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頗為轟轟烈烈的社會劇主角黃慧如，原本與祖母、母親、長兄及數名仆人（其中包括陸根榮）居住在上海。陸根榮來自江蘇蘇州常熟下的吳塔，家中已有妻室。1927年，黃慧如與蘇州巨富貝氏訂婚，然因種種緣由婚事告吹，據多方透露，婚姻未成背后的原因是黃慧如祖母的極力反對。黃慧如因此傷心欲絕，更傳聞曾試圖自殺。陸根榮受黃慧如兄黃澄波之命不時慰藉黃小姐，二人于1928年初開始暗生情愫。至1928年7月末，黃慧如已有身孕。于是東窗事發，黃兄開除陸根榮。黃慧如不愿與情郎分離，二人遂于8月私奔至蘇州。然蘇州警方應黃家請求，迅速抓捕陸根榮。1928年8月24日，吳縣地方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陸根榮案，黃家指控陸誘拐其女并竊取大量珠寶首飾。盡管庭審期間黃慧如極力為陸根榮辯護，堅稱陸對于帶走珠寶一事在此之前一無所知，但陸根榮仍被判兩年監禁。

此案立即得到蘇滬兩地媒體極大關注。國民黨在上海的喉舌報紙《民國日報》刊發系列文章，盛贊黃慧如自我犧牲，不顧一切追求愛情，稱其為“舊家庭中實行革命者”。黃慧如深受《民國日報》文章啟發與鼓舞，立刻借助新文化的愛情與革命理念，將自己塑造成追求婚姻自由、逃離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以博取媒體支持。隨后，黃陸事件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各期刊間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與辯論。同時，黃陸二人自1928年末起多次向江蘇省高等法院提起上訴。但令二人及其律師震驚的是，蘇州高院法官在首次上訴審理中竟將陸根榮刑期加倍。無奈二人將官司上訴至南京最高法院。

官司曠日持久，黃慧如無奈離開蘇州搬去陸的故鄉與陸家人同住。吳塔地處偏遠，交通不便，黃得以遠離塵囂，但平靜的生活很快被一連串訪客與記者打破。在與外界交流后，黃重新權衡自身選擇。從1928年冬接受采訪后發布和出版的報道與書籍可見，黃慧如對鄉村生活感到身心俱疲，無法堅持。黃慧如亦再次受媒體評論的影響。此時，《生活》周刊編輯評價黃慧如為一名心力交瘁、難以適應鄉村生活的柔弱女性，還認為黃的一切悲劇根源在于家庭與社會。對此，黃感到心有戚戚焉。

黃慧如1929年1月重返蘇州，入住蘇州志華醫院并于3月產子。住院期間，黃因媒體過度曝光不勝其擾，無法應對各種信件（大多數匿名，內容褒貶皆有）以及不請自來的訪客。其間，黃有機會閱讀大量相關黃陸事件的新聞報道與評論，導致其原本以單身母親身份撫養兒子的信心再次動搖。在院中所閱讀物中，主要服務上海年輕市民、學生與職員的《生活》周刊刊載的社論與文章引起了黃慧如的極大共鳴，蓋因《生活》編輯與投稿人對黃表達深切同情，并敦促其回歸家庭生活。1929年3月7日，黃慧如在誕下麟兒前夕，秘密會見前來蘇州的黃母，商談返回上海各項事宜。3月21日，黃慧如抵滬后兩日，忽傳其因分娩并發癥去世的消息，一時震動傳媒。許多報刊記者與普通人對此意外死亡之說持懷疑態度。1929年全年，上海及其他地區諸多報紙對黃慧如生死問題展開持久而激烈的辯論。同時，陸根榮繼續上訴，直至1930年6月方獲自由，標志著這段爭議不斷、情節一再反轉而熱度極高的愛情事件最終落幕。

1928年至1930年，黃慧如陸根榮的私奔案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這一事件不僅成為新聞報道的焦點，更催生出形式多樣與內容豐富的文化產品。小說作者與出版公司在事件曝光后迅速推出相關書籍；劇院緊隨其后，不斷更新劇目以實時反映事件進展；電影人亦從中汲取靈感，于1928年與1929年制作兩部故事片及一部紀錄片。山歌演唱者、評彈演員與街頭藝人亦紛紛創作作品以滿足各自的觀眾需求。回顧此社會事件，著名學者魏紹昌（1922—2000）甚至認為，蔣介石（1887—1975）與宋美齡（1897—2003）于1927年底舉行的世紀婚禮亦不能像黃陸事件那樣引起如此巨大公眾興趣。黃陸事件造成的巨大影響力正是民國時期上海城市文化繁榮的縮影。20世紀20年代，報紙、小說、戲曲、電影、流行歌曲與民歌、曲藝、唱片及街頭表演等文化形式在上海迅速崛起，各擅勝場。例如，上海兩大日報《新聞報》與《申報》日發行量均突破十萬，為全國之冠。相比之下，20世紀初此二報發行量均不足一萬；1912年至1932年間，上海的出版與印刷業增長二十倍。出版業三巨頭（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與世界書局）生產的書籍數量占全國三分之二，電影業的興起使中國電影至20世紀30年代進入“黃金時代”，上海亦是中國唯一的唱片業中心。

城市媒體與文化繁榮帶來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現象，即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媒體開始高度關注各類丑聞。李海燕認為，黃陸事件成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風卷媒體的丑聞”的典型代表。此類新聞中，“女性總是扮演著一種帶有侵略性角色”。為深入理解此事件的社會文化意義，不同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還對于此事提供一系列社會學與性學概念的解讀。此類概念原本只存在于高端出版物中，由五四啟蒙知識分子引進、傳播與討論。如今，在面向大眾消費者的報紙期刊中大肆討論黃陸事件，其本質是原來在學術與專業讀物中關于性別關系、性行為與婚姻問題討論的延續與拓展。新文化運動中，學者與理論家在此類高端出版物中提出多種女性主義版本，以探討與厘清性別關系、家庭與婚姻諸問題。然而，運用五四女性主義理念來討論黃陸私奔遇到了諸多困難。首先，五四女性主義觀點因其多樣性具有不確定性。其次，如上所述，此事件過程中女主角黃慧如頻繁改變自己的決定。如此一來，此事件觀察者與評論者必須不斷調整或改變分析方法，以期更好理解此私奔事件。因此，黃陸事件對于當時評論者來說，顯得異常復雜且多義。

與此同時，各種媒體對私奔事件的廣泛報道與激烈辯論，為社會中下層提供了一個接觸女性主義理論的絕佳機會。事實上，黃慧如與陸根榮不僅是此社會劇主角，自身也是相關文化產品的熱心消費者。這使得私奔事件與民國時期類似的轟動案例有明顯區別。此事件的兩位主角還有意無意間與城市媒體文化產業持續性互動，其中又以黃慧如為甚。一來，黃借助媒體爭取同情支持，與后來1935年施劍翹（1905—1979）在刺殺孫傳芳（1885—1935）庭審期間的行為類似。1925年，施父施從濱（1867—1925）與孫傳芳作戰兵敗被俘并慘遭殺害。施劍翹立志為父報仇，十年后在天津一佛堂手刃當時業已下野的孫傳芳，并立即投案。一時輿論大嘩，公眾將施劍翹塑造為孝女與俠女的形象。在輿論壓力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868—1943）于1936年下令特赦了她。此案是民國時期社會輿論產生巨大影響的極佳例證。二來黃根據報紙與其他媒體中涉及自己的表述與討論，相應地調整生活的軌跡。在此意義上，此私奔事件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媒體敘事與事件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其間，黃慧如至少三次在報紙雜志的影響下做出改變。因此，研究黃陸事件及其所引發公眾的過度關注，有助于審視城市文化在影響默默無聞的中下層社會成員中，是如何普及女性主義此類的五四思想與概念的。

*本文節選自《情奔何處：一起未完成的民國私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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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一九二八年，上海富家小姐黃慧如與男仆陸根榮暗生情愫，私奔至蘇州。黃家人報案后，陸旋即被捕入監，黃也在產子后死去。其間，蘇滬都市媒體持續報道，黃本人亦多次在報端發聲。

作者梳理當時的媒體、戲劇、電影、小說等文本，還原了一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的民國新女性形象及其命運，并以此私奔案為切口，探討五四時期的新思潮、新詞匯如何進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再現時代變換時期的新女性困境與大眾心理。

◎ 作者簡介

何其亮 著

何其亮，上海人，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專攻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城市史，著有多部中英著作，代表作有《個體與集體之間：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評彈事業》。

◎ 專家推薦

本書通過講述1928年轟動全國的黃慧如與陸根榮私奔案的來龍去脈及其影響，揭示了民國社會轉型期的多重矛盾。作者通過挖掘報刊、司法檔案、小說、戲劇等多元史料，生動再現了媒體如何塑造輿論、法律如何在革新與保守間搖擺，以及新思潮如何被大眾挪用和重構。本書不僅講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愛情故事，更深刻反映了性別、階級、城鄉與現代化進程的復雜互動，是一部以小見大的精彩之作。

——王笛

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席教授

一部高質量的社會文化史著作，案例典型，材料豐富，理論分析具備少見的層次感和深刻度，捧讀之下，既有趣又發人深思。

——羅新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借助跨媒介的視角回望一樁民國奇案，折射五四女性主義在商業洪流中的通俗化際遇。主人公黃慧如既是追尋自由的“新女性”，同時也是被媒體建構與解構的符號。本書描摹了精英理想與大眾現實間的劇烈張力，為理解現代中國性別觀念的生成與傳播，鋪陳出深刻而復雜的圖景。

——姜進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描寫的是民國時期一起未完成的私奔案，呈現出“娜拉”出走后的另一種鏡像。書中的女主作為富家千金與自己的仆役私奔，導致仆役因為和誘罪身陷囹圄。是把這場私奔描述為戀愛自主和對封建舊家庭的徹底決裂，還是懵懂少女受奸人蠱惑脫離家庭庇護，即使女主本身的態度和立場也在不斷變幻猶疑。這種變幻猶疑的背后是個人自由和家庭至上之間的倫理逐力，是已然更新的法律制度與傳統的大眾觀念之間的不斷纏斗，更是新聞媒體和都市文化對個人觀念選擇的影響和滲透。

與那些具有完滿主體性的精英女性相比，本書呈現的是一個更普通、主體性沒那么完滿的娜拉的出走敘事，她在舊倫理和新觀念之間既要又要而難以自洽。但恰恰在這種矛盾和掙扎中，我們得以看到女性真實動人的主體性實踐，也能夠重新省思那些林林總總的女性主義觀念最終應抵達之處：個體真正的處境改變和真實的生命體驗。

——趙宏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書中呈現的諸多議題，例如女性主義話語從精英刊物向通俗文化的下沉與變形、男性知識分子面對話語壟斷權旁落時的焦慮與失態、保守主義借道德之名對公共領域多元聲音的圍剿，幾乎每一條都能在今天聽到隔空的回響。

本書的一大特色是對媒體角色的多重刻畫。在黃陸事件中，媒體既是事件的記錄者，更是深度的參與者和塑造者。與此同時，媒體自身也被商業競爭、政治管控和讀者趣味等力量所形塑。正是這些當年被生產出來的報道、評論、廣告、劇評和唱詞，如今成為還原歷史現場最珍貴的史料。媒體的這四重身份——記錄者、參與者、被形塑者、史料來源——在本書中得到了充分和精彩的展現。

——方可成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本書以黃陸私奔案為切入點，剖析女性主義的早期萌芽、女性能動性的實踐與傳播媒介的互動。聚焦個案來展現女性突破傳統桎梏的抗爭，為研究近代女性史提供了鮮活的微觀視角與深刻的宏觀思考，是個體、婚姻、法律走向現代的典型敘述，是現代性崛起的一個縮影。

——梁景和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這是一部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的作品，閱讀過程中仿佛置身城市公共領域多元化的摩登上海。本書最迷人之處已經不是私奔案的故事情節本身，而是女主角黃慧如“主體性實踐”的全過程，以及城市媒體與文化產業對此案的再生產。在回顧涉足本案20年來的研究時，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女性主義的內核應當是人文關懷。當社會沉迷于理念交鋒與情緒釋放時，有血有肉的生命體驗反而被消解。這一點也值得當下的女性主義討論深思。

——ruc貓貓

歷史讀書博主

整本書寫得非常有趣，閱讀過程中忍不住多次哈哈大笑。這對年輕男女跨越階層私奔又發生各種反轉的民國故事，放到現在也一定能反復刷新和稱霸微博熱搜榜。作者的歷史材料和理論學術工作做得扎實，對各種理論的引用和概括都很清晰而不失犀利，他還有處理歷史材料時難得的現場感和對應當下的敏銳意識，熟諳江浙滬吳語區在傳播討論這件事時的各種地域梗、引爆點，并清楚地指出，這些歷史和我們當下的各種呼應：雖是百年前男女私情的一樁舊聞個案，但放在今日，不少地方亦不覺過時，甚至頗有啟發。

作者仔細梳理了由這件私奔案引發的社會大辯論、家庭倫理討論、女性主義爭論、司法實踐矛盾，以及媒體的各種傳播和衍生創造，可以說，他把當時中國社會的“現代壓縮性”給全方位展示了一遍。有趣的是，最后無論是啟蒙知識分子、基層法律工作人員，還是電影戲劇和通俗小說的文藝創作者，最終都走向了某種看似保守主義的合流，這對我們理解今天中國的很多熱門事件，都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思路。

——端木異

社會文化評論者

◎ 編輯推薦

★ 一樁轟動民國的私奔奇案，照見時代交替時期的女性困境和覺醒

本書以1928年黃慧如與男仆私奔事件為切入點，呈現20世紀20年代末新女性在時代浪潮中的真實處境，書寫個體面臨的抉擇與掙扎，看見普通女性的覺醒與無奈。

★ 作者廿載深耕史料，還原案件全貌與時代現場

以扎實的史實梳理案件始末、媒體報道經過以及法庭訴訟，在嚴謹考據與生動敘事中，再現處在輿論漩渦中的個體如何面對命運、安放自我。

★ 透視五四思想脈絡，剖析輿論場中女性形象的流變與建構

黃慧如的公眾形象，從“革命戀愛者”到“無助女性”，再從“意志薄弱的女性”到“追求肉體快感的不良女性”的變化，折射出男性知識分子啟蒙敘事對女性的塑造。

★ 審視情愛敘事的傳播邏輯，揭示私奔事件如何演繹為都市神話

通過跨文本、跨媒體的研究，剖析這起私奔事件在輿論傳播中被通俗化的過程，展現公眾趣味如何遮蔽真實的個體命運，最終使女性異化為消費品與文化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