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考究起來，自秦以來兩千多年，歷史其實始終有兩條線在并行，也在對抗。

一條線從商鞅、韓非、李斯一路下來，講的是法度，如何把萬民編進網格，如何讓治術穿透到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個人。

另一條線從莊周、屈原一路下來，講的是道統，如何在法度之外保留一個不可被磨滅的精神空間，讓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一點東西不滅。

前者要的是治，后者要的是人。

商鞅入秦，獻“霸道”，秦孝公大悅，于是有了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以如此精密的方式，直接落到每一戶、每一人，從此以后，老百姓不再屬于宗族、不再屬于鄉里、不再屬于任何中間共同體——他們直接屬于秦，被秦像編竹簡一樣編進冊籍，而一個人的行為，不再只由他自己承擔，而可以外溢到他周圍的人身上，這兩步一完成，規則就不再只是約束行為的工具，它開始重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人不再只是被管理的人，而被改造成監督彼此的管理工具。

而幾乎在同一時期，莊子在濮水邊釣魚，楚王派人來請他出山做相，他頭也不抬，只說一句“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即寧可在爛泥里拖著尾巴活著，也不要被你們供在廟堂里做一只死龜。

一邊在算計如何把人編進冊籍，一邊在拒絕被任何冊籍編入。

而商鞅本人的下場，是這場纏斗里最早、也最具諷刺意味的一筆。

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秦孝公一死，商鞅失去靠山，被人告發謀反，倉皇出逃。

“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

他逃到邊境關口，想找一家客棧住下，店主不知道他就是商鞅本人，說：“按商君定的法律，留宿沒有證件的人，店主要連坐受罰。”

商鞅長嘆一聲：“唉，制定法律的弊端，竟然到了這種地步！”

他被自己親手織下的法網擋在了客棧門外。

他想逃到魏國，魏國因他當年用詐術騙扣魏將公子卬的舊賬，拒絕接納。

他走投無路返回封地起兵自保，兵敗被殺，尸體被秦惠王下令車裂示眾，全家按他自己定下的法——刑及三族，一并被誅。

一個發明了告密制度的人，最后死于告密，一個發明了連坐的人，最后被連坐滅族，一個用車裂震懾天下的人，最后自己被車裂。

司馬遷在傳末寫下三個字：“有以也夫。”

是有原因的啊。

商鞅的下場不是偶然的命運，是他自己一磚一瓦砌出來的，他親手建造了那臺吞噬一切的機器，最后自己也被這臺機器吞了。

因果報應便是如此。

可悲的是，商鞅死了，但商鞅那一套東西沒死，換了一個又一個時代的名字，什伍、保甲、鄰保、里甲……一直活到今天。

它在兩千多年里，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它的崇拜者。

自秦以來，很多愚氓便是這種邪惡的膜拜者，且這樣的膜拜早已深入骨髓。

多數時候，他們樂于在自己能管到的角落里制造一種上下尊卑的快感：

當一個人能讓另一個人服從、求饒、低頭，等級關系就被瞬間確認了，我說一句話，對方就要承擔后果，對方的命運在我手里，這種不對稱性是一種極其深的心理滿足。

這種快感的根源很深。

很多基層管理者之所以對下屬苛刻、對上級諂媚，是因為他們的人生里只有在面對下屬的那一刻，等級感才是向上的，他需要這一刻，來彌補他在面對上級時所承受的全部屈辱。

每一個享受這種快感的人，同時也是更高一級快感的承受者。

整個社會就在這條等級鏈上不斷傳遞著同一種東西，白天在領導面前低頭，晚上回家訓斥孩子，在公司挨訓，下班去罵保安，這種彌散性的、毛細血管級的快感的循環，構成了我們這個社會真正的病灶。

它難以根除，因為這是一種兩千多年被深度內化了的關系模式。

寫了這么長的一段文字，這一切看似在說歷史，但今天，它就在我們眼前活生生地上演：

我還是那個觀點：吹皺一池春水，路邊玩手機，關你屁事？

走路看手機，是一個輕微到不能再輕微的不良習慣，成年人在校園里走路看個手機，是私人行為里再普通不過的一種，注意，是私人行為，它不影響教學秩序，不損害他人權益，真說安全，食堂的食品安全等等，哪一樣不比低頭走路更值得管？

偏偏挑這個管，為什么？

看到報道中的截圖：

注意這兩個詞：命令和服從命令聽指揮，這是一所大學該說的話？

我扒了一下，這位所謂的董事長上過某知名電視節目，身份是這個：

但問題是，把這種語言搬進校園，這種把雞毛當令箭的姿態，本身就構成一種荒誕！

這件事的真正性質，到這里已經很清楚了：

他們處罰那個學生，根本不是因為他玩手機有什么實質性危害，而是因為他沒有服從。

走路看手機只是一個借口、一個由頭、一個用來立威的具體場景，他們真正要訓練的，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不可質疑的服從。

這所學校真正要立的規矩，不是別玩手機，是我說什么你做什么。

而工作群里那句話，把這一切都坐實了：

在工作群里，下令開除四個老師、勸退一個學生，

商鞅當年要推行新法，先拿太子的老師開刀——“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兩千三百年后，泉州——刑其輔導員，開其班主任。

中間隔了兩千三百年，隔了無數王朝更替、革命洗禮、現代化口號，但那個最底層的邏輯沒變。

這就是連坐，內核從未變過：

否認每個人作為獨立責任主體的地位，通過把人捆綁成命運共同體來實現廉價管控。

按理說，正常的現代法治預設的是：

每個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把人當人看的預設——它承認人是獨立的主體，有自己的意志和邊界。

但連坐預設的恰恰相反：

人不是獨立的個體，人是某種集體的零件。

所以你可以因為別人的行為受罰，因為你本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你”，你只是某個鏈條上的一環。

前段時間，新華社也批判了這樣一種觀點：

一句話，“學生出事，老師負責”，成本為零，效果立現。教師為了自保，會主動去盯學生，這等于管理者把自己的工作免費轉嫁給了下屬。

一層壓一層，最后壓在最沒有反抗能力的人身上。

而這種甩鍋最深的惡，不在于它懲罰了無辜的人，在于它毒化了所有人之間的關系。

學生玩手機，輔導員被開除，下一次，輔導員會怎么對學生？

他不會再把學生當作要培養的人，他會把學生當作隨時可能毀掉自己飯碗的定時炸彈，師生關系從此變質，從教與學，變成監控與被監控。

而連坐對上位者來說，還有一重隱藏的好處，它是一種敘事控制工具。

它把一個簡單的你不該這么做的質疑，轉化成一場涉及多方的復雜羅生門，受害者越多，反而越能掩護施害者。

請大家用盡想象力，結合一切理解這個觀點吧！

打個比方，設想一下如果只開除那個學生，輿論可能會直接燒到決策者身上，但他同時開除四個老師呢？

注意力立刻就被分散了。

而且，他向上級展示的姿態也變了：“看，我連自己的下屬都不放過，我多么大公無私多么嚴格。”

這種監控的邏輯，已經被這所學校制度化下沉到了學生群體內部。

上方校方那份通知里有這么一段：

“班委、舍長等學生干部率先執行，主動提醒勸導身邊同學……自律防線。”

班委監督舍友，學生舉報學生，自律防線層層布下，這不是組織在管理學生，這是組織在批量培養享受微型管控的人。

即兩千三百年前商鞅在鄉里推行的”什伍相牧司”。

我看到學生們在網上的吐槽：

這些都不是教育，這是馴化。

凌晨五點的強制晨跑，晚上七點的萬米測試，走路不許低頭，宿舍要互相監督，校規第一條要服從命令聽指揮，這一整套東西拼起來，就是把一所大學改造成了什么？監獄？

這不就是把服從本身當作目的？

一所大學如果它要求的不是學習能力、不是學術興趣、不是品行操守，而是絕對性服從，那是不是有點過于荒誕了？

商鞅在客棧門口那一聲“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是歷史上一切治術設計者最終都會發出的那一聲嘆息。

《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言：始作俑者，其無后乎。

意思是，開了惡例的人，斷子絕孫吧。

一個開了惡例的人，他自己不一定親眼看到報應，但他親手撒下的那粒種子，會在他身后的土地上一遍又一遍地發芽，最終長出連他自己都無法預料的果實。

商鞅沒有看到秦的暴亡，但秦因他的法而強，也因他的法而崩。

我極度痛恨那些今天仍在使用此等齷齪術法的人，也希望那些人，能明白到這一點：

商鞅的下場也許便是它們的下場！

是，它能運轉兩千多年，是因為這片土地上長期供養著它的燃料，那些一邊被它碾過、一邊又對它頂禮膜拜的人，那些自己挨過鞭子、轉身就更用力地抽打更弱者的人，那些魯迅筆下舉著人血饅頭去蘸藥的看客，別人的血，是治自己病的藥，別人的死，是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一個族群如果習慣了這種姿態，對強者俯首低眉，對弱者頤指氣使，對苦難麻木旁觀，對作惡者鼓掌叫好，我只能說，那它就不只是受害者，它就是這套術法得以延續兩千年的土壤本身。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