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暉在蘇州河畔的意大利餐廳Ragù門口等我們，餐廳開在光二倉庫，此地解放前曾是交通銀行倉庫。如今經過改造更新，西餐廳、咖啡館、酒吧、買手店等紛紛入駐，成為了滬上一個新晉的潮流文化空間。

從光二倉庫往前走上不到五分鐘，就是著名的四行倉庫。上海已進入暮春時節，天上下著四月常見的那種潤物細無聲的小雨，四行倉庫前依然有成群的游客在拍照、瞻仰彈孔墻。

這是他很小就從自己的爺爺、新四軍無線電專家謝棣華口中聽說過多次的地方。爺爺在講述謝晉元和八百壯士的事跡時告訴他，所有英勇抗敵的人不分你我，都是自己人。

Ragù店面不大，讓他想起自己在歐洲時常去的小店。“這種小店讓人感覺親切，”他說，“它們跟上海很搭。”

2026靜安環球美食匯·美洲風情季于近日在靜安拉開帷幕，我們和老靜安人謝暉相約蘇河灣，聊聊美食和他心目中的靜安。

靜安正在重構上海夜生活的重心

謝暉出生于靜安區，這里承載了他的家族和他少時的諸多回憶。

他的曾祖父謝應瑞早年赴英留學，獲得醫學博士的學位后和英國太太一同回到中國，從此就在靜安一帶扎根。曾祖父母生育了六個子女，后來雖然分家，但大家都住在靜安區。謝暉爺爺謝棣華早年在今日南京路上的巡捕房里做警長時，就住在新閘路上一條老弄堂里。“我爺爺的那套房子，就在影星阮玲玉當時住過的那個里弄（沁園村）。”他告訴我們。

謝棣華出生于1920年，在他13歲那年，阮玲玉搬來了這條弄堂。兩年后的1935年，她也是在那里吞服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謝暉小的時候，家里人領他去看過阮玲玉的故居。

警長謝棣華后來因為重傷日本人，跑去蘇北加入了新四軍，成為一名機要員。他的經歷，后來構成《永不消逝的電波》里李霞一角的部分原型。

謝家上一代人曾經居住的那些老房子如今大部分已經拆除了，謝暉后來是在徐匯區長大并開始自己足球生涯的。但很多年后，他的父母又回到靜安區，在武寧南路康定路附近買了房子。如今，那一帶的夜生活豐富程度已經超越了曾經的巨富長，武定路-延平路-康定路-膠州路四條路圍成一個“井”字，近年來正在重構上海夜生活的重心。

“武定路這一塊現在是很火的，有很多外國人開的館子，味道都很正宗。”天氣晴朗的午后，你偶爾會看到他坐在Bites&Brews或Must的露天座上，正興致勃勃地看著那些早已把這里當成自己家的外國人。他們有時會不管不顧地吵架，簡直不把自己當成外人。

就像他那位遙遠的曾祖母一樣，一代代的外國人帶著一些忐忑和不安遠道而來，最終總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的歸宿。無論以何種方式，無論是一拍即合還是迂回曲折，上海最終會慰藉那些外鄉人的靈魂。

而這份城市溫度最直接的載體，其實就藏在街巷的煙火與美味里。

美食跟足球其實是共通的

真材實料遠勝過花里胡哨

做成夢龍雪糕形狀的鱈魚上了桌，謝暉在德國留洋五年，他說自己最喜歡的還是這種地中海飲食。“一是用橄欖油烹制比較健康，二是它其實有點像中餐，食材以海鮮居多——上海人就很喜歡吃魚蝦。我在德國的時候吃意大利菜或者西班牙菜的機會比較多，包括希臘菜。”他咬下一口，滿滿的鱈魚鮮香味在嘴里躍動。

上海從不缺少意大利餐廳，但和外灘邊上的8? Otto e Mezzo Bombana和DA VITTORIO不同，Ragù走的是親民路線。擺盤簡單，沒有西餐常見的那種花里胡哨，但每一口都讓人感覺貨真價實。稍后上桌的酥炸奶酪千層面同樣讓他贊嘆，外表簡單，內里卻蘊含了豐富的口味層次。

“其實西餐在形式上是挺需要有做派的，從形式上做得會稍微有一點過。但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更挑剔的是真材實料，所以我們在國內經常能在很小很雜的店吃到很好的味道，在歐洲就比較困難。”他說，“除非你非常懂經，挑到那些做得好吃的小店其實是不容易的。”

這也讓他想到，美食跟足球其實是共通的。“在足球里，我們到最后看的還是在場上表現出來的東西，而不是花里胡哨的周邊。我覺得這方面歐洲足球正好跟我們中國足球反過來，我們外圍的東西太過于花哨，但是真正本質的東西沒有。這兩種文化正好在餐飲上和足球上形成互補，我是這么看的。”

烤千層面里的芝士夾心此刻散發出讓人無法拒絕的奶香味，這種香味和他記憶里遙遠的黃油味混雜在了一起，一種幸福感油然而生。

謝暉出生于1975年，在他的少年時期，整個國家還處于改革開放前期階段，一切物資都相對貧乏。謝暉家當時的條件算是相對好的，他印象里自己有下午茶喝，午茶內容通常是紅茶配黃油餅干或面包。“因為當時黃油少，不像現在做菜一切就切上一大塊。當時是要把黃油化了以后，挑一點點把面包片涂抹均勻，那一塊黃油要吃很久。”他還記得，當時的黃油是要憑票買的。

“當時你吃個吐司或者餅干，如果上面涂著黃油就覺得很好吃，因為油水少。”他說，“所以我至今聞到黃油的味道就會覺得幸福，這里面藏著太多的記憶。”

第一次所謂的西餐，也是在家里吃的。他記得，那是一塊煎牛排，他的爺爺便在餐桌邊教他怎么用刀叉順著牛肉的紋路切下適于一口送進嘴的肉塊。他們當時用的銀質刀叉是很不容易保留下來的，家里只剩下了幾副。

謝暉的餐桌禮儀都是爺爺教會他的，“在我爺爺的家訓里面，在餐桌上就是不能出聲。如果你發出聲音來，他會一直看著你。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們喝湯特別是吃面條的時候，小孩肯定是嘬得稀里嘩啦。他就會教我怎么不出聲把面條咬斷，不管是吃中式的面也好，還是吃西式的面也好，這里面有一套程序。”

老一輩對于生活的那份鄭重其事，常常讓他暗自驚訝。后來直到他長大成人，才明白爺爺連襯衫紐扣都要扣到第一顆的那種近乎苛刻的儀式感，是出自對于生命本身的敬重。這樣的人，他們無論被命運拋入怎樣的溝壑，無論怎樣灰頭土臉，也不會就此四肢著地，變成被命運隨意擺布的一條狗。

78元工資里偷偷省下一杯咖啡錢

希爾頓酒店一帶90年代西餐記憶

這份刻在骨子里的體面與講究，最終潛移默化地投射在他的身上。在1994年職業化之前，他曾是上海二隊的一名普通球員，一個月工資78元。但第一筆工資到手，除了把大頭交給父母，還是偷偷省下十幾塊錢去喝了杯咖啡。

“因為想犒勞犒勞自己，就決定去好一點的地方喝一杯咖啡。”也許是在希爾頓，他記不清了，但第一次的咖啡是不會忘的，“那時候喝杯咖啡還是一件非常有腔調的事。”

第一次去西餐廳，第一次吃巴西烤肉，很多關于美食的第一次都發生在靜安。從1994年就開始立在銅仁路口但消失于前幾年的美式酒吧馬龍，以及上海商城消失得更早的Long Bar，這些都曾是他青年時代的時髦場所。他至今記得，馬龍酒吧里的菲律賓駐唱樂隊和兩樓的木質圍欄，人多的時候空氣里一股子肉膈氣。

“當時西餐肯定是小眾的選擇，我們經常去的地方就是靜安區，包括希爾頓酒店以及酒店對面一排西餐廳和酒吧。”

當年那些店，無論好與壞，延續與留存到今天的已經不多了。當然上海永遠不缺去處，餐廳和酒吧的品質也只會越來越高。但有時候他也會感到有些難過，究竟是時代拋棄了它們，還是它們不再滿足人們的需求？這是個問題。

“我覺得也許是我們的節奏太快了，你去一些歐洲國家，可以看到很多有歷史的、很古老的店。也許，今后我們也可能會形成這樣的文化。還是要想想怎么能夠把時間慢下來，把一樣事情做到極致，這也應該是今后這個（餐飲）行當最終的目的是吧？”

無數上海家庭托舉出的“上海味道”

主廚Filippo此時親自端上了店里的特色海鮮卡布奇諾，距離世界杯開幕不到兩個月，來自兩個失意國家的人遇見了彼此。

“我們現在是同一個處境了，我們都被踢出世界杯了。”謝暉調侃。“是的，我們現在的處境非常糟糕，”主廚抱頭，“簡直如同地獄。”謝暉繼續補刀：“連續三屆世界杯沒進，我簡直不能相信。”

在Filippo的記憶中，意大利國家隊最激動人心的表現還要回溯到1982年世界杯，“我們贏了世界杯！”“我當時7歲，這就是我以前的號碼是20號的原因。”謝暉眉飛色舞起來，“僅僅因為羅西（注：1982年意大利世界杯奪冠功臣），僅僅因為他。”

“我仍然記得那場決賽，我那年12歲。在我家鄉維羅納邊上有一個很大的湖（注：加爾達湖），也許是歐洲最大的湖之一。每逢夏天，很多德國人就會來度假。”主廚回憶，“我記得那年，我家周圍的公寓和房子都被德國人占據了。決賽開始是德國領先，那群德國人可高興了，又喊又叫，但我們最終逆轉獲勝。比賽結束的時刻，周圍一片死寂，而我們卻如此幸福。”“是的，3比1。”謝暉說，眼睛亮晶晶的，他想到了自己的偶像羅西。

然后他們一致同意，今天的足球變得不同了。當如今的人們聊起足球時，他們的眼里不再有光。

綠色土豆小面團佐煙熏風干火腿上桌了，他說，這是他最喜歡的一道意式主食。“土豆跟pasta混起來會很有彈性，而且它比較健康，因為不是精制面粉，所以它的糖分相對也比一般的意大利面少一點。”

最后一道是意式煙熏風干火腿披薩，“這不就是傳說中的一口爆漿嗎？”他說，“除了餡，披薩很關鍵的還有它的底，這個底就做得非常好。吃披薩你不要用刀去切，就用手把它卷起來吃最美味。”作為一個嚴格的控碳水攝入人士，這一頓吃完了他一個月的碳水額度。“但還是值得的。”他說。

Ragù的邊上就是Fotografiska影像藝術中心，看著不同頭發顏色和膚色的外國人從自己面前走過，他知道，他們會走進Fotografiska里看展，或者什么都不做，就點一瓶50元的西藏艾爾慢慢坐著喝。“靜安區到底還是國際化，”他感嘆。

“我覺得這種國際化是很難去復制的，這是城市的一種文化底蘊。不管去哪兒，人是最主要的，而不單單是景。打個比方，你覺得現在眼前的景觀很好，這是你可以拷貝的。但是你拷貝不了的是人，因為上海的這種融合，這種包容，這種國際化，它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它是骨子里面的，它是由無數上海家庭托舉出的氣氛，特別靜安更是這樣。”

在他看來，這也是那么多外國人喜歡上海，喜歡住在上海的原因之一，因為“它有味道”。

作者：新聞晨報記者 沈坤彧、丁夢婕

編輯：徐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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