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非知之難，行之惟難”出自唐代魏徵的《十漸不克終疏》，原文為“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意思是知道一件事不難，難在實行；實行不難，難在善始善終。貞觀年間，出于對社會安定和國家富強的考慮，魏徵寫下了這篇奏疏，受到了唐太宗的重視，稱贊這篇奏疏是“詞強理直”，下令把奏疏“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
“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這句話作為成文，雖然出自于魏徵，但是類似的表述以及背后所蘊含的道理，卻是早已有之。在中國最早的政令文集《尚書》中有一篇“說命”，記載的是商代名臣傅說向商王武丁講述治國安邦道理的事跡。其中傅說就有這樣一段話：“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其核心大義是指懂得道理并不難，難的是將道理付諸實際行動，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知行關系的本質，成為歷代賢達之士躬身踐行的核心準則。
《禮記·中庸》明確提出了儒家關于治學方法的經典論述：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將“篤行之”視為學習的最終目的。中國哲學的傳統非常重視實踐，可以說，實踐智慧一直是中國哲學的主體和核心。儒家自孔子以來，更是強調哲學作為實踐智慧的重要性。孔子提出“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將知與行作為修身治國的基礎。不唯如此，孔子還主張“為政以德”，申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都是強調了實踐行動對于為政、養德、修身的重要性。孔子一生顛沛流轉、周游列國，就是以實際行動在“弘道”，希望能夠喚起更多人的道德意識，讓他們擔負起任重而道遠的使命。
從春秋時老子《道德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到戰國時荀子《勸學篇》“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再到清代學者金纓的《格言聯璧》“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常常做，不怕千萬事”……無一不是追求實踐之功、注重實行之舉。
顧炎武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和史地學家，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論斷影響極為深遠。縱觀顧炎武的思想和行狀，“經世致用”的實踐特征非常直觀。在各地游學期間，顧炎武就致力于探索“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注重輯錄山川、地理、農田、水利、兵防、物產、賦稅、交通等資料。終其一生，顧炎武堅持“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的學生在《日知錄序》中評價他：“先生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這段話不僅展現了顧炎武“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治學精神，更道出了其將學術研究與經世致用相結合的治學路徑。
“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通觀古往今來仁人志士所以能成大功業者，無一例外，都是行之以漸、持之以恒，力求達到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高度統一，正所謂“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
◎本文原載于《中國紀檢監察報》（作者：劉同華、郝思斯），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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