神：要進行規劃，也要隨時準備因應新的現實。聽到我的調侃，德魯克一點也沒有露出被冒犯的不悅。他為事情的推進而高興，并不在意「面子」。

還是在尋找課程、教材的那幾年。我正在夏威夷開會，收到了德魯克托人轉交的信。信上說，他跟一家影像制作公司合作，開發了一套網絡課程。當時所謂的網絡課程，其實就是灌制錄像帶，用以遠程教學。錄像帶里也會設計一些問答環節，但沒辦法像現在的網絡課程，可以實時互動搜集反饋。不過這在當時已經是前衛的嘗試。德魯克一直積極地嘗試新方法。錄像帶已經錄好了頭五節課。德魯克說，一開始他就想到了我。他跟公司的CEO說，他要保留課程在中文地區的使用權，給他的一位朋友去用。

我當然很興奮，很快拿著他的信去拜訪那位CEO。不久之后，他的網絡課程也在我們的教學里用了起來。當時，不管在美國還是中國，這種教學手段都是全新的嘗試。我曾經請教一些資深人士對遠程教學的看法，問他們這適用于傳授管理知識嗎？西北大學商學院的院長斬釘截鐵地回答：NO。那位院長70多歲，他認為網絡教學無法替代現場師生互動，而這是管理教學必須的。我把他的看法告訴德魯克。德魯克說，很多事情，今天不可能，明天或許就成為可能。所以，我們要做的，不是否定，而是行動和測試，測試之后坐下來檢討。

當時，我們同時測試幾套課程。德魯克新近完成的錄像帶是一套，他此前錄制的《有效的管理者》、《經理人與組織》教學影片和ServiceMaster 授權使用的《八項基本管理技能》是另外三套。過了一段時間，德魯克問：「這些課程，哪一套更有生產力，或者說，哪套課既讓學生學到東西，又為學校帶來收益？」

收益最好的，是ServiceMaster 的《八項基本管理技能》。它的目標，是中下層管理者，內容都是初級的實務，比如怎么開會、怎么做計劃。但它的確賣得最好。德魯克又問，「那么最差的是哪門課？」我說：「如果你不介意我說出來的話，最差的就是你新近錄制，并且推薦給我的那一套。」

德魯克又笑了。我問：「那么德魯克博士，你認為這是什么原因呢？」

他說：「那是因為，這件事我和你早做了15年。」

在這件事上，德魯克是固執，還是開放呢？對新興的技術，他比很多年輕人更開放。對于自己感知到的大趨勢，他又非常自信和堅持。可是，他也樂意接受自己在一次小「競賽」中的成績不佳。重要的是嘗試，并且從嘗試中學習，而不是面子。

（五）

特立獨行、聚焦于事情、自信并且開放，這些特質讓德魯克常常顯得與眾不同：在大家都不太在意的小事上，他可能忽然較真；對于大家都很在意的面子，他卻毫不介意。而這，源于一顆赤子之心。他總是真心待人，盡全力幫助人。和人交往的時候，他從不圓滑事故，一喜一怒都源自真性情。這種真性情背后，是他對人的尊重，對每一個具體的個體的尊重。

像我這代中國人，經歷過文革那個扭曲的年代。我見過太多人對人的折磨、傷害。我見識過人的尊嚴可以被踐踏到什么程度，也見識過人和人之間的猜疑、恐懼、鄙視、仇恨可以深到什么程度。盡管那個年代已遠去，我也無法徹底洗掉那個年代帶來的影響。后來，事業上還算成功，因此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但我知道，自己內心深處是有虛榮之心的。我經常問自己，做企業，辦學校，有沒有虛榮心的驅動？答案是有。這或許也跟特殊的生活經歷有關。愈是在人的尊嚴不被重視的環境里生活過的人，愈會在意名聲、地位，不管做什么，都抱著一個出人頭地的念頭，想讓別人把自己當個人物。

跟德魯克交往，有沒有虛榮的動機呢？也有。最初，我把他當成大師、名人。要是能把自己的名字跟他的名字連在一起，那當然是一件光彩的事，而且也可能讓我們的學校更有市場號召力和社會公信力。這樣的盤算不只虛榮，還很功利。但它確實存在。

直到我走近德魯克。

我驚訝地發現，這是一個幾乎沒有絲毫虛榮的人。他從不認為自己高人一等，也從不攀附、取悅別的什么大人物。他愿意和一個人交往，就會盡力幫助那個人，哪怕用讓人家不太舒服的方式。在他眼里，每個人都能夠成長，都可能為世界做出獨一無二的貢獻，因此都值得平等地對待和尊重。

跟德魯克相處，我總是下意識地把自己放得很低。如果從學識、智慧、聲望考量，這也沒什么不對。但我慢慢發現，德魯克從來不覺得我們之間有高低之分。我是做企業的人，知識、學問不是我的長處。但德魯克從不會用這些東西衡量我。記得他很喜歡引用斯威夫特的警句：誰能在原先只長單葉草的土地上種出雙葉草，那么他就要比所有思辨的哲學家或是玄奧的系統創建者更有功于人類。

正因如此，他發自真心地尊敬所有能讓社會生態變得豐富的人和事。他愿意為我提供慷慨幫助，大概就是認為我在做這樣的事。現在回想他的一言一行一喜一怒，都是意在幫我發揮長處，做出貢獻。

德魯克在好幾個地方寫過，一個人管理自己的最好方法，是每天早晨照照鏡子，一個體面的人不會愿意從鏡子里看見一張皮條客的臉。

對我而言，德魯克就像一面鏡子。我經常藉著跟他學習的機會反省自己。我或許做不到完全棄絕傲慢、虛榮，但我至少愿意覺察自己身上的虛榮。

當然，我不奢望自己成為完人。這恰恰是德魯克告訴我們要時時警惕的傲慢。我愿意接受一個事實：在研究和推廣德魯克這個事業上，良知的動機、虛榮的動機同時存在。真正的責任和挑戰，是時時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每到面臨選擇時，德魯克的「乖戾」都是我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