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錄｜乾隆初年的流浪女溺亡案

蘇軾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迸炫刃侣劇に郊覛v史特別推出“洗冤錄”系列，藉由歷朝歷代的真實案件，窺古代社會之一隅。

孤女枉死 巡撫掀髯

乾隆八年七月，署任河南巡撫阿里袞一本奏上，嚴參歸德府所屬商丘知縣王猷“收留迷失女子，匿命賄息”，建議將其革去官職，嚴審究問。奏疏所言，是一無家可歸女子的枉死疑案，事情雖無定論，但行文枝蔓橫生，極易啟人聯想，進而激人義憤。

先是乾隆五年十月，王猷還在本府夏邑縣任官，有七旬寡婦朱氏，帶一外鄉女子劉二到衙門稟見。劉二自稱屬兔，今年十八歲，家在靈璧縣城北桐山居住，自幼嫁得同鄉李德童養，娘家還有兄長，名叫劉之遠。因為家鄉亢旱無收，自己隨丈夫、兄長逃荒失散，被朱氏收留。王猷問罷情由，并未按照慣例將劉二送回原籍，也沒有想辦法為她尋找父兄，只是拿出一兩銀子交給朱氏，讓她將劉二帶回家中收養。次年正月，王猷忽然差派皂役，帶著朱氏與劉二再進縣衙，隨即又把朱氏打發出門，只將劉二留在署內。

光陰荏苒，到乾隆七年五月某日，劉二忽然在縣衙外河中溺死，王猷未經上報，將其尸身自行掩埋。朱氏風聞消息，馬上趕來要見劉二，王猷先是怒掌其嘴，驅逐而出，轉而又托付一個叫賈可久的人，給朱氏送去八兩銀子，令其不得聲張。又過了一年，王猷已從夏邑改調商丘，六月間，劉二丈夫李德帶著靈璧縣關文，跟同夏邑生員杜丹楹、高謀來到商丘，準備投文縣衙，認領妻子。然而甫至縣城，未見當官，就被王猷派人拿獲。王猷見事情已發，只好將劉二溺死縣衙情形上報歸德知府。知府將此事發交夏邑新官、署理知縣范安治訊問，經朱氏等人供得上情，通稟各憲。

如果把上述敘事代換成今天的法制新聞，十之八九要被觀眾編排成黑色地獄故事：青年女子流離失所，幸被好心的外鄉老婦收留，她向衙門求助，卻激起縣官歹心，不但不為其尋找家人，反而勾至署內，百計折磨。一年后，苦命女子香消玉殞，浮尸河中，是走投無路自溺殞命，還是高墻深院含恨被戕，惟供揣測而已。緊接著，縣官一手遮天，孤女沉冤難雪，連探問消息的老婦也被軟硬兼施，鉗口結舌......

顯然，在思維方式上，清朝高級官員與今天的新聞讀者并無二致。新官上任的巡撫阿里袞姓鈕祜祿氏，出身滿洲第一流勛貴世家，與政治地位蒸蒸日上的軍機大臣訥親是同胞兄弟。河南一任雖是他欽差在外沿途署理，但這位身帶戶部侍郎、內務府總管、奉宸院、武備院諸多頭銜的親重大臣一經抵豫，就擺出嚴威赫赫勢派。見此地方官強留女子，蹊蹺致死之事，阿里袞聯翩浮想，掀髯大怒，極斥王猷：“似此枉顧官箴，藐視功令之劣員，斷難一日姑容”。通省之內，巡撫之憤，即是公憤。不多日，布政使、按察使、開歸道、歸德府，一眾屬員紛紛揭報，要求將王猷特疏糾參，請旨革職，嚴加審訊。

本章既達天聽，皇帝立予照準，王猷從堂上官一變而為階下囚，和本案涉事鄰證同往夏邑縣受審。不過文書往返，日月延宕，又趕上王猷染患傷寒，請醫治療，一晃到了乾隆八年歲末，前次承審的署縣范安治奉調卸事，另有新任夏邑知縣董榕接替查辦。

阿里袞畫像

供詞反轉 疑竇叢生

董知縣一坐堂，先找來朱氏居住的石井村保正詢問情由，其一番說辭，竟與前審全然兩樣。那保正言道，乾隆五年九月，村里老婦朱氏來說，當年六月有一個女孩子在家門口哭鬧。女孩自稱娘家姓劉，名叫劉二，童養婆家姓李。她今年十三歲了，家住桐山，是山東不知哪縣管的。一家子逃荒出來，路上討飯失散至此。朱氏見她可憐，留在家中住下，等她的家人來尋。后因朱氏家貧無力養活，便央求保正帶同見官，想請縣太爺代為籌措。知縣王猷問明情由，拿出一兩銀子交給朱氏，讓她仍將劉二留在自家照管。后來案子鬧大，在夏邑署職的范知縣傳喚保正上堂對質，保正先供劉二年紀幼小，不知何處人士，后聽朱氏說她年已十八，且將籍貫、親屬說得頭頭是道，保正因怕受刑，便照朱氏所說又供一遍，成了老婦人的旁證。

保正的證詞前后抵牾，其最關鍵處在劉二的年齡、籍貫。如果劉二年已十八，是智識明白的成年女性，又自稱江南靈璧縣人，來歷有據可查，那么王猷留滯青年女子，知其原籍而不為查訪，就顯系違例瀆職，別有用心。如果劉二來時年僅十三，且泛言家在桐山，不能知其管轄，不但遭人覬覦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代為尋親的難度也直線上升。

董榕一見事有差池，當即警覺起來，隨即調取劉二死后的尸格單，并招驗尸仵作問話。尸格單寫明劉二約十四五歲，赤身長三尺，膀闊九寸，是其身量瘦小，似未成年。又據仵作堅稱：劉二的是落水淹死的，身上沒有傷痕。再提縣衙男女仆役，分別詢問，俱稱王猷因劉二走失，無處安插，將其留在衙內，與婆子老張同吃同宿，并未受人使喚，亦未遭人打罵。劉二年幼貪玩，時常同小孩子們到衙后扳著墻頭看河里水鴨子。出事前暴雨連日，河水上漲，縣衙后墻被水沖塌，劉二玩耍時失足落水。王猷聞信，先命仵作驗尸，再則買棺成殮，又將衙門筑墻加高，不許兒童爬墻嬉戲。一應事畢后，他在縣內貼出告示，招訪劉二親屬，俾得認領尸棺。告示底稿現存衙內，可作呈堂之證。

雖然核心當事人尚未登場，但案審至此，事情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戲劇性反轉。知縣王猷從一處心積慮，凌逼孤女的劣吏，乍變而為惜弱憐貧，收留幼童的賢官。至于劉二溺水，則純屬意外，與縣衙上下并無瓜葛。一樁黑色地獄故事，隨著幾處信息調整，登時漏洞百出起來。

接下來，董知縣一鼓作氣，將本案關鍵人物：劉二丈夫李德、兄長劉之遠、收養人朱氏、朱氏之子朱倫、王猷賄買朱氏的中間人賈可久、引導李德赴豫尋妻的夏邑生員杜丹楹、高謀等隔別審訊。在匯集比對各自口供、核驗各項物證后，事情的真相漸次浮出水面。

夏邑古城

據劉二兄長、丈夫確認，其人生于雍正六年，屬猴，乾隆五年走失時虛歲十三，而非十八。她原籍在鳳陽府靈璧縣，是本縣影集鎮李家尚未完婚的童養媳。靈璧地處皖北，雖與魯南、豫東州縣各有隸屬，但地緣、口音接近。劉二年幼無知，易生混淆，只曉得家門前有座桐山，至于府縣管轄，則一概不知。乾隆五年六月，靈璧荒歉，難以度日，劉二同丈夫、婆母，及娘家兄長向西北方向逃荒，到夏邑縣會亭集后分路討飯，又趕上暴雨，迷路失散。李德幾個不久會合返鄉，雖然不見了劉二，卻未曾報官尋找。

劉二冒雨亂走，渾渾噩噩撞進一處村莊，恰巧坐在朱氏門前，哭泣不止。朱氏家道窮苦，有一子朱倫在外傭工。她好心將劉二收留，卻無力養活，只得將其帶往縣衙，向官府求助。因為女孩知識懵懂，不能說清籍貫來歷，縣官王猷也無計可施，只好令朱氏將人領回，自己捐銀一兩，聊補生計。等到來年新春開印，王猷照例調取待辦公務，準備逐一清理。因查及劉二一件尚無著落，就發出牌票，讓衙役前往石井村，了解此女是否已由親屬領回。朱氏一見來人，即刻帶著劉二隨往縣衙，極力訴說貧苦，央求知縣將她別處安插。王猷思慮再三，無甚辦法，只得將其留在府中，由雇婆張氏代為照管。說到劉二在縣情形，張氏證言：劉二兩只大腳，身量不高，是頭發還沒扎起來的小女孩，更說不清自己家在何縣。仆役等則稱劉二在宅內是吃閑飯的，并沒人將她當作婢女使喚。

乾隆七年五月暴雨連綿，縣衙后墻傾頹，十九日，常在更道墻頭看鴨子的劉二掉進河里，雖然經打撈上岸，卻已溺水身亡。救撈一事的組織者——縣城北關地方隨即證實，劉二落水當天，王知縣前往夏邑西鄉驗尸，不在縣衙，回署后經他稟告，才知道府中有人溺斃。后因仵作驗無傷痕，純系失足淹死，王猷便把此事當作意外事故，自行處理，而未詳報上司，申請立案。

到七月初，住在鄉下的朱氏也聽聞劉二淹死之信，準備去縣城一探究竟。然而衙門規矩森嚴，并不容老婦隨意入內，朱氏氣悶回家，打算請人寫張呈詞再去。傳統時代，鄉間熟知官府規矩，能代鄰里寫狀遞呈者，多是小有功名的富戶紳衿，朱氏居住的石井村一帶，這類工作一向由武生員高謀包辦。這位秀才雖是武的，但年逾六旬，頗有算計。對于朱氏求寫呈詞一事，他先是不屑一顧，讓她自行到縣里要人，聽說朱氏又被趕回，他便覺此事內情曖昧，如果巧妙利用，未嘗不能“訛王縣主兩個元寶”。

乾隆八年三月，高謀帶朱氏來到縣衙門首，眼見王猷乘轎出來，就攛掇朱氏上前，扳住轎杠叫喊。隨轎衙役眼疾手快，沒等她自報家門，說出要見劉二情由，就一通推搡拉扯。轎內的王知縣也頗有官威，下令將攔路之人掌嘴五下，徑自打轎而去。高謀見事不成，十分氣惱，他將朱氏帶到縣城東關高家店住下，準備擇機行動。然而年逾古稀的朱氏難禁折辱，才剛住進旅店，就生出一場大病。高謀請醫開藥，倒賠銀錢不說，等到朱氏病情好轉，又被兒子朱倫接回鄉下，不提告狀之事。

既然朱氏指望不上，高謀便得另想辦法，一意要發劉二這筆外財。他有個交好的文秀才，名叫杜丹楹，此人年輕時多在外鄉經營，知道鳳陽府靈璧縣內有一桐山，離此不遠。高謀聞之大喜，忙請杜某前去探查，萬一訪得劉二親屬，就能趁火添差，打著王猷軟肋。這杜丹楹同高謀一路，也是爭強喜事之人，當年四月，他只身來到靈璧，在桐山一帶沿路打聽，經人指點，竟真找到朱家莊賣饃的李德。杜丹楹開門見山，明說“夏邑縣有個寡婦朱氏收了個閨女，送在王縣主宅里。那女子娘家姓劉，男人叫李德，童養婆家，是五年出去逃荒失散的”。既然信息與劉二完全對應，李家母子深信不疑，當即央求杜某寫下呈文，又跟著他前往夏邑討人。

逃荒難民

將到夏邑時，杜丹楹忽然告訴李德，你媳婦不明不白，早已死在王知縣家里。他想李德沒了老婆，必然激憤要討說法，哪知鄉間貧苦，并不敢與官府糾纏，夫妻之情，也比不得三兩銀重。若是有個現成老婆可以討回，倒也值得辛苦，既然人死燈滅，便不肯再費周章。遂見李德將呈詞撕碎，說聲“女人死了還叫我來做嘎”，當即就要回家。到此等候的高謀與杜丹楹一同相勸，要他“一步一步往前走”，而李德總未理會，一意回家做生理去了。

杜丹楹不肯罷休，不幾日，又趕到李德家中，慫恿他在本縣索要關文，鄭重其事往河南告狀，如此一來，定讓王猷膽怯，另賠個老婆給他。一聽能賠老婆，李德心動不已，任由杜丹楹混出主意，說那劉二原本屬猴，年小不能成親，你不如說她是個屬兔的，當年一十八歲，已經圓房，叫縣官照屬兔的賠你，豈不賺個便宜？李德聞言大喜，即照此說求得本縣關文，跟隨杜氏去換老婆。后因王猷改調商丘，二人又往彼處，并與聞訊而來的高謀、朱氏會合，準備到縣衙門口嚷鬧劉二之事。

豈料事機不密，這一行人因行蹤詭譎被所住店鋪的東家舉發，縣衙差役隨即出動，不待他們叫喊一聲，就被王猷全數拿獲。朱氏、李德都是窮苦小民，沒有不怕官的，上得堂去，自然一五一十，將高、杜兩個如何主使，要向縣官討要銀子、媳婦等事供出。王猷下令搜檢杜丹楹行李，又從被套中翻出靈璧縣為李德領妻所開關文，可以證其“串謀挾詐”的唆訟之罪。因為王猷身涉其事，理應回避，案件很快詳報上司歸德知府，并轉批署理夏邑知縣范安治接替偵辦。

民國時期的旅店

事實澄清 官帽落地

借著審官易手，高謀尋機告訴朱氏，王知縣將你掌嘴，即是有仇，斷不可為他說話，等再過堂，你就說劉二是屬兔的，到你家時已經十八歲了，知道自己是靈璧縣人。至于李德，杜丹楹也連哄帶嚇，讓他務必與朱氏所供相同，否則要動大刑。朱氏、李德都是沒有主意的鄉愚，到了夏邑照方抓藥，俱是高、杜二人說辭。那杜丹楹更是無中生有，極稱自己二十年曾往靈璧做生意，與李德大伯相熟，李德妻子走失，提著大伯名字主動找來，央求告狀，因自己要到商丘府考，所以廝跟而至，絕無調詞架訟，代為張羅之事。

更有甚者，高謀因前計不成，深恨王猷，除將劉二年齡加意混淆外，又要朱氏旁逸斜出，供稱在高家店養病時，從親戚賈可久處收到王猷轉交的白銀八兩，讓她莫再糾纏劉二死因。既然事涉賄賂，當屬緊關節要，但審訊當日，范知縣并未將賈可久等人傳喚到堂，只是急匆匆就已供情節寫下呈文，另將賄買之說牽入文內——這或許與他身為署縣，正欲快辦此案，彰顯能為，早補實缺有關。

就這樣，一份犯證不齊，疏漏百出，最多只能作為階段性調查報告的呈文遞交上去。正氣填膺的新巡撫阿里袞當即首肯，不但贊其文字“歷歷如繪”，更是一紙封章，將王猷革職查辦。

所幸，范縣去職后，新任董榕是個精細人，事情的走向也有了山回路轉之機。他從劉二年齡大小兩岐的疑點出發，逐次厘清謊證，即知其人是童女而非少婦。至于賈可久送銀一事，則與王猷全無干系，倒是朱氏之子朱倫的首尾。

先是那朱氏聽從高謀慫恿，一心要靠劉二發財。她不顧年紀高邁，常往縣城奔走，前后花費不少錢財。朱倫與人雇工，老實膽小，生怕母親為此惹禍，自己在外鞭長莫及。于是他幾次央求白岡村村長賈可久代為留意，準備尋個東家租種田地，使母親不做打官司之想。賈可久因與朱家有親，礙著情面不過，又趕上張縣丞家招徠佃戶，就幫忙從中說合，不但許朱倫佃種土地，又從張家借來白銀八兩，給他購買耕牛、置辦農具。乾隆八年三月，朱氏被王猷掌嘴，病臥高家店內，因朱倫常在身邊服侍，賈可久也將這八兩銀子送到店中，交他收訖。如此場景，俱被高謀看在眼里，所以添油加醋，說是賈可久代轉王猷賄銀。

朱氏見有了本錢，就撇去高謀不管，隨兒子到地里去看，又興沖沖買下牲口、家伙，專等麥收后去種豆子。及到五月間，杜丹楹從靈璧領了李德前來，高謀見事有望，又說動朱氏同往府城，舊賬重提。那朱倫是個孝子，見母親執意出去，也不能放任不管，只好將地荒廢，隨同前往。這邊張縣丞既招了佃，卻不見有人來種，遂向中間做保人的賈可久討還銀子。因為朱倫早將銀子花光，賈可久討要無門，只好自出四兩墊還張家，另欠四兩，虛待來日。再看朱倫，簡直可算一入公門，費財失業、破家蕩產的典型。他因母親官司奔波府縣，不但不能種地，還要把到手的牛、驢賤價變賣，折本虧息，慘不忍睹。

因以上租佃、借貸、償欠等事，各存憑條字據，又有張縣丞及其家人，并高家店店主父子為做干證，高謀的牽扯不攻自破。董榕隨以誣告呈請本省學政，將高謀、杜丹楹功名革去，并派差役趕赴省城拘押。高、杜二人畏罪懼刑，趁著看守不備幾番脫身，及至結案具題時，尚未將杜氏拿獲到案。

董榕的調查工作持續數月，人證到堂者近二十位，直到榫頭卯眼眾證相合，才進入按律擬罪階段。本案以高謀、杜丹楹為主犯，因杜氏在逃，故先將高謀擬以教唆誣告、逃后復獲之罪，處杖七十、徒一年半。朱氏聽信教唆，枉供圖詐，應杖一百，但系婦人，又年逾七十，可以按律收贖，不必施以實刑。余者如前次混供之保正、逃脫人犯之差役，均系小過，輕加笞責而已。

關于本案的核心人物——知縣王猷，河南方面為他的前途做出如下判定：

查王猷收養劉二，原因窮民無倚靠，暫為收養，以待親屬認領，非若民間私收女子，留為婢妾子孫。其劉二淹死，亦系自行失足落河，尚非正實命案。但劉二到案時，該令不即分關鄰邑，詳細確查，繼而留養署內，已經年余，仍未留心查訪明白，關送回籍。及劉二淹死之后，又匿不申報，即行斂埋，殊屬溺職。已于本案革職，應勿庸議。

重審結論以現任河南巡撫碩色名義向皇帝報告，所上題本照例發交刑部覆核，刑部核準無誤，皇帝即朱批“依議”二字。王猷罷職丟官在所難免，所幸未罹大罪，得免劣員之名、遣戍之災。

成見既在 應毋庸議

清代刑官問案，頗以“無我”自期：

“我”之為害，千古一轍。無論庸愚鄙陋，賦性兇殘，惟私是營，如趙禹、張湯之屬，卒歸戮滅，否亦痛遭天譴，自不必言。即秉性溫良，慈祥和易，立心于布澤伸恩，一以全活為主腦，亦不免蹈“有我”之癖。

前者兇殘酷吏，為儒家正道所不容，而能認識到后者弊病的人卻不多。特別是身居上位的皇帝、部臣、督撫，一旦專事“有我”，預存先見，其姿態、傾向既經顯露，哪怕本意純良，粹乎仁義，也常在臣屬、下僚的趨附下漸次扭曲，最終演變為關乎顏面的剛愎執拗。法家“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之說，就是基于這樣的政治慣性而言。

譬如嘉慶皇帝慎重刑名，關切民生，但當他勤政恤民的美好品行表現為“召見刑部，與之論說”時，就又很容易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那些以精明見長的部臣，總試圖在第一時間向皇帝匯報案件審理情況。其時案情不過稍有眉目，但訊問未盡，許多細節尚未明白，或有反復也未可知。皇帝對全案掌握不清，聽部臣口奏幾句，就要受其影響，產生先入為主的臆測，而一旦訴之于口，又不可避免地升級為“圣意”，使審官先意承志，順從其思路推進后續審訊，所謂“必以案情就諭旨”“一時具奏，后難更改，名為急公，而于案情愈失之矣”。如此一來，哪怕十案中只有一二舛錯，人命關天，也非當事者所能承受。

皇帝如此，刑部居于中央，出納君命，之于各省有駁審重案，議處官員之權，是以一言立定，地方官曲意迎合，也屬在所難免，而一反常態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如筆記中有為部議辯白之地方官，上官即怒斥：“爾敢與部臣為敵乎？”對曰：“內外官皆皇上臣子，部臣便當何如耶？”上官益怒：“爾敢與皇上為敵乎？”受責不敢應答，惟引服而已。

推而次之，清代督撫為本省之總制，對地方官的陟罰臧否，均有強勢話語權，由滿洲親貴重臣出任者，更屬不尋常。凡督撫參劾屬員，題奏一經上達，多能獲得皇帝準允，繼而升格為欽命。這與前者“敢與部臣為敵”等同于“敢與皇上為敵”，是邏輯相通的道理。

即以本案為例，王猷先經阿里袞奏請革職，本是基于“收留迷失女子，匿命賄息”的可疑情節，既經重審，證明并無此事，就該予以平反。至于那些工作流程上的輕微瑕疵，或出于思慮不到，或礙于條件限制，無論官箴則例，抑或人情事理，都不必科以革職之重。再從古今民眾的樸素正義觀來看，這樣不避嫌隙，憐貧助困的地方官，甚至不乏可嘉可敬之處。是以案情雖經反轉，而王猷仍擬革職的關鍵，并不在于“不即分關鄰邑”“匿不申報，即行斂埋”等程序性錯誤，而在“應勿庸議”四字。先頭一怒之下將王猷參去頂戴的巡撫阿里袞，眼下雖從河南離任，但其親信重臣的尊嚴，絕非繼任官員所欲觸犯。何況王猷革職既經欽定，強行更改，即是對皇帝旨意加以“糾正”，是“敢與皇上為敵”，正義成本高過官員膽量，自然無法實現。而諸如此類，繼任者在事實上顛覆前審，不使當事人遭受重處，控訴不休，但在處理結果上順承前議，規避官場內部矛盾的情況，在清代司法與行政實踐中比比皆是，幾乎可以視為慣例。王猷官丟得雖冤，卻也無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