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以盧溝橋事變為標志，抗日戰爭全面打響。

短短兩個月后的金秋九月，一支腳穿草鞋、身著單衣的川軍部隊從四川出發，沿長江東下，奔赴抗日戰場，參加規模宏大的淞滬會戰。

率領這支部隊的，是第144師師長郭勛祺。

郭勛祺

一

郭勛祺生于四川華陽縣一個農家，3歲喪父，7歲喪母，17歲便投身行伍，從一名普通士兵一步步升到師長。出川前，朋友為他餞行，他在席間說了一番肺腑之言：

“自己從軍二十多年，參加過的戰斗不下數十次，全是兄弟鬩墻之爭，作為軍人不能保家衛國，卻熱衷于打內戰，實在對不起家鄉父老；這次出川，不趕走日本強盜，誓不回來。”

144師的首戰便是硬仗。

1937年11月，淞滬會戰已近尾聲，數十萬中國軍隊面臨全線撤退的險境。日軍從杭州灣北岸登陸，企圖切斷我軍后路，形勢萬分危急。撤退必須有部隊斷后掩護，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老蔣急令第23集團軍南下，郭勛祺的144師被委以主力掩護的重任。川軍將士在太湖西岸的金村、夾浦一線布防，與日軍展開了殊死搏斗。

奔赴淞滬會戰

11月23日，日軍牛島師團一部乘汽輪和橡皮艇竄抵太湖西岸，144師率先接敵。郭勛祺親臨前線指揮，在激戰中被日軍機槍擊中左腿，但他重傷不下火線，坐擔架堅持督戰，極大地鼓舞了官兵士氣。

最終，144師以傷亡官兵逾千、師長重傷的代價，血戰數日，成功掩護了中央軍30余萬主力部隊安全撤離，為后續抗戰保存了寶貴的骨血。

此戰后，郭勛祺被晉升為第50軍軍長。

1938年春，郭勛祺率50軍駐防皖南，軍部設在青陽縣木鎮，與新四軍軍部相距不過幾十華里。就是在這里，他與闊別多年的老友陳毅重逢了。

二

早在1922年，郭勛祺就在四川萬縣經陳毅的哥哥陳孟熙介紹，與陳毅相識。兩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在陳毅的影響下，郭勛祺接觸了進步思想，還參加了共產黨人領導的“馬克思主義讀書會”。

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陳毅身份暴露遭追捕，正是郭勛祺冒著風險讓他躲在自己家中，臨別時不但提供了300塊大洋和一套西服作為路費，還派副官和衛兵扮作護衛，全程護送陳毅到碼頭安全上船。

年輕的陳毅

這份患難情誼，兩人都沒有忘記。

此番在皖南重逢，兩人暢談抗日大計。50軍與新四軍在戰場上相互配合，攜手御敵。

1938年4月，為策應臺兒莊戰役、阻止皖南日軍北上增援，郭勛祺指揮部隊正面猛攻日軍據點灣沚，同時主動聯系譚震林率領的新四軍第3支隊，在日軍增援必經之路上設伏。兩軍緊密協作，成功重創敵軍，使其增援臺兒莊的計劃化為泡影。

在武漢會戰中，郭勛祺率部攻占饅頭山，掩護炮兵團推進至長江沿岸，出其不意地截擊日軍艦船，共擊沉擊傷日艦70余艘，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

據郭勛祺后人回憶，1938年新四軍第三支隊配合50軍作戰后，郭勛祺曾一次性支援新四軍3萬發子彈、1000套軍裝。要知道，當時50軍自身作為雜牌部隊裝備也十分緊缺，這般慷慨更顯難得。

兩軍關系融洽，以至當時新四軍的宣傳壁報上，畫著兩只緊握的大手，分別寫著“新四軍”與“五十軍”。

新四軍

這段真誠的合作引起了國際友人的注意。1939年2月，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專程采訪了郭勛祺，在報道中稱贊他是“世界上最聰明勇敢、見識超群的愛國志士”。

三

然而，郭勛祺與共產黨的密切往來也招來了禍端。

老蔣派到50軍的政治部主任暗中將情況密報重慶。1939年底，老蔣以“作戰不力”為名，撤去了郭勛祺的職務。

被撤職后，郭勛祺深感失望，曾派人聯系新四軍副軍長項英，表達了率部起義的意愿。但為了顧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局，避免給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反共摩擦的口實，新四軍方面不得不婉拒了他的請求。

四

時光輾轉，到了1948年。

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郭勛祺此時擔任國民黨第15綏靖區副司令，駐守襄陽。

1948年7月，解放軍發起襄樊戰役，一舉攻克襄陽城，郭勛祺成為俘虜。消息傳到陳毅那里，他立刻指示將郭勛祺送到司令部。當郭勛祺見到陳毅時，積壓了近十年的委屈和困惑終于爆發，他劈頭便問了一句：

“9年前我就要起義，你們為什么不收？”

面對老友的責問，陳毅無奈而真誠地做了解釋：當時不是不要，是不敢要，為了大局不得不如此。

經劉伯承、陳毅的勸導，郭勛祺接受了返回四川進行策反的任務。他秘密聯絡川軍舊部，積極奔走。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郭勛祺公開宣布起義，被任命為川西人民保衛軍總司令，直接促成了成都五個師的起義，為四川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這位從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川軍宿將，脫下戎裝投身建設，歷任川西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四川省水利廳廳長、省體育委員會第一副主任等職。他兢兢業業工作了十年，直到1959年12月28日在成都病逝，終年6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