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當眾下跪，姿態做足，背后算計不簡單

大家好，我是小凱。

2026年5月4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踏上澳大利亞土地，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于無名戰士墓前雙膝跪地、低頭默哀并獻上鮮花。

同樣是二戰侵略罪的加害方，高市早苗能在澳大利亞面前放下身段雙膝跪地，卻始終不愿對遭受其深重災難的中國說一句對不起。

日本從明治維新起，就從未真正將自己視作亞洲國家，而是以“黃皮膚的白種人”自居，認定日本與美澳等西方國家才是同類。

這種扭曲認知的形成，背后藏著日本百年來根深蒂固的病態心理，而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亞無名烈士墓前的這一跪，更絕非單純懺悔，而是一場精心算計的政治表演。

高市早苗向澳大利亞戰爭亡靈下跪的行為，單獨看似乎是對歷史的反省，可一旦和中國的遭遇對比，這份“懺悔”就顯得格外虛偽刻意。二戰期間，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妄圖吞并英國在印太的殖民地體系。

日本潛艇入侵悉尼港，澳大利亞本土遭空襲超100次，二戰期間澳方因日軍侵略付出了近4萬人的傷亡代價。中國作為二戰中傷亡最慘重的國家之一，抗日戰爭期間軍民傷亡總數高達3500萬，是澳大利亞傷亡人數的數千倍。

從甲午戰爭到全面侵華，日本給中國帶來的苦難，早已無需額外數據佐證，南京大屠殺中30萬同胞慘遭屠戮，14年侵華戰爭里，強征慰安婦、實施細菌戰等反人類罪行罄竹難書，南京城內的每一塊青石板，都鐫刻著那段黑暗歷史的沉重印記。

可面對中國，高市早苗政府的態度始終強硬冷漠。不僅從未就侵華罪行向中國人民正式道歉，截至目前還反復炒作“臺灣有事”論，甚至公開否認無核武原則，不斷挑戰二戰后的國際秩序，在紅線邊緣反復試探。

要讀懂高市早苗對中澳兩國態度截然不同的核心原因，就得追溯到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提出的“脫亞入歐”思想。

1895年甲午戰爭，日本擊敗清朝后，索取的戰爭賠款超過清朝此前所有不平等條約賠款的總和，相當于日本當時年財政收入的3倍多。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日本派遣2萬兵力，是出兵規模最大的國家。一戰結束后，中國成為戰勝國，國際地位有所提升，英、美、法等參與八國聯軍的國家，

都或多或少退還了部分庚子賠款，唯有出兵最多且同為戰勝國的日本，始終否認中國的國際地位，是八國聯軍中唯一未退還庚子賠款的國家。

至于長達14年的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帶來的深重災難，更是中華民族永遠無法抹去的傷痛。二戰后期，美國擊敗日本后，冷戰隨即爆發。

美國為拉攏日本，主動終止了對日本戰犯的大規模清算，大批甲級戰犯通過各種渠道重返日本政界與經濟界，繼續影響日本的發展走向。

這段歷史讓日本的心理變得更加扭曲，日本既清楚美國曾打敗自己，又感激美國讓日本免于毀滅和分裂。

于是戰后的日本，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形成了一種又敬又畏的病態心理，外交上始終渴望以西方民主國家自居，極力割裂自身與亞洲的關聯。

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亞無名戰士墓前的這一跪，本質上正是日本“脫亞入歐”病態思維的集中暴露。

或許有人會抱有幻想，覺得高市早苗能對澳大利亞下跪，說不定未來也會對中國低頭懺悔。但清醒看待就能發現，跪著的高市早苗，遠比站著的她更危險，這一跪從來不是真心懺悔，而是日本遞給西方的一份投名狀。

高市早苗是日本政界立場鮮明的右翼鷹派人物，歷次選舉中，她都公開支持修改和平憲法，主張日本擁有先發制人的打擊能力。

這樣一位政治立場堅定的人，愿意在澳大利亞無名戰士墓前擺出最低姿態跪拜，足以說明她對外交工具的運用，已經熟練到可以隨時切換人格的地步。

她此次出訪的戰略目標十分明確，此前她先前往越南，向胡志明紀念碑獻花，隨后飛往堪培拉，在無名戰士墓前雙膝跪地。

這一路到訪的國家，都是與中國存在歷史糾葛或現實摩擦的國家，拉攏的對象，全是美國印太戰略框架下的潛在伙伴。

近年來，美國為遏制中國發展，大力推進印太戰略，日本甘愿充當反華前沿橋頭堡，澳大利亞則扮演“大后方”角色，日澳兩國軍事合作日益緊密。

但這套印太包圍網，本身就存在一道難以彌合的心理裂縫，日本二戰中的侵略歷史，讓澳大利亞、東南亞等國對日本始終存有無法徹底消除的戒心。

正因如此，高市早苗才不惜用跪拜的姿態，選擇性承認部分侵略歷史，以此換取西方國家的信任，穩固反華聯盟。這種精準的現實主義算計，足以證明，對歷史承擔責任這件事，對高市早苗而言從來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可利用的外交工具。

可即便高市早苗精于算計，有一個事實她始終無法改變，那就是中國持續崛起的時代大勢。只要中國堅守戰略定力、穩固自身發展，高市早苗的拉幫結派、刻意挑釁，在絕對的實力面前，終究只是無意義的徒勞。

孫中山先生曾說，歷史的江河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試圖遏制中國發展、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反華聯盟，無論玩弄何種手段，都阻擋不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