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Meta收購Manus的新聞一出來，眾聲喧嘩。有人叫好，有人皺眉，有人擔心外資VC的積極性，有人擔心中國創新受傷害。

先亮明看法：該叫停，而且不能僅僅叫停。禁止這單交易，只是一個動作；真正重要的，是后面一系列要補的功課。

本篇文章想跟您聊四件事：

1. Manus遠遠不是第一個，但希望它是最后一個；

2. 是誰推著Manus們走上這條路；

3. 除了叫停，我們還應該做什么；

4. 如果你正好是一位猶豫向左還是向右的創業者，我們可以說說心里話。

四家公司的心照不宣

如果只看Manus一家，你可能覺得這次有點小題大做。但把時間線放長一點觀察，就會發現，監管這次出手，不是針對具體哪一位，而是已經不在座的很多位。

Zoom：第一塊被人記住的“樣板”

Zoom的創始人袁征，1997年從中國去了美國。很多人以為Zoom是一家純粹的美國公司，但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核心研發團隊一直在中國——蘇州、合肥、杭州都有大規模的工程師團隊。

在新冠疫情前，Zoom的研發人員有超過七成在中國。中國工程師成本低、交付快、質量穩，Zoom靠這套“美國前臺+中國后臺”的結構，打下了全球市場。

疫情暴發期間，Zoom因為在家辦公的風潮而日漸火爆，但因為數據管理上的一些瑕疵，佩洛西等政客開始大肆炒作，質疑其安全性乃至忠誠性，并要求袁征出席國會聽證會，質疑其與中國存在不當關聯。緊接著就是Zoom系統性的“去中國化”壓力——把研發遷出中國、減少中國員工比例、調整數據存儲地。

這個過程當時并沒有引發國內的強烈反應，但因為其“果斷”的切割以及看似平滑的業務遷移，為后來一些勢力推動“去中國化”提供了參考和借鑒。

Heygen：走得更徹底的模板

Heygen的故事更典型。它的前身是詩云科技，2020年成立于深圳，創始人是原Snapchat的中國工程師徐卓。做的是AI數字人和視頻生成，早期核心團隊30人幾乎都是中國人，早期獲得的投資來自中國本土的百度風投、紅杉中國、真格基金和IDG，是個純粹的中國創業公司。公司的產品因為讓泰勒·斯威夫特在視頻中開口說中文而為網民熟知。

轉折發生在2023年前后。據媒體報道，Heygen獲得美國風投Conviction Partners領投560萬美元，整體估值達到7500萬美元。Conviction Partners的創始人Sarah Guo直接頂替了紅杉中國在HeyGen董事會的席位，并公開表示，“過去一年半以來，大環境變化很大，徐卓說得非常明確，我們要搞清楚我們的投資者群體、我們的用戶群體和我們的數據中心，也要明白不能有政府的影響”。

緊接著，Heygen又獲得美國VC Benchmark領投的6000萬美元融資，估值達到約5億美元，將上述中國投資者徹底清洗出公司，品牌名從“詩云”改成“Heygen”，注銷中國公司。員工兩個選擇，搬遷到北美工作，或者離職。現在Heygen的官網上，幾張中國面孔的介紹里看不出任何曾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痕跡。

Manus：路徑雷同，但動靜更大

到了Manus，劇本幾乎一模一樣。

肖弘來自江西小城，在武漢讀大學，軟件工程專業，2022年創辦“蝴蝶效應”。武漢給了他優質的人力資源和辦公補貼，國內自媒體用“炸裂”體標題把Manus捧紅。但根據前員工向外媒的描述，Manus從一開始就在開曼架構下、在新加坡設實體，說明出海是“預設路徑”而非“后來選擇”。

真正的臨界點，同樣是在Benchmark投資進來之后。前員工透露，Benchmark進來不久，Manus就通知員工徹底關閉中國業務，不愿搬遷的員工被裁撤。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Miromind：一個更復雜的續集

Manus事件還沒完全平息，Miromind又進入了公眾視野。

Miromind是盛大集團創始人陳天橋個人出資成立的AI公司，注冊在新加坡，對外宣稱“總部位于加州”。2025年5月，它聘請了清華大學副教授代季峰擔任首席科學家。代季峰此前在商湯科技擔任執行研究總監，是計算機視覺領域的知名學者。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稱，Miromind早期大部分研究在中國完成，2026年1月公司要求中國員工搬遷到新加坡或日本，為此還推出過“搬家激勵政策”——愿意搬的漲工資、給股票、給補貼，但這個政策很快被撤回。

代季峰隨后離職，對外媒表示離職原因是“無法接受公司要求AI研究人員遷出中國”。Miromind隨即發布內部通報，指代季峰“商業誠信違約”，說他今年1月就主動提出離職、要求帶走15%股權和國內核心骨干，甚至要求“無條件、無期限、不可撤銷、免費”使用Miromind的知識產權。

此事尚無定論，但無論哪一種情況，都指向同一個事實——圍繞中國AI人才和技術的跨境流動，已經出現了一整套成熟的操作手法，背后有人、有錢、有路徑。

Zoom的“后臺遷出”，Heygen的“整體遷移”，Manus的“越洋變現”，Miromind的“未遂搬遷”。

四個故事，四種姿態，但大家基本上都拿到了相似的劇本。

這就不是偶然了。

誰在推動這些公司的“去中國化”？

推動這件事的主力，是一批美元VC。

要理解它們為什么推，得先理解它們的“衣食父母”——LP（出資人）。

美元VC的錢，大頭來自哪里？美國的大學捐贈基金、養老基金、主權財富基金、家族辦公室。這些LP近幾年的日子也不好過：一方面，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對“中國敞口”查得越來越嚴；另一方面，拜登時期出臺、特朗普時期延續的對華投資限制行政令，直接把AI、半導體、量子領域的中國投資納入了禁止或申報范圍。

于是LP的態度變了。很多基金在新一輪募資的時候發現，要是投資組合里有明顯的“中國AI資產”，就拿不到錢。一些LP甚至在出資協議里明確寫入了“China exposure”條款，要求基金主動規避。

這一壓力，順著“LP→GP→被投企業”一層層傳導下去。

在這條鏈條上，幾家美元VC的名字反復出現。

典型的如Benchmark——Manus事件里的關鍵推手。前員工向外媒透露，正是Benchmark進入之后，Manus才徹底關閉中國業務、裁撤未搬遷員工。

這家老牌硅谷基金一向以“不做中國投資”自居，它選擇投Manus的前提，就是Manus必須變成“非中國公司”。甚至據前員工說法，美國監管機構事后還在調查Benchmark對Manus的這筆投資是否違反了對華AI投資限制。

在Heygen搬遷中非常活躍的Conviction Partners也是一家典型。其創始人Sarah Guo（前Greylock合伙人）看的項目比較早期。

根據法律界和創投圈的披露，目前美元基金（尤其是涉及Reverse CFIUS敏感領域的基金）在投資中國背景企業時，通常會采取以下“強制或半強制”措施：

第一、回購與清退條款（Trigger Rights）： 在投資協議（TS）中加入強制回購條款。如果公司未來面臨Reverse CFIUS審查或被美國財政部認定為“受限外國實體”，美元基金有權要求公司或創始人以高價回購其股份，安全離場。

第二、物理與人員遷移：要求核心創始人、CEO、CTO必須“肉身出海”（如搬到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如果國內有研發團隊，必須證明其只是“外包成本中心”，且接觸不到核心模型和美國用戶數據；極端情況下（如 Manus），會要求直接裁撤國內團隊。

第三、切斷國內市場：明確要求產品不能對中國大陸市場提供服務（例如封鎖中國IP，不提供中文界面，不支持國內的支付工具），以證明其業務與中國無關。

如何應對“去中國化”逆流

這次監管層叫停Manus收購案，對市場是一個信號，但信號本身不能解決問題。

Manus之后，一定還會有其他的公司、其他的路徑、其他的變種。因為在AI項目巨大的泡沫背后，每一宗“搬遷”背后，都是數十倍回報率的利潤。

按照久經考驗的“堵不如疏”的傳統智慧，首先應該讓創業團隊能安心在中國創業，不被高大上的“全球化”敘事（實質上經常就是“美國化”敘事）忽悠。

為什么美元VC推一下，創業者就愿意跟著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國內創業環境還存在一些真實的痛點，解決不了，創業者就會用腳投票。

在創業者們最重視的業務端，受美國商務部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及芯片禁令）影響，中國境內企業無法合法、大規模且低成本地獲取英偉達最新一代的高端AI芯片，企業在模型訓練和高并發推理時面臨嚴重的算力瓶頸。

而像Manus這樣的AI Agent產品，其核心能力高度依賴于調用全球最頂尖的閉源大模型（如Anthropic的Claude系列、OpenAI的GPT系列）。然而OpenAI和Anthropic均已明確對中國大陸IP和中國注冊實體實施了嚴格的API封禁。

如果保留中國公司主體或中國服務器，這些初創企業會直接失去使用全球最強“AI大腦”的資格。即使用一些方法規避開這種封鎖，但面對投資方的盡調時，這些方式并不能嵌入合格的商業模式中。

在市場端，歐美市場擁有極為成熟的軟件付費文化。無論是企業端（To B）還是個人端（To C），用戶都習慣于每月支付20至200美元不等的訂閱費（Subscription）。

正如Manus創始人所言，海外用戶的付費意愿可能是國內的數倍，再加上匯率杠桿，這是一個幾十倍于國內的利潤市場。

除了利潤，國內市場的“極度內卷”與定制化泥潭也給很多初創企業帶來壓力。國內的軟件與AI市場競爭異常激烈。To C端習慣了“免費+廣告”模式，直接為純軟件工具付費的意愿較低；而To B端則面臨著企業客戶強烈的“私有化部署”和“重度定制化”需求，這會極大地拖垮一家只有幾十人的初創公司的研發精力，導致陷入做項目外包的泥潭，無法實現產品的標準化和規模化擴張。

最后，在融資變現方面，國內目前的上市和退出渠道也確實不夠通暢——A股對VIE架構不友好、港股流動性起伏大、科創板對純AI應用類公司審核偏嚴、北交所還在培育期……

這就逼得創業者要么硬上A股排隊五年、要么跟著美元走出海。即使融資順利，股權激勵、期權行權便利度也仍然存在很多進步空間。

這些內容值得再專門寫一篇論文了，核心意義是，讓創業者從“不能走”，變為“不愿走”。

不要把“全球化”當成狹隘的“美國化”

當然，我也想跟創業者說幾句不唱高調的真心話。

中國AI市場的真實潛力，你可能低估了。

很多創業者被美元VC一忽悠，就覺得“中國市場不行了、要去美國”。這種判斷其實不準確。

先說數據。中國14億人口、超10億互聯網用戶、工業門類全球最齊全——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中國是全球獨一份的、能給AI提供足夠訓練素材和應用場景的超級市場。一個醫療AI產品，美國可能面對的是50家醫院的樣本，中國可能面對的是500家。一個智能客服產品，美國一家SaaS公司能覆蓋的客戶有限，中國光是電商、金融、本地生活三個場景，就夠養活幾十家獨角獸。

再說工程師。中國每年培養的STEM畢業生總數，超過美國、歐洲、日本加起來的總和。單位算力下的工程交付效率，中國團隊目前依然全球領先。這不是夸張，是實實在在的成本優勢和速度優勢。

DeepSeek、通義、豆包、Kimi這幾家能在短時間內把大模型能力追上來，靠的就是這個底子。

再說應用。美國的AI在基礎模型上領先，但在應用落地上，中國的活力一點不弱。微信生態、支付寶小程序生態、抖音生態——這些“超級應用”里孕育著海量的AI落地機會。ToB領域，中國制造業、物流業、農業、醫療業的AI改造空間，是美國市場的好幾倍。

最后說政策。這兩年從中央到地方，對AI產業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算力補貼、數據開放、場景開放、融資對接——把這些紅利用足，一家公司完全可以在國內做到幾億美金估值、有真實現金流、有真實壁壘。為什么非要拿去換一張隨時可能被撕掉的美國船票？

我想特別掰扯一下“全球化”這三個字。

這幾年有一種話術特別流行——“你不出海就沒有全球化視野”“你不去美國就做不大”。

但你仔細想想，這句話里的“全球化”，其實只指向一個地方：歐美，尤其是美國。

這是一種被灌輸的思維定式。真正的全球化地圖，比這大得多。

看“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40多億人口、GDP總量超過全球三分之一。中亞、東歐、中東、東南亞、南亞——這些地方對中國產品、中國技術、中國商業模式的接受度，遠遠高于歐美。

看全球南方，非洲50多個國家、拉美30多個國家、東盟10國，加起來是一個廣闊的，還在工業化進程中的、對中國有真實需求的巨大市場。

現成的成功樣本已經很多了：

- Shein在巴西、中東、東南亞賣到爆；

- TikTok真正賺錢的地方是印尼、越南、巴西；

- 傳音手機占據非洲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被稱為“非洲之王”；

- 字節跳動的東南亞業務貢獻了大量增量收入；

- 華為在中東、非洲的5G和云業務，是歐美被封鎖之后的重要支柱；

- 比亞迪、寧德時代、大疆——它們的全球化主戰場也不在美國。

這些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基于真實需求、基于比較優勢、基于互利共贏，而不是基于“攀附強者”的心態。

如果你做的是AI，中東的主權基金正在大把撒錢投資AI基礎設施；東南亞各國對本地化大模型求賢若渴；拉美的電商、金融、醫療數字化浪潮剛剛起步；非洲的農業AI、教育AI有巨大的社會價值空間。這些機會窗口，比擠在硅谷紅海里卷估值，不知道香多少倍。

最后的話：豺狼來了有獵槍

目前來看，Manus案里真正“挨打”的是公司本身和幾位創始人。但真正的策劃者、推動者——那些GP、那些顧問、那些FA——幾乎毫發無損。

他們下一單，照做不誤。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結構性漏洞”：懲罰不了推手，這件事就停不下來。

我的幾點具體建議：

建立“不受歡迎投資機構名錄”。參考美國實體清單的思路，但做得更透明、更規范。

標準要明確：比如系統性要求被投企業關閉中國業務的、協助轉移核心技術人員的、在投資協議中加入“反中國”條款的，納入名錄。

納入之后的后果：限制其在中國的發展機會、限制其合伙人在國內的市場準入、對其已投企業的國內業務加強審查。

中介機構同樣要追責。那些幫忙做遷址架構、幫忙做開曼設立、幫忙做跨境稅務籌劃的律所、投行、FA，如果明知交易目的是“系統性搬遷”還提供服務，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和行政責任。這一塊目前幾乎是空白。

對個人層面的行為要有精準約束。比如對那些系統性參與策劃、反復操盤類似交易的GP合伙人，限制其擔任境內上市公司、國有基金的相關職務。這不是擴大化，而是“行為倒追責任”——讓個人選擇和個人代價掛鉤。

關鍵是要劃清邊界，對事不對人。一個美國GP偶爾投了一家后來出海的公司，這不該被追究；一個GP連續三年、十幾筆交易都在操盤“去中國化”，那就是不同的性質。標準公開、程序透明、允許申訴——這才是成熟政策該有的樣子。

此外，基于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也要給合規的外資留一條光明大道。中國AI創業生態要健康發展，離不開多元的資本來源。

所以政策設計必須精細——

區分“正常跨境投資”和“系統性搬遷操盤”。前者歡迎，后者約束。判斷標準不看資本國籍，看具體行為。

探索“白名單外資基金”機制。對愿意遵守中國法律、承諾一定比例資金用于境內投資、不參與推動被投企業遷址的外資機構，給予便利化待遇——包括QFLP額度、外匯匯兌、稅收優惠等。把“好學生”識別出來。

擴大QFLP和跨境理財通試點。讓合規的美元資本有合法進入和退出的通道，而不是逼得大家都去走灰色路徑。

保持對話窗口開放。定期召開外資基金圓桌、聽真實訴求、解釋政策意圖。很多誤會是“信息不對稱+情緒化傳播”造成的，坐下來談大多能化解。

核心原則是一句話——我們反對的是“把中國當跳板”，不是“外資本身”。這條界線劃清楚了，中國的創業生態才能既守得住底線，又保得住活力。

回到文章開頭那個問題——Manus被叫停，我們該怎么看？

一句話：叫停是必要的，但叫停只是開始。

叫停是一個信號，告訴市場和資本——中國不接受“把我當跳板”這種玩法。這個信號必須清晰、必須有力、必須一以貫之。

但如果僅止于此，叫停就會變成“頭痛醫頭”。真正重要的，是這個信號之后的系統工程：讓留在國內創業的人有奔頭、讓積極推動搬家的人付出代價、讓合規的外資有光明通道、讓被忽悠的創業者聽到真話。

這四件事，一件都不能少。

我對這件事是審慎樂觀的。中國這些年在很多領域都經歷過類似的“從審慎到包容”的過程——金融開放、數據治理、產業政策。每一次補課，都伴隨著陣痛，但最后都讓我們站得更穩。

AI創業生態也一樣。Manus事件不是終點，Miromind事件不是終點，真正的終點是——當中國的創業者不再需要被人推著走出去，當美元資本不再能把“去中國化”當成默認選項，當“全球化”這三個字真正回歸它本來的含義。

到那一天，中國的新質生產力建設之路，沒有什么能阻擋。

No.6870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陽淼

作者簡介：中國科技媒體人，出生于哈爾濱，畢業于總裝備部指揮技術學院，現任山寨發布會創始人，科技播客嘮嘮科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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