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如果說權力場上的女性，還能依靠家族背景和特殊機遇獲得一席之地，那么，對于出身平民的女性來說，才情幾乎是她們唯一的武器。但才情是武器，也是枷鎖。薛濤是唐代最著名的女詩人之一，與魚玄機、李冶、劉采春并稱“唐代四大女詩人”。
但薛濤的特殊之處在于：她不僅是詩人，還是企業家。薛濤十六歲時，因為家道中落，被迫加入樂籍，成為官妓。注意，這里的官妓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妓女，而是為官府服務的歌伎，主要從事歌舞表演和文化交際。
在唐代，官妓的地位很特殊。她們受過良好教育，精通詩詞歌賦，是文人士大夫社交圈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與此同時，她們的人身自由受到嚴格限制，沒有婚姻自主權，終身不能被明媒正娶。薛濤就生活在這樣的矛盾中。一方面，她才華橫溢，與白居易、元稹、劉禹錫等大詩人都有詩文往來，被時人稱為“女校書”。另一方面，她始終擺脫不了樂籍的身份，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
但薛濤沒有認命。她做了一件在當時看來很不可思議的事：自己創業。
薛濤發明了一種特殊的紙箋，叫“薛濤箋”。這種紙用浣花溪的水制作，加入木芙蓉的皮和花汁，呈現出淡淡的粉紅色，精美小巧，便于攜帶。“薛濤箋”一經推出，立刻風靡文壇。晚唐詩人韋莊專門寫詩贊美：“也知價重連城璧，一紙萬金猶不惜?！蹦憧?，薛濤用一張紙箋，實現了經濟獨立。她修建了吟詩樓，過上了相對自由的隱居生活。在那個女性幾乎沒有經濟權的時代，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但薛濤的故事，也讓我們看到了才女的另一面困境：情感的枷鎖。薛濤一生最刻骨銘心的感情，是與詩人元稹的姐弟戀。元稹比她小十一歲，兩人在蜀地相識，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但這段感情注定沒有結果。元稹是進士出身，前途無量，他不可能娶一個樂籍出身的女子為妻。幾個月后，元稹離開蜀地，此后十三年，兩人再也沒有見面。薛濤為元稹寫了很多詩，表達思念之情。但元稹呢?他先是續娶了出身河東裴氏的裴淑，后來又與浙東名妓劉采春有情感故事。有人說元稹是“渣男”，始亂終棄。但如果我們把這個故事放在唐代的社會背景下，就會發現：元稹的選擇，其實是制度的必然。唐代法律明確規定：“人各有耦，色類須同。良賤既殊，何宜配合?！币馑际?，只有同一階層的人才能通婚，良民和賤民不能結婚。
元稹作為士人，如果娶薛濤為妻，不僅違反法律，更會斷送自己的仕途。在家族利益和個人前途面前，愛情算什么呢?所以，薛濤的悲劇，不是遇人不淑，而是制度性的悲劇。無論她多么才華橫溢，無論她多么經濟獨立，都無法改變樂籍的身份，無法獲得婚姻自主權。晚年的薛濤，穿上道袍，過起了隱居生活。她曾經寫過《春望詞四首·其一》中“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這沒有停止的相思何嘗不是一種喟嘆？這首詩，既是對自己命運的感慨，也是對那個時代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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