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黨留不住人了：兩黨制徹底失靈，澳洲要出第三個大黨？

我離開了自由黨，也不再認同那套左右對立、徒耗精力的政治敘事。選民真正關心的，其實只有一個問題：什么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澳大利亞實行強制投票和優先投票制度，這套頗具優勢的制度，長期以來讓澳大利亞政治總體保持在中間路線。但近些年，澳大利亞選民正逐漸遠離中間地帶，轉向兩端。在我看來，這并非出于主動選擇，而更像是一種無奈之下的反應。

當下許多政治裂痕，歸根結底都指向“建制”與“反建制”的對立。放在過去，反建制者往往是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今天，更多是那些一再被兩大政黨忽視的工薪中產。

澳大利亞已經很久沒有出現一個大膽推進改革的政府了，這一點有目共睹。占據建制高地的那些龐大機構，本身就存在系統性缺陷，過多精力消耗在內部運轉上，常常顯得軟弱而低效。澳大利亞人不該在“建制”和“有效治理”之間二選一，我們本應同時擁有這兩者。

我曾花了很多年時間，試圖從自由黨內部推動改革。但今年，我既退出了自由黨，也離開了自己創辦的“希爾瑪網絡”。這個組織原本致力于吸引更多自由黨女性投身政治。說到底，我最終失去了耐心，也耗盡了力氣。

很多人問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認為，澳大利亞人正迫切需要希望，也渴望新的政治選項。他們已經準備好跳出“左”與“右”這副棱鏡，也擺脫這座牢籠。如今的政治早已不再是簡單的左右分野，那種粗糙的標簽已經毫無幫助。大多數澳大利亞人并不在乎意識形態，他們在乎的是有沒有成效。他們想要的是解決方案，而不是更多問題。

一種新的政治運動，也許看起來并不循規蹈矩，但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時代。澳大利亞的兩大政黨通常在密室中決定政策和立場，然后再設法把它們推銷給公眾。我認為，應該反過來做：先從民眾出發，再和他們一起搭建政治綱領。

應該讓越來越多感到在政治上被拋棄的澳大利亞人，從一開始就有機會參與塑造這個平臺。也要吸納那些最了解本行業問題與機遇的產業人士和思想領袖參與其中，同時擺脫黨內派系操盤者的控制，不再受制于缺乏代表性的黨員結構。

正因如此，我創立了“更好的澳大利亞”。我希望，它能成為推動澳大利亞下一個主要政黨誕生的起點。

如果這一切聽上去過于理想化，那我想反問一句：難道澳大利亞的政治，就只能永遠按照過去那套方式運轉嗎？

選民對“打破舊局”的渴望，早在2022年“青綠浪潮”出現時就已經顯現，那更像是一記禮貌的提醒。如今，隨著寶琳·漢森領導的“一個國家黨”支持率上升，政治階層正再次感受到更直接的沖擊。這個政黨成立于1997年。我第一次上幼兒園時，漢森剛進入議會，但直到今天，這個黨仍把自己定位為體制外力量。

在我看來，澳大利亞真正渴望的，是一種更有活力、更有雄心的政治選擇，是一個新的政黨，而不是把30年前的舊招牌重新包裝一遍。

長期以來，我一直抗拒那種碎片化的小黨政治，但現行體制顯然沒有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工黨第一選票支持率下滑，已經說明澳大利亞人同樣沒有被它打動。這個政黨如今仍像處在競選中期一樣運作，政策平淡、乏味、處處求穩。盡管已經進入第二個任期，還手握壓倒性多數席位，卻在白白浪費這樣的政治優勢。

靠煽動不滿情緒的政治，遠遠不是解決當下問題的辦法，但我完全理解，為什么它會對許多人產生強烈吸引力。

2025年，全球新增340名億萬富翁，幾乎相當于每天增加一人，成為迄今為止超級富豪表現最好的一年。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澳大利亞普通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和可支配收入仍在持續下降。所謂“涓滴經濟學”并沒有真正惠及普通人。稅收優惠、金融激勵和加息政策，正在讓資本占優者賺得更多，而收入微薄的勞動者則像被固定在原地的倉鼠輪上，不停奔跑，卻始終無法前進。

說得簡單一點，如果經濟不能讓為它運轉的人受益，社會就不可能正常運轉。不平等已經廣泛存在。而在這種強烈且真實可感的怨氣之下，在一個明明已經失靈、卻無人真正著手修補的體系中，要解決社會凝聚力問題、重建共同體，幾乎難上加難。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我們常被告知，澳大利亞政治只是乏善可陳，而不像其他國家那樣混亂，因此已經值得慶幸。但這真的是我們愿意接受的標準嗎？執政者因為害怕失去政權而不敢放手去做；反對派則因為過于自負，連基本反思都不愿進行，只在夜里對自己低聲安慰：一切不過是周期循環，風水輪流轉。

在這種情緒緊繃的時代，人們最常聽到的所謂解決方案，往往只是沉溺于一種自我陶醉的懷舊情緒，不斷念叨過去的好日子，仿佛只要把工業時代的辦法重新裝回今天，就能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的現實。我也不認為，個人主義會是答案。如果真正有價值的人愿意站出來，我們希望看到他們進入內閣，參與治理，而不是零散地分布在議會獨立議員席位上。

2026年的澳大利亞人希望政治能夠更“激進”。這種激進，不在于意識形態，而在于目標、雄心和韌性。如果繼續無視這一點，只會讓更多怒火指向建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