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青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

吳玉章講席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進一步強調了“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其中，高水平對外開放離不開科技進步的作用。“技術進步型”的開放強調開放應以促進一國生產技術的進步、生產效率的提升、資源組織與配置效率的優化、舊產品的升級或新產品的開發為關鍵導向，從而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并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如何看待對外開放對科技進步的影響，智庫如何在其中發揮作用？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經濟學院吳玉章講席教授劉青。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近年來一直在做關于技術進步在開放政策設計中的重要性的研究。為什么要重點關注開放政策對促進技術進步的作用？

劉青：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中，貿易利得通常來自開放引致的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專業化分工。福利由此帶來改進。但這里所說的福利改進是從封閉經濟均衡到開放經濟均衡躍遷的、一次性的靜態福利改進，而非持續性的福利改進，因為其中沒有考慮開放對技術進步的潛在影響。然而，經濟持續發展的真正根源在于技術進步、發展新質生產力。因此，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對于解釋經濟增長和發展存在不足。從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角度而言，開放應有助于一國的技術進步，開放政策的設計應以促進一國的技術進步為關鍵導向，從而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動態的福利改進，而非傳統貿易理論所強調的僅由開放引致資源重新配置所帶來的一次性靜態福利改進。這就是所謂“技術進步型開放”。對任何國家而言，通過開放獲得這種動態的福利改進顯然比獲得一次性的靜態福利改進更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外開放對技術進步有何影響？智庫在研究這一課題中需要注意什么？

劉青：就積極影響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外開放為技術創新提供市場激勵。國際貿易為技術本身提供了市場，使得技術可以在國際流動，同時，國際貿易也為隱含技術的產品提供了市場，使得技術創新得以實現收益，從而促進創新。第二，產品流動帶來技術流動。產品（尤其是高科技產品）之中必然隱含著相應的技術，因此產品貿易會帶來技術的跨國溢出，特別是產品的跨產業使用極為頻繁，會引發技術的跨產業溢出、沿產業鏈溢出，以及產業間的交叉協作創新，從而促進貿易國的技術進步。第三，跨國公司的溢出作用。跨國公司通過在東道國投資生產或構建供應鏈、設立研發中心等，將技術帶到東道國，為東道國本土企業帶來溢出效應，為供應鏈合作企業、研發合作伙伴帶來技術促進。第四，開放會加強市場競爭。競爭可能迫使企業加強創新，推動技術進步。第五，開放帶來要素流動。國際資本和人才等要素的流動，可能緩解一國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人力資本約束，加強知識和經驗的傳播，從而影響創新。

就負面影響而言，開放也可能導致國內企業以國外技術、設備和中間產品替代自身的自主創新研發，市場競爭加劇也可能削弱國內企業的盈利能力，從而降低其創新投入能力、投入意愿，進而阻礙技術進步。

因此，在現實經濟中，開放到底如何影響一國技術進步，這歸根到底是一個實證問題。在智庫研究中，只有正確認識真實情況，才能提出合理、正確的解決方案，讓開放進一步促進技術進步。這需要科學嚴謹地研究探索，讓數據說話。目前，開放對技術進步的影響，在各國、各個維度有不同呈現。這個話題既是學術研究的重要話題，也是智庫研究重點關注的話題。在智庫研究中，需要立足本國的現實情況，基于科學的研究，從不同維度識別本國現實經濟基礎、厘清經濟機制、判斷總體利害得失，才能進行恰當的政策判斷與設計，避免完全脫離現實實踐與科學考證的臆想式“思維實驗”。只有基于科學的研究、認識真實世界，才可能使政策真正實現趨利避害。

《中國社會科學報》：按您所說，對外開放未必一定帶來技術進步。那么，如何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應理論對中國下一步對外開放政策的制定有何啟示？

劉青：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始終堅持擴大開放，在擴大開放中牢牢盯住技術進步，以開放促技術進步，同時逐步克服、弱化開放對技術進步的潛在負面影響。堅持“技術進步型開放”，是中國開放與發展實踐、中國式現代化的一條重要經驗。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關鍵階段、技術越來越接近甚至部分達到世界前沿，世界的開放環境也發生了巨變，新一輪科技革命如火如荼。就下一步而言，在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聚精會神抓住當前科技革命的歷史機遇。在此背景下，歷史上以開放促技術進步的經驗、教訓需要牢記。更重要的是，在新環境、新條件下，我國的學術研究和智庫研究需要不斷有新分析、新洞見，要立足不斷變化的中國實際，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研究開放政策的優化，避免刻舟求劍、教條主義。

我認為，關于開放與技術進步的研究不能割裂開來。與我國改革開放同步發生的是我國經濟逐步全球化的進程，當前我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全球化，我國也在致力于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這意味著，要理解我國經濟的過去與現在、理解我國的技術進步和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必須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必須有開放型經濟的思維。只有以系統觀念、系統思維研究開放與技術進步之間的相互關系及有機結合，才能更好地抓住創新這個第一動力，真正做到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探討、理解開放型經濟下科技創新、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在我國的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出口與進口政策設計中堅持“技術進步型開放”原則，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和戰略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通過“技術進步型開放”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這一理念能提供什么共性、特性經驗？

劉青：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對外開放、參與國際經濟循環，但很少有在開放型經濟建設中取得像中國這樣的經濟發展成就的，有些國家更是在開放中淪為“飛地”、深陷低端鎖定的困境。中國的“技術進步型開放”實踐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是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的。

雖然各國國情復雜，但大道至簡，終歸有一些基本的因循和底層邏輯。總結而言，施行“技術進步型開放”，一國（以及企業）需要認識、把握以下基本原則與理念。

第一，動態收益原則。“技術進步型開放”認為開放的要義在于實現持續的技術進步與動態增長，而非僅止步于一次性的資源配置效率改進。

第二，多維進步原則。技術進步是多維度的。一國的技術進步并不局限于單一維度，可以體現在多個維度或通過多個渠道實現，包括生產效率的提升、新產品的開發、既有產品的質量提升或升級、組織結構變革及組織效率的提升、向產業鏈高附加值環節的攀升、產業結構的升級等。

第三，內外兼顧原則。一國技術進步的來源有外部、內部兩個方面。外部來源主要包括國際技術擴散、技術轉移、學習效應，內部來源主要是自主創新，每個來源都會受到開放的影響，“技術進步型開放”需要運用系統觀來綜合分析，不能顧此失彼。

第四，階段適配原則。一國處于不同的技術水平、經濟發展階段時，從開放中獲得技術進步收益的最優方式是不同的。當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技術水平較落后時，從效率、效益、可行性角度考慮，更多地需要通過擴大開放來獲取跨國技術擴散、技術轉移的方式來取得技術進步。當一國達到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技術水平時，更加需要通過自身研發投資、技術創新來取得技術進步。

第五，持續投入原則。人力資本投資、研發投資始終重要。無論在哪個階段，要從開放中獲取技術進步的動態收益，一國自身持續的人力資本投資、研發投資都不可或缺。

第六，制度激勵原則。技術進步要有制度為其提供激勵機制。無論在哪個階段，都需要有持續不斷進行技術升級、產業升級的政策目標及相應的激勵政策設計，要在開放過程中持續保持技術進步的動力。否則，當開放的靜態收益獲取完畢之后，經濟會陷入長期低端鎖定、低技術水平陷阱的狀態，最終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七，動態平衡原則。擴大開放與以開放促技術進步之間有時相互沖突，需充分利用市場原則，把握好動態平衡。有些場景下，促進本國技術進步的開放政策（例如合理程度的“以市場換技術”）可能會對國際貿易、外商投資本身帶來負向激勵，此時就需要綜合權衡優化開放本身與通過開放促進本國技術進步之間的得失，充分利用市場，在動態演進中不斷改進政策工具的具體設計、把握好開放與本國技術進步之間的動態平衡，政策要做到與時俱進、因時制宜。

第八，開放導向原則。技術進步的目的是促進產業升級、競爭力提升及進一步創新，而不是為了自給自足、減少專業化分工與國際市場交易。產業鏈分工與合作仍是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有效方式，是持續創新的源泉之一。

對于智庫研究而言，在政策研究過程中也應當遵循上述八項原則，讓本國政府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實際情況，更好地以開放推動技術進步。

《中國社會科學報》：青年研究人員在智庫工作和學術研究間應如何實現平衡？

劉青：關于這個平衡問題似乎有個隱含假設，就是兩者完全互斥，“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這個隱含假設可能更多是基于個體只有有限時間和精力的考慮，而不一定是從學術精進的角度考慮。但從我個人的經驗和理解來看，好的政策研究離不開扎實的學術研究，好的學術研究是基礎和前提，具有應用價值的學術研究也離不開對現實“真問題”的關切，而這正是政策研究的基本功，所以兩者從本質上是可以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事實上，要提出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恰恰離不開“頂天”與“立地”二者的結合，缺了任何一面都不行。

從咨政角度來說，一方面需要從學理上研究清楚問題的具體機制和潛在影響，另一方面在學理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讓政策更好地趨利避害、放大積極影響。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讓政策服務于國家，從而既避免完全脫離現實實踐與科學考證的臆想式“思維實驗”，也避免浮于表面、泛泛而談的“誤國空談”。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微信編輯：張菁菁，戴飛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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