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參議院臨時議長表態不予受理彈劾副總統

你有沒有想過，一場舉國矚目的政治審判，可能根本就不會開庭？ 這不是電影劇本，而是正在菲律賓政壇真實上演的戲碼。 2026年5月6日，菲律賓參議院臨時議長潘菲洛·拉克森在記者會上拋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錯愕的觀點：即便眾議院將彈劾副總統莎拉·杜特爾特的條款正式移送過來，參議院這24位“法官”仍然可能通過投票，決定不召開那個傳說中的彈劾法庭。

“存在這種可能性，因為這是一個由24名成員組成的法庭，多數人的意見就是裁決。 ”拉克森的語氣平靜，卻字字千鈞。 他進一步把皮球踢了回去：“如果真發生這種情況，責任在他們身上，他們得向人民解釋為何拒絕召開法庭。 在投票中失利的少數派對此無能為力。 ”這話聽起來，仿佛彈劾案還沒進入參議院大門，就已經被預判了“死刑”的可能。 更耐人尋味的是，他直接點明了阻力來源——“我們對此已有預期，即便是以參議院名義召集彈劾法庭，也會遭到反對。 這都在預料之中。 ”他口中的“反對”，直指參議院內由副總統盟友組成的少數派陣營。

這可不是空穴來風。 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一年多前，看看上一次彈劾風暴是如何偃旗息鼓的。 2025年2月5日，菲律賓眾議院正式通過對副總統莎拉·杜特爾特的彈劾指控，將其移交參議院。 按照憲法，參議院必須組建彈劾法庭進行審理。 當年6月9日，經過長達5小時的辯論，參議長埃斯庫德羅宣誓就任彈劾法庭審判長，程序看似啟動了。 然而，僅僅一天之后，劇情急轉直下。 6月10日，剛剛組建的彈劾法庭就以18票贊成、5票反對的結果，將彈劾條款直接退回眾議院，要求其確認條款是否符合憲法。 這記“回馬槍”讓眾議院措手不及。

退回的理由是程序性質疑，但這已經為后續發展埋下了伏筆。 緊接著，2025年7月25日，菲律賓最高法院一錘定音，裁定針對莎拉的彈劾程序違憲，整個進程被強制按下暫停鍵。 到了8月6日，參議院給出了最終答案：以19票贊成、4票反對、1票棄權的表決結果，決定將彈劾申訴“歸檔”。 所謂“歸檔”，在政治術語中基本等同于“駁回且不予審理”。 一場聲勢浩大的彈劾，就這樣未經一場實質性的審判，便悄然落幕。

現在，新一輪的彈劾浪潮再次涌向參議院。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報告已經提交，規則委員會正在制定辯論和投票時間表。 要跨過眾議院這道門檻，需要至少318名議員中的三分之一，即106人簽字同意。 一旦達到這個數字，彈劾案就將被視作成立，并送交參議院。 然而，眾議院的通過，在拉克森看來，遠非終點，甚至可能只是起點前的又一道坎。

那么，參議院到底有什么權力，可以決定“不開庭”？ 這得從菲律賓的彈劾制度設計說起。 根據憲法，參議院是審理彈劾案的唯一機構。 當彈劾條款送達后，24名參議員將全體轉變為“彈劾法庭法官”。 最終的定罪，需要至少三分之二多數票，也就是24人中的16人投下贊成票，才能將副總統罷免，并附加終身不得擔任公職的懲罰。 但請注意，這是“定罪”的門檻。 而拉克森所指的“不開庭”，發生在更早的階段——即是否正式“召集”或“啟動”這個彈劾法庭。

拉克森的邏輯很清晰：彈劾法庭本身也是一個由參議員組成的集體決策機構。 任何重大程序性決定，包括是否要正式以“彈劾法庭”的名義運作起來，都需要經過參議員投票。 如果贊成召集的票數達不到簡單多數（即13票），那么彈劾法庭在法律意義上就無法有效成立。 用他的話說，“我們尚未以彈劾法庭的名義召開會議，所以我們參議院將進行投票。 ”這就像一場比賽，裁判團隊內部先要投票決定，這場比賽到底打不打。 如果多數裁判自己都不想吹哨，比賽自然無從開始。

這種可能性并非臆測。 參議員羅賓·巴智惹就曾公開表示，少數派可能會反對召集彈劾法庭。 盡管少數派陣營的其他成員，如參議員晶貴·依斯拉沓和艾美·馬科斯，隨后否認了已就此進行討論，但這恰恰暴露了參議院內部存在分歧和不同聲音。 拉克森作為臨時議長，提前釋放“可能不開庭”的信號，被一些分析視為一種高超的政治預警和壓力測試。 一方面，這是在給眾議院和推動彈劾的力量施加壓力，暗示他們即便闖關成功，前面也可能是死胡同。 另一方面，這也是在給參議院內部的反對派一個明確的信號：你們的反對選項是存在的，并且已被納入考量。

然而，關于“必須開庭”的憲法解釋之爭同樣激烈。 參議長維森特·索托三世就持有與拉克森不同的看法。 他曾明確表示：“這完全依據于憲法。 無論其他人怎么說，憲法就是這么規定的，我們接受彈劾訴狀，然后組成彈劾法庭。 ”索托的觀點代表了另一種對憲法的嚴格文本主義解讀，即參議院收到彈劾案后，組成彈劾法庭是一項強制性的憲法義務，沒有“不開庭”這個選項。 這場關于程序啟動權的法理爭論，本身就可能成為彈劾案的第一道戰場。

拋開法理爭論，現實的政治算術更為冰冷。 政治分析家利道·班那育在2026年2月就做過一次殘酷的票數估算。 他認為，如果當時彈劾案送交參議院，明確會投票給莎拉定罪的參議員，可能只有區區6名。 距離定罪所需的16票，相差甚遠。 他進一步指出，隨著2028年大選日益臨近，許多參議員在投票前必然會仔細權衡自身的政治利益。 定罪莎拉，意味著徹底得罪勢力龐大的杜特爾特家族及其盟友；不定罪，則可能面臨來自另一派政治力量和公眾輿論的壓力。 在這種微妙的平衡中，選擇“不啟動審判”，讓問題在程序階段就凍結起來，對許多參議員而言，或許是一種政治風險更低的“聰明”選擇。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張僑偉也指出，與上一屆國會相比，當前參議院中來自杜特爾特陣營的盟友數量有所增加，少數派陣營已增至八名成員。 這一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使得任何彈劾案件的處理都可能變得“更為細致且復雜”。 簡單來說，支持莎拉的力量在參議院更強了，通過彈劾的難度自然水漲船高。

更有趣的是，參議長索托還提出了另一種“解套”方案。 他在一次電臺訪問中暗示，如果莎拉在參議院完成彈劾審判前選擇辭職，彈劾程序可能會被取消。 這樣一來，她既能避免被定罪，又能規避“終身不得擔任公職”的最嚴厲懲罰，未來甚至仍有資格再次競選公職。 索托以2011年前監察專員虞齊禮示在參議院審訊前數日辭職為例，說明這種操作已有先例。 當然，也有律師持不同意見，認為即使辭職，針對“取消資格”的審訊仍可能繼續。 但無論如何，辭職選項的存在，為這場政治僵局提供了另一個潛在的出口。

就在拉克森發表“可能不開庭”言論的同時，參議院內部其實也在為“可能開庭”做著實質性的準備。 這種矛盾恰恰體現了政治的不確定性。 拉克森本人曾在4月透露，參議院已經預留了至少2600萬比索的現有預算，專門用于可能的彈劾審判。 這筆錢是在2025年的《總撥款法案》中列明的，屬于持續撥款，隨時可以啟用。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索托甚至考慮，為了節省開支，審判中使用的法袍都可以沿用去年那一批，不再重新采購。 從預算到物資，看起來像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在人事安排上，參議院領導層也有動作。 鑒于參議員皮們特爾具有律師背景，拉克森表示索托正考慮任命他擔任未來彈劾審判的“彈劾經理”。 這個角色相當于檢控團隊的負責人，在審判中至關重要。 拉克森對此的解釋是：“如果存在需要解釋的法律問題，那么最好由一位有審判經驗的律師來處理。 ”此外，為了不影響參議院正常的立法和調查工作，拉克森還建議采用“混合時間表”，將彈劾庭審安排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進行。 這些細致入微的籌備工作，顯示參議院并未完全將審判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那么，拉克森這位關鍵人物，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 有分析認為，他并非簡單的“陣營選擇者”，而是扮演著“制度防火墻”或“技術性冷卻器”的角色。 拉克森擁有深厚的軍警系統背景，資歷長達30年，是政壇中少數能在議會建制派與軍人系統之間建立溝通渠道的人物。 2025年11月，他更曝出曾有退役軍官試圖拉攏他加入所謂的“過渡委員會”以取代馬科斯政府，但他拒絕了所有邀約。 在政治暗流涌動的背景下，彈劾案的推進速度和啟動機制，本身就可能成為引爆外部壓力的導火索。 拉克森提前釋放“可能不召開法庭”的信號，等于給對立雙方都預留了緩沖空間和回旋余地。 他手里握著程序的開關，但并不告訴任何人他會在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按下去。

回顧2025年的那場彈劾，其最終結局幾乎完美印證了程序阻力的有效性。 從6月10日以18票對5票將條款退回，到8月6日以19票對4票將案件歸檔，參議院兩次動用投票權，成功地將一場潛在的憲法危機和政治風暴化解于無形。 最高法院在7月25日作出的違憲裁定，更是為參議院的“不作為”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法律盾牌。 整個過程，沒有激烈的法庭辯論，沒有證人出庭，沒有最終的定罪或無罪宣判，有的只是一系列精密的程序性操作和投票。

所以，當拉克森在2026年5月再次說出“參議院可能決定不召開彈劾法庭”時，這不僅僅是一種猜測或威脅，而是一種基于歷史經驗和現實政治結構的冷靜預判。 眾議院需要湊齊106個簽名，看似是一場艱難的動員；但真正的難關，或許從來都不在眾議院那熙熙攘攘的議事廳，而在參議院那只有24個席位卻決定著國家最高官員命運的彈劾法庭——或者說，在它能否被成功“召集”起來的那一刻。 24個人，13票簡單多數，就能決定一場舉世矚目的審判是否擁有誕生的資格。 這，就是菲律賓政治博弈中最核心、也最殘酷的數字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