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擬售F-35沙特，以色列優勢動搖，美以同盟轉向技術合作

未來幾周，美國與以色列將就今后的美國對以軍事援助展開正式談判。這場談判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東的安全架構。

這場高層談判討論的，遠不只是資金、武器交付，或下一代戰斗機。其核心是美以同盟可能出現的一次戰略轉向：從傳統軍事援助轉向技術型安全共同體，同時也從無條件的團結，轉向一種更冷靜的利益伙伴關系。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與以色列的緊密戰略關系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支柱之一。這種特殊關系在法律層面由“質的軍事優勢”原則加以確立，也就是華盛頓承諾，確保以色列相對于地區對手始終保持軍事和技術優勢。

這一原則被寫入美國《武器出口管制法》。該法律要求美國在向中東出售武器時，不得危及以色列的質的優勢。

長期以來，這一原則執行起來相對簡單：以色列總能比阿拉伯國家更早獲得美國最先進的武器系統，而且往往拿到性能更強的版本。但地緣政治局勢正在迅速變化，這也正是即將到來的談判之所以敏感的原因。

因為在就新一輪援助方案談判的同時，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顯然還計劃向地區國家進行大規模軍售，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甚至可能包括土耳其。

從以色列的角度看，尤其令人警惕的是，華盛頓正在討論向沙特阿拉伯出售約50架F－35隱形戰斗機。幾十年來，這樣的舉動在華盛頓一直被視為禁區，如今卻突然變得似乎可以考慮。對以色列來說，這遠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以色列軍方高層一向習慣從長遠看問題。今天，沙特阿拉伯或其他遜尼派國家或許并不是直接敵人。恰恰相反，以色列與海灣國家的接近，是過去幾年最重要的戰略變化之一。

但以色列安全規劃者長期以來一直認為，不能把安全建立在某個政權當下的政治立場之上。政府會垮臺，聯盟會破裂，地區力量對比也常常驟然改變。今天是伙伴，明天就可能變成對手。

正因如此，以色列對美國可能向本地區出口最先進武器系統越來越感到不安。因為F－35并不是普通戰斗機。以色列空軍將其視為維持地區主導地位的決定性因素。

去年“十二天戰爭”期間以及過去幾周，以色列F－35在打擊伊朗目標時展示出一些在軍事圈內被認為具有革命性的能力：幾乎不被發現地穿透嚴密防空系統、實時協調復雜空中作戰，以及對伊朗縱深目標實施精確打擊。

對以色列而言，這種技術優勢具有生存意義。如果沙特阿拉伯，甚至土耳其，也擁有F－35機隊，中東的戰略平衡將發生根本變化。

在以色列內部的推演中，早已出現這樣的設想：一旦發生危機，數十架沙特隱形戰機可能干擾以色列空中行動，背后還有數百架現代化F－15轟炸機、無人機群和精確制導導彈的支援。

更嚴重的風險則是，多個國家組成地區性聯盟，并配備最先進的空中和無人機系統。

在這一問題上，以色列尤其警惕土耳其。安卡拉雖然是北約成員，但土耳其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與以色列的關系多年來一直緊張。土耳其在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拉克北部的軍事介入，以及埃爾多安對以色列日益強硬的言辭，都讓耶路撒冷深感懷疑。

如果華盛頓重新讓土耳其全面回到F－35項目中，以色列會把這視為嚴重威脅。

除此之外，以色列還有第二層擔憂：技術擴散。以色列擔心的不只是直接軍事風險，還包括這樣一種可能性——敏感的美國技術，包括美國系統中由以色列加裝和改造的部分，可能通過第三國流向俄羅斯、其他國家或伊朗。

在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系統、網絡戰和高超音速技術正在重塑戰爭形態的時代，這種非預期的知識轉移會帶來極高的戰略風險。

而這恰恰也是美以安全關系擬議重構的切入點。根據國防圈消息，計劃中的新援助模式將從2029年起生效，其形態將與現行模式有根本不同。

目前每年約38億美元的傳統軍事援助將被逐步削減，到2038年甚至可能完全結束。

取而代之的是，雙方將在科研、開發和聯合生產方面大幅加強合作。重點將放在未來技術上，包括用于導彈防御的高功率激光、人工智能支持的作戰系統、網絡防御、高超音速防御、衛星技術以及自主無人機系統。

按這一設想，以色列將減少對美國財政援助的依賴，同時繼續更深地嵌入美國的技術安全架構之中。

對耶路撒冷的許多戰略人士來說，這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以色列如今已經擁有全球最具創新力的國防工業之一。像“鐵穹”“大衛投石索”和“箭”這樣的系統，都是美以密切合作的產物。

未來，這一模式可能進一步轉向聯合研發和技術整合。

但代價也會很高。因為更大的戰略自主需要更多資金。以色列國防預算已經大幅膨脹。經歷過去幾年的戰爭后，這一預算目前已達到約1440億謝克爾，約合480億美元。

而軍方還在要求繼續顯著增加預算。僅未來10年的擴軍計劃——包括新型戰斗機、空中加油機、軍艦、衛星和導彈防御系統——就將耗費數千億。

這也讓這個國家的其他社會優先事項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經濟學家已經發出警告，認為巨額國防開支可能會擠壓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支出。

以色列正越來越像一個常態化的安全國家，其經濟和社會資源長期被軍事體系吸納。

美國公眾的懷疑情緒

在耶路撒冷與華盛頓的談判中，還有一個關鍵的政治維度。自加沙戰爭以來，美國社會對以色列的支持已明顯下降。民主黨內部，對以色列戰爭方式和占領政策的批評正在增加。

即便在共和黨內部，也出現了新的孤立主義傾向。持這種看法的人認為，美國不應無限度為其他國家的安全埋單。

耶路撒冷同樣帶著越來越強的憂慮觀察這一變化。一些以色列戰略人士如今甚至擔心，唐納德·特朗普可能已經是最后一位毫無保留支持以色列的共和黨總統，而喬·拜登也可能是最后一位傳統意義上的親以民主黨總統。

如果真是這樣，這將構成一次歷史性轉折。因為幾十年來，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在華盛頓一直被視為不可動搖的共識。

以色列安全精英層已經開始調整思路。越來越多的討論認為，以色列必須學會在長期內變得更加獨立——無論是在軍事、技術還是財政上。

這并不是因為美以同盟會終結，而是因為以色列正在為這樣一種未來做準備：華盛頓仍將是最重要的盟友，但不再會自動承擔以色列的每一項安全保障。

這正是即將到來的談判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問題不只是新的援助方案，更在于以色列如何在新的地區與全球秩序中重新定義自身角色。美國幾乎無限度提供保護的時代，可能正在緩慢走向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