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6年1月11日，北京長安街上的風刮得特別硬，刮在臉上跟刀子似的。那幾天，天安門廣場上擺滿了花圈，從人民英雄紀念碑一直排到紀念碑后頭，白花黃花混在一起，被風吹得一片一片地翻。一個穿著深色棉大衣的中年人站在花圈前面，站了很久很久，久到旁邊的警衛員換了兩班崗，他還是沒動。

這個人就是李鵬。

那一年他47歲，剛過了不惑之年不久。他的眼圈是紅的，但臉上沒有什么表情，就那么直直地盯著那張放大的黑白照片看。照片上的人穿著中山裝，微微笑著，目光很溫和。

他不是來吊唁的，或者說，他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只做一個吊唁者。

這種站在廣場上不肯走的習慣，從1月8日那天就開始了。周恩來走的那天晚上，李鵬接到電話的時候，手里還攥著一份文件。他放下電話，坐在椅子上愣了大概有兩三分鐘，然后起身就往西花廳方向走。那天夜里北京下了一場小雪，地上薄薄一層白，踩上去咯吱咯吱響。他走得很快，快到警衛員差點沒跟上。

從那天起，他幾乎每天都去。有時候是早上，有時候是傍晚，有時候半夜睡不著了，披件衣服就出門。他不說話，就站著。有時候妻子朱琳也跟著去，兩個人并排站著，誰也不看誰，就看著那張照片。

這種行為持續了好幾個月，一直到四五月份的時候，廣場上的花圈開始被清理了，他才慢慢不去了。但據說后來每年的1月8日和清明節前后，他都會找個沒人的地方，自己待一會兒。

這種感情，很難用我們今天熟悉的詞去框定。

說他是養子？他自己2014年出了一本厚厚的回憶錄，里面專門辟了一章來講這件事，寫得清清楚楚——不是，這種說法不正確。

說他只是故交之后？可他管周恩來叫"周伯伯"，管鄧穎超叫"鄧媽媽"，這兩個稱呼一叫就是幾十年，從少年時代叫到兩鬢斑白。

說他是組織上安排的烈士遺孤？可組織上安排的烈士遺孤多了去了，為什么偏偏他跟周家的關系近到了這種程度——近到鄧穎超臨終前嘴里念叨的最后兩個字，據在場的人說，就是"李鵬"。

這事兒得從頭說起，而且不能從1939年那個頭上纏著紗布的少年說起。得更早，早到1901年，早到四川宜賓那個姓趙的大戶人家。

2

趙家在宜賓算得上名門。趙家老爺子叫趙世祿，是晚清的舉人，在當地開著綢緞莊和鹽號，日子過得相當殷實。趙世祿一共生了好幾個孩子，其中有幾個后來都成了了不起的人物，但最讓人唏噓的，是老五趙世炎。

趙世炎這人，生下來就跟別的孩子不一樣。別的孩子還在院子里追雞攆狗的時候，他已經能把《三字經》倒背如流了。他爹趙世祿一看，這孩子是塊料，得送出去讀書。先送到宜賓的新式學堂，后來又送到成都的高等師范附中。趙世炎在成都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接觸新思想了，什么《新青年》啊，什么無政府主義啊，全看，看完還跟同學爭，爭得臉紅脖子粗。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趙世炎在成都帶頭搞學生運動，上街游行，發傳單，演講。他個頭不高，但嗓子特別亮，站在桌子上一喊，底下幾百號人跟著他走。四川軍閥看不下去了，要抓他。趙世炎跑了，跑到北京，然后又跑到法國。

1920年，趙世炎到了巴黎。

巴黎那時候熱鬧得很，中國留學生一大堆，各種社團各種派別，吵得不可開交。趙世炎到了那兒，先進了一所法語補習學校，一邊學法語一邊搞運動。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認識了一個人——周恩來。

周恩來比趙世炎大三歲，1917年就到了日本，后來又轉道歐洲。兩個人在巴黎的時候，經常在一起。不是那種酒肉朋友的在一起，是真的一起扛過事。他們一起組織過"旅歐共產主義小組"，一起編輯過《赤光》雜志，一起在巴黎的地下室里印傳單，一起被法國警察追得滿街跑。

趙世炎有個特點，他特別能干活。別人寫一篇文章要琢磨三天，他一天能寫三篇，而且篇篇有骨頭。周恩來后來說過，趙世炎是他們那批人里最能干的一個，沒有之一。

1924年，趙世炎回國。他先到北京，后來又去上海，在那里搞工人運動。上海的工廠多，工人多，但也危險多。趙世炎不怕，他穿著工裝，鉆進車間，跟工人一起干活，一起吃飯，一起聊天。工人們都服他，叫他"老趙"。

1927年，蔣介石清黨，上海一片白色恐怖。趙世炎當時是上海總工會的負責人，是敵人重點要抓的人。組織上讓他轉移，他不走，說工人們還在，他不能走。7月2日，趙世炎在上海北部的一個弄堂里被叛徒認了出來，當場被捕。

7月19日，趙世炎在上海楓林橋被槍殺。年僅26歲。

那一年，他的三姐趙世蘭還在黨內做地下工作。趙世蘭這個人，脾氣特別硬，什么苦都吃過。她后來活到了建國以后，在黨內的輩分高得嚇人，連鄧穎超、蔡暢見了她都得恭恭敬敬叫一聲"大姐"。為什么？因為趙世蘭1920年代就入了黨，比很多后來的大人物都早。她跟趙世炎是親姐弟，趙世炎犧牲的時候，她就在上海，但她沒有去刑場——不是不想去，是組織上不讓去，怕她暴露。

這是趙家的第一代。

趙家的第二代里，有一個女孩叫趙君陶。趙君陶是趙世炎的堂妹，比趙世炎小幾歲。她也是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在上海做地下交通員，后來又去了蘇聯學習。趙君陶這個人，長得不算特別好看，但特別能吃苦，性格也剛烈。她后來嫁給了一個人——李碩勛。

李碩勛，四川高縣人，1903年生。他參加過南昌起義，是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南昌起義失敗以后，李碩勛沒有撤退，他留了下來，在江西、江蘇一帶繼續搞地下工作。后來組織上調他去上海，擔任中共江蘇省委軍委書記。

李碩勛到上海以后，跟趙君陶結了婚。那是1928年的事。兩個人結婚沒多久，李碩勛就又被派走了。這次是去海南。

海南那時候的革命形勢非常復雜。國民黨在那里的統治很嚴，共產黨的力量很弱。李碩勛去了以后，擔任中共廣東省軍委書記，負責指揮海南的武裝斗爭。但他到海南沒多久，就出了事。

1931年7月，李碩勛在海口被叛徒出賣，被捕。

被捕的時候，李碩勛的身份已經暴露了。敵人知道他是共產黨的大官，想從他嘴里套出更多的東西。審訊了好幾次，用了刑，李碩勛一個字都沒說。

9月5日，李碩勛在海口被槍殺。時年28歲。

那一年，他的兒子李鵬才3歲。

3歲的孩子，對父親沒有任何記憶。他不知道父親長什么樣，不知道父親的聲音是什么樣的，甚至不知道"父親"這兩個字意味著什么。他只知道，家里有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人穿著軍裝，很年輕，在笑。母親有時候會看著那張照片發呆，一發呆就是半天。

李碩勛犧牲以后，趙君陶帶著孩子繼續做地下工作。那個年代做地下工作，帶著個孩子有多難，今天的人根本想象不到。趙君陶有時候要去接頭，孩子沒人看，就鎖在屋里。有時候轉移得急，半夜三更抱著孩子就跑，跑到天亮，孩子在懷里睡得死死的，她自己的腳已經磨出了血泡。

李鵬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過一段話，大意是說，他小時候最怕的事情就是搬家。不是怕搬家本身，是怕搬家的時候母親的表情。每次要轉移，母親的臉就繃得特別緊，一句話都不說，收拾東西的手一直在抖。他那時候小，不懂，但他能感覺到，母親在害怕。

這種日子過了好幾年。

3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趙君陶帶著李鵬從上海輾轉到了武漢，又從武漢到了重慶。那時候重慶已經是戰時陪都了，到處都是從淪陷區跑過來的人，滿大街都是難民。

趙君陶在重慶的工作很忙，她要管組織上的事，還要管孩子。李鵬那時候七八歲，正是淘氣的年紀，但他不怎么淘氣。不是因為乖，是因為他知道母親忙，不敢添亂。他自己學會了洗衣服，學會了煮粥，學會了在母親出門的時候把門反鎖好，然后坐在門口等。

1939年，日軍開始對重慶進行大規模轟炸。

重慶那時候沒有什么防空設施，老百姓的房子都是木頭和竹子搭的，日本飛機一來，炸彈往下一扔，整條街就沒了。5月3日、5月4日那兩天，日本飛機連著轟炸了兩天，重慶城區燒成了一片火海。據后來的統計，那兩天死了將近五千人，傷的更多，整個下半城幾乎被炸平了。

李鵬就是在那次大轟炸里受的傷。

具體的細節，后來有好幾個版本。比較靠譜的一個說法是，炸彈落下來的時候，李鵬跟著人群往防空洞跑，跑得太急，腳下一滑，腦袋磕在了一塊石頭上。血流了一臉，人當場就懵了。旁邊的人把他抱起來，往最近的醫院跑。

趙君陶那時候不在他身邊。她在另一個區做聯絡工作，等她趕到的時候，李鵬的頭已經被包扎好了，纏了一圈白紗布，躺在一張木板床上。

李鵬后來回憶說，他醒過來的時候，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母親，是他三姨趙世蘭。趙世蘭坐在床邊，手里攥著一塊濕毛巾，眼睛紅紅的，但沒哭。她看到李鵬醒了，就說了一句話："蘭蘭，你醒了？"

"蘭蘭"這個名字，是李鵬的小名。但這個小名有點怪，因為它聽起來像個女孩的名字。為什么一個男孩要叫"蘭蘭"？這里面有個故事。

趙世蘭一輩子沒有結婚。不是沒人要，是她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給了革命，沒有心思也沒有條件去考慮個人的事。趙君陶心疼這個姐姐，就跟李碩勛商量，說以后孩子生下來，小名就叫"蘭蘭"，算是紀念三姐這一輩子的犧牲。李碩勛同意了。后來李碩勛犧牲了，這個名字就一直叫了下來。

一個沒有結過婚的女人，把自己的名字給了一個男孩當小名。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趙世蘭對這個孩子的感情有多深。

李鵬傷好了以后，暫時住在三姨趙世蘭家里。趙世蘭那時候在重慶做黨的聯絡工作，住的地方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凈。李鵬頭上的紗布還沒拆，整天就在屋里待著，哪兒也去不了。

就是在這個時候，鄧穎超來了。

鄧穎超來的那天，是個下午。重慶的下午總是灰蒙蒙的，霧很大，能見度不到五十米。鄧穎超穿著一件灰布棉袍，頭發梳得很整齊，走進門的時候，趙世蘭正在廚房里熬粥。

鄧穎超一進門，沒先跟趙世蘭說話，而是直接走到李鵬的床前，彎下腰，看了看他頭上的紗布，然后說了一句："蘭蘭，疼不疼？"

就這一句話。

注意，她叫的是"蘭蘭"。不是"李鵬"，不是"世陶的孩子"，是"蘭蘭"。這個小名，除了趙家自己人，外人幾乎沒人知道。鄧穎超能一口叫出來，說明她早就知道這個孩子的存在，而且關注了不是一天兩天了。

這不是一次偶然的看望。這是一次蓄謀已久的來訪。

后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鄧穎超看完李鵬以后，跟趙世蘭聊了很久。具體聊了什么，沒有留下任何記錄。但聊完以后，鄧穎超做了一個決定——把李鵬帶回周公館。

周公館，就是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在曾家巖50號。那是一棟三層的小樓，樓下是辦事處的辦公區，樓上住人。周恩來當時不在重慶，他在延安。所以周公館里實際主事的是鄧穎超，還有葉劍英、董必武他們。

李鵬就這么跟著鄧穎超走了。他那時候11歲，頭上還纏著紗布，手里拎著一個小包袱，包袱里裝著兩件換洗衣服和一本翻爛了的《三國演義》。他回頭看了一眼三姨，趙世蘭站在門口，沒說話，只是朝他擺了擺手。

從那一天起，李鵬在周公館住了下來。一住就是好幾個月。

4

周公館的日子，跟李鵬以前過的完全不一樣。

以前他跟著母親東躲西藏，吃了上頓沒下頓，睡覺都不敢睡踏實。到了周公館以后，有熱飯吃，有干凈的床睡，還有人管他學習。

但周公館也不是什么安樂窩。那是戰時的陪都，物資緊張得要命。周公館里的人，吃的都是粗米淡飯，偶爾能吃頓回鍋肉就算改善生活了。鄧穎超自己也不搞特殊，她穿的衣服打了好幾個補丁，跟普通工作人員沒什么兩樣。

李鵬到了周公館以后，鄧穎超給他安排了一個任務——學習。不是去學校，是在館里自學。鄧穎超親自給他列了一個書單，從《論語》到《古文觀止》，從中國歷史到世界地理，滿滿當當寫了一頁紙。她跟李鵬說，你父親是個讀書人，你不能比你父親差。

李鵬那時候還小，不太懂這句話的分量。但他聽進去了，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看書，看到吃早飯，吃完早飯接著看，看到中午，中午歇一會兒，下午再看。

周公館里人來人往，今天來個將軍，明天來個教授，后天又來一群從淪陷區跑出來的學生。這些人來了以后，都要在樓下的客廳里坐著聊，聲音很大，吵得李鵬看不進書。但他也不抱怨，就把書搬到樓上的走廊里，靠著墻看。

就是在這段時間里，發生了兩件小事。這兩件事后來被李鵬寫進了回憶錄，而且寫了不止一次。

第一件事，是關于一本書的。

李鵬那時候愛看書，看到什么都想翻。有一天他從周公館的書架上拿了一本書，是一本講蘇聯工業化的書，看了兩天，看完了，隨手放在了客廳的茶幾上。過了幾天，周恩來——不對，那時候周恩來還沒回來——是董必武問他，那本書是不是他拿的。李鵬說不是。董必武也沒追問，就去找。找了半天，在茶幾底下找到了。

后來這件事傳到了鄧穎超耳朵里。鄧穎超沒有罵他，但也沒有放過他。她把李鵬叫到跟前，很認真地說，書看完了要放回原處，這是規矩。你不放回去，別人要用的時候找不到，耽誤的是大家的事。

李鵬后來說，鄧媽媽那天的語氣不重，但他聽出來了，那不是在跟一個孩子說話，是在跟一個大人說話。

過了幾天，周恩來從延安回來了。他回來以后聽說了這件事，專門把李鵬叫過來，先說了一句"是我錯怪你了"——原來之前有人跟他說書是李鵬拿的，他信了，后來發現不是。道完歉，他又說了一遍鄧穎超說過的話：書要放回原處。

一個11歲的孩子，被兩個大人先后因為同一件事教訓了兩遍。這種事，放在今天的家庭里，大概會覺得有點小題大做。但在那個年代，在周公館那種環境里，這就是日常。

第二件事，更小，但李鵬記了一輩子。

周公館經常接待來訪的客人。有一次來了一個從山西前線跑回來的年輕干部，渾身是土，鞋都磨破了，進門的時候連招呼都打不利索。周恩來當時在樓上，聽到動靜下來了，一看這個人的樣子，馬上讓人倒水、拿毛巾、端飯。那個年輕干部一開始還拘束，不敢坐。周恩來就拉著他的手，讓他坐下，然后自己也坐下來，開始聽他講前線的情況。

那個年輕干部講了將近兩個小時，中間磕磕巴巴的，有時候說著說著就哭了。周恩來一直在聽，手里拿著筆，一邊聽一邊記。等那個人講完了，周恩來把記的東西念了一遍給他聽，問他對不對。那個人說對。周恩來又說，你講的這些，我會轉給組織上，該解決的問題一定解決。

李鵬當時就站在旁邊看著。他后來說，他那時候不太懂什么叫"群眾路線"，但他看到了一件事——周伯伯對一個鞋都磨破了的小干部，跟對一個將軍，是一模一樣的態度。

這種細節，不是演出來的。周公館里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周恩來接待客人從來不看人下菜碟。不管你是什么級別、什么身份，進了這個門，就是客，就得好好招待。

李鵬把這些東西都看在了眼里。他那時候11歲，不一定能理解這些行為背后的邏輯，但他能感覺到一種東西——一種跟他以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東西。以前他跟著母親，看到的是躲藏、是恐懼、是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到了周公館，他看到的是另一種活法——一種有秩序的、有尊嚴的、把每個人都當人看的活法。

這種活法，對一個11歲的孩子來說，沖擊是巨大的。

5

1940年，李鵬要走了。

組織上安排他去延安。那時候從重慶到延安，路遠得很，要先坐車到西安，然后從西安走路或者騎馬穿過封鎖線，才能到延安。這一路上兵荒馬亂的，國民黨的關卡一個接一個，隨時可能出事。

但李鵬不怕。他那時候已經在周公館待了快一年了，整個人都變了。以前那個躲在母親身后不敢說話的小孩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能自己看書、自己走路、自己做決定的少年。

出發那天，鄧穎超給他收拾了一個包袱。包袱里有兩件換洗衣服、一雙布鞋、幾塊干糧，還有一封信。信是寫給延安那邊的人的，交代了李鵬的情況，讓那邊好好照顧。

鄧穎超送他到門口，蹲下來，幫他把衣領整了整，說了一句話："到了延安，好好學，別給你父親丟人。"

李鵬點了點頭，轉身走了。走了幾步，又回頭看了一眼。鄧穎超還站在門口，手抬著，像是要揮手，又像是要說什么，但最終什么也沒說。

從重慶到延安的路，李鵬走了將近兩個月。

一路上的事情，他后來寫了不少。有一段特別有意思。他們一行人走到陜西境內的時候，遇到了一隊國民黨的巡邏兵。帶隊的是個排長，看他們這群人穿得破破爛爛的，懷疑是逃兵，要把他們扣下來。同行的一個大人急了，掏出八路軍的證件。那個排長看了看，不認，說這年頭假證件多得很，誰知道你們是什么人。

眼看就要動手了，李鵬不知道哪來的膽子，走上前去，說了一句話。他說，我們是去延安上學的學生，這是我們的路費和介紹信，你要是不信，可以打電話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問。

那個排長被他這一頓說得愣了一下。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說話不慌不忙的，條理還挺清楚。他猶豫了一下，揮了揮手，放他們走了。

后來同行的大人問他，你怎么不怕？李鵬說，我在周公館見過的大官比你見過的都多，一個排長算什么。

這話說得有點狂，但也確實是實話。周公館那種地方，進進出出的都是什么人？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王若飛……一個11歲的孩子天天在這些人中間轉，眼界自然不一樣。

到了延安以后，李鵬被安排進了延安自然科學院。這是一所專門培養技術干部的學校，教數學、物理、化學，還有一點機械知識。李鵬在那里學了好幾年，后來又去了延安中學。

也就是在延安，他第一次正式見到了周恩來。

那次見面的具體時間，李鵬在回憶錄里寫的是1940年的冬天。地點是延安的窯洞里。周恩來那時候剛從蘇聯治傷回來不久，身體還沒完全恢復，但已經開始工作了。

李鵬進去的時候，周恩來正在看文件。他抬起頭，看了李鵬一眼，然后放下文件，站起來，走到他面前。

周恩來沒有馬上說話。他就那么看著，看了很久。

李鵬后來說，那種目光他一輩子都忘不了。不是那種長輩看晚輩的慈祥目光，是一種很復雜的東西——有審視，有回憶，有感慨，還有一點他當時讀不懂的東西。

然后周恩來說了一句話。

他說："長大了，越來越像他父親了。"

就這一句。

李鵬站在那里，不知道該說什么。他對父親沒有記憶，不知道自己像不像。但周恩來說像，那就是像。

然后周恩來注意到了一個細節——李鵬的背有點駝。不是很嚴重，但能看出來。周恩來走過去，用手在他背上輕輕捶了幾下，說，挺起來，別駝背。做人要挺胸抬頭，你父親就是這樣的人。

從那以后，每次李鵬見到周恩來，周恩來都會下意識地看一眼他的背。如果他駝著，周恩來就會說一句"挺胸"。這個習慣一直持續到周恩來去世。

李鵬后來真的改了。他這一輩子，不管是站著還是坐著，背都是直的。有人問他為什么，他說，周伯伯讓我挺的。

6

在延安的那幾年，李鵬過得相對安穩。

他在自然科學院學了兩年，成績不錯，尤其是數學和物理。后來組織上覺得他適合學電力，就把他送到了延安大學自然科學院的電力班。那個年代，電力是最緊缺的技術人才，全國都缺。組織上培養他，是有明確目的的——將來要搞建設，得有人懂電。

1945年抗戰勝利以后，李鵬被派到了東北。

為什么是東北？因為東北有日本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鞍山的鋼鐵廠、撫順的煤礦、豐滿的水電站，都是好東西。但這些東西在戰亂中被破壞得很厲害，需要人去修、去管、去重建。

李鵬到了東北以后，先在哈爾濱的一個發電廠干了一段時間。那時候的發電廠，設備老舊，管理混亂，工人文化水平低，干什么都靠蠻力。李鵬去了以后，先從最基礎的事做起——查線路、記數據、畫圖紙。他不擺架子，跟工人一起爬電桿、鉆電纜溝，手上磨出了一層厚繭子。

干了一年多，組織上把他調到了豐滿水電站。豐滿水電站是當時亞洲最大的水電站，日本人建的，但抗戰末期被蘇軍拆走了不少設備。李鵬到了以后，主要任務是參與恢復工作。

豐滿的條件比哈爾濱好不了多少。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室外作業手一碰鐵就粘上去了。李鵬帶著一幫技術人員，天天泡在工地上，一點一點地把設備修好。那段時間他瘦了十幾斤，臉上的皮都被風吹裂了。

就是在豐滿，他遇到了后來的妻子朱琳。

朱琳是北京人，1920年生，比李鵬小一歲。她也是被組織上派到東北的，在東北的一所中學當老師。兩個人是在一次聯歡會上認識的。李鵬那時候穿著一件油漬麻花的棉襖，站在角落里不怎么說話。朱琳注意到他，是因為他手里拿著一本俄文版的《電機學》，在那兒默默地翻。

后來的事情就很自然了。兩個人慢慢熟了，慢慢走近了，1946年在哈爾濱結了婚。婚禮很簡單，就是在宿舍里擺了一桌飯，請了幾個同事，吃了頓餃子。

結婚以后，朱琳跟著李鵬到處跑。豐滿干完了去撫順，撫順干完了去阜新，阜新干完了又回哈爾濱。朱琳后來說，那幾年她最大的感受就是——這個人不著家。不是不想著家，是真的沒時間。有時候她好不容易到了一個地方，安頓下來了，李鵬又接到調令，說走就走。

但朱琳沒有怨言。她是那個年代過來的人，知道什么叫大局。她自己也是黨員，也是組織上派到哪兒就到哪兒。兩個人就這么過著，聚少離多，但感情一直很好。

1948年，李鵬的大兒子出生了，取名叫李小鵬。小名"小強"。這個名字是朱琳起的，說是希望孩子皮實，經得起折騰。

7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

李鵬那時候在東北，聽到消息的時候，正在阜新的一個煤礦里檢查設備。收音機里傳來天安門廣場上的聲音，他站在礦井口，聽了很久。旁邊的工人問他，老李，你怎么不說話？他說，我在聽。

從那以后，他的人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建國初期，電力系統是最缺人的地方。全國那么多城市要通電，那么多工廠要開工，沒有電什么都干不了。李鵬在東北干了好幾年電力，算是行家里手，組織上就把他留在了電力系統。

1955年，李鵬被派到蘇聯去學習。去的是莫斯科動力學院，學的是水力發電。那時候中國跟蘇聯的關系還很好，蘇聯專家遍地都是，去蘇聯留學是很多技術干部夢寐以求的事。

李鵬在莫斯科待了將近四年。這四年里，他學了很多東西，不光是技術，還有蘇聯那套管理體系。蘇聯的電力系統是計劃經濟的典型代表，從發電到輸電到配電，每一個環節都有嚴格的標準和流程。李鵬把這些東西都學了，記了好幾本筆記，后來回國以后全用上了。

但在蘇聯的那幾年，也有一件事讓他印象很深。

有一次，他去參觀莫斯科的一個變電站。那個變電站建于1930年代，設備都是蘇聯自己造的，運行了二十多年，一點毛病沒有。帶他參觀的蘇聯工程師說了一句話，大意是：我們的設備不是最先進的，但我們的維護是最好的。設備再好，不維護也是廢鐵。

這句話李鵬記了一輩子。他后來在中國的電力系統里推行了一套嚴格的設備維護制度，就是從這句話來的。

1959年，李鵬從蘇聯回來了。

回國以后，他被安排在北京電力系統工作。那時候北京的電力供應很緊張，經常拉閘限電。工廠開不了工，居民點不了燈，冬天取暖都成問題。李鵬到了以后，一頭扎進去，天天跑現場，天天開會，天天跟各個部門吵架。

也就是在這一年，發生了一件事，跟周恩來有直接關系。

朱琳懷第二個孩子了，預產期在年底。但就在臨產前幾天，朱琳突然羊水破了，比預產期早了將近一個月。當時的情況很危險，羊水破了以后如果不盡快處理，大人小孩都有生命危險。

李鵬急得團團轉。他一個搞電力的，對婦產科的事一竅不通。他打電話找人，找了一圈，最后找到了鄧穎超那里。

鄧穎超接到電話以后，二話沒說，直接去了協和醫院。她找到了當時婦產科最權威的大夫林巧稚。林巧稚那個時候已經七十多歲了，但還在一線做手術。鄧穎超跟她說了情況，林巧稚說，我去。

當天下午，朱琳被推進了手術室。林巧稚親自主刀，李鵬在外面等了四個多小時。孩子生下來了，是個女孩，取名李小琳。母女平安。

李鵬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這件事的時候，只寫了一句話：鄧媽媽請來了林大夫，朱琳和孩子都平安。

他沒有寫自己當時的心情。但據當時在場的人說，李鵬在走廊里等的那四個小時，抽了半包煙，把走廊的地都踩出了印子。

8

1966年，大革命開始了。

這場運動對李鵬的沖擊，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他不是什么大官，當時只是北京供電局的一個技術干部，連局長都不是。但他的身份特殊——烈士遺孤，周總理故友之后，蘇聯留過學。這三個標簽，在那個年代，每一個都可能是罪名。

"蘇聯留過學"——這在大革命里叫"蘇修特務"。

"烈士遺孤"——這倒不是罪名，但容易被人拿來做文章，說你是靠關系上來的。

"周總理故友之后"——這個最微妙。有人想保護他，有人想整他，兩邊都在看周總理的態度。

周總理的態度很明確：保。

但怎么保，這里面有講究。周總理不能公開說"李鵬是我的人"，那樣反而害了他。他只能用一種很隱蔽的方式——在各種場合里，不經意地提到李鵬的工作表現，讓別人知道這個人是有本事的，不是靠關系混日子的。

有一次，劉瀾波——當時的水電部部長——想把李鵬調到北京來，擔任供電局的代理書記。這個任命按說不算大，但在那個敏感時期，任何人事調動都可能被人盯上。劉瀾波去找周總理匯報，周總理一開始不同意。

理由是什么？周總理說，這個孩子太年輕了，37歲，當代理書記，別人會說閑話。不能因為跟我熟，就給他高位置。

劉瀾波不死心，拿出了一堆材料——李鵬在東北的工作總結、技術報告、群眾評議，一樣一樣擺在周總理面前。周總理看了半天，最后說了一句：行，既然他真的干得好，那就讓他干。但有一條，干不好，隨時撤。

李鵬后來知道了這件事，什么也沒說。他就是到了北京以后，干得更拼命了。供電局那些年在他手里，沒有出過一次大事故。北京那么大的城市，幾百萬人用電，一年365天不斷電，這在當時的條件下，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但文革的風浪還是波及到了他。1967年，有人貼了他的大字報，說他是"蘇修特務的狗崽子"。李鵬被關進了牛棚，關了三個月。那三個月里，他每天被拉去批斗，跪在臺上，低著頭，聽別人罵。他不辯解，也不求饒，就那么跪著。

朱琳那時候也被隔離了，兩個人見不著面。朱琳后來說，她最擔心的不是自己，是兩個孩子。大兒子李小鵬那時候十幾歲了，在學校里被人欺負，回家來不敢說。小女兒李小琳更小，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爸爸不見了，天天問媽媽爸爸去哪了。

三個月以后，李鵬被放了出來。放出來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沒事了，是因為周總理在一次國務院的會議上點了他的名，說北京的電力不能斷，李鵬要是出了事，誰來管電？

這句話的分量，在場的人都聽懂了。

9

1976年，是李鵬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年。

1月8日，周恩來走了。

李鵬接到消息的時候，是在辦公室里。電話是鄧穎超的秘書打來的，說總理走了，讓他趕緊去西花廳。李鵬放下電話，站起來，腿軟了一下，扶著桌子才沒倒下去。

他趕到西花廳的時候，鄧穎超坐在客廳里，身邊圍了一圈人。她沒有哭，臉上的表情很平靜，平靜得不像是剛剛失去了相伴五十年的人。她看到李鵬進來，招了招手，說，你來了，坐吧。

李鵬坐下來，不知道說什么。周圍的人都在哭，他沒哭。他就是坐在那里，看著鄧穎超，看了很久。

后來的事情，前面已經說了。他幾乎天天去天安門廣場，站在花圈前面，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但還有一件事，很少有人知道。

周恩來走了以后，鄧穎超做了一件事——她把周公館里周恩來的遺物整理了一遍。衣服、書籍、文件、照片，一樣一樣地分類、登記、打包。這些東西后來都捐給了博物館，但有幾樣東西，她沒有捐。

其中有一樣，是一張照片。照片上是1940年在延安，周恩來和李鵬的合影。照片已經發黃了，邊角都卷了。鄧穎超把這張照片單獨放在一個信封里，信封上寫了三個字：給蘭蘭。

這個信封后來是通過別人轉交給李鵬的。李鵬拿到的時候，手抖了一下。他打開信封，看到那張照片，看到照片上那個11歲的自己，站在周恩來旁邊，背微微駝著，表情緊張又倔強。

他把那張照片放在了自己辦公室的抽屜里，放了很多年。后來搬了好幾次家，那張照片一直跟著他。

1992年，鄧穎超病重。

那時候她已經88歲了，身體各方面的機能都在衰退。她住在西花廳的樓上，房間里很安靜，窗簾拉著，只有一盞小燈亮著。

李鵬那時候已經是國務院總理了，工作忙得腳不沾地。但他每個星期都會抽時間去看鄧穎超。每次去，鄧穎超都精神還行，能跟他說幾句話。說的都是些家常——你工作忙不忙？孩子們好不好？身體怎么樣？

但1992年7月11日那天，情況不一樣了。

李鵬去的時候，鄧穎超已經很虛弱了，躺在床上，眼睛半睜半閉。李鵬坐在床邊，握著她的手。那只手很瘦，皮膚薄得能看到下面的血管。

鄧穎超突然睜開了眼睛，看著李鵬。她的嘴唇動了動，像是要說什么。李鵬把耳朵湊過去，聽到了兩個字。

李鵬。

就這兩個字。

然后她的眼睛又閉上了。

這兩個字是不是她最后說的話，在場的人有不同的說法。有人說是，有人說她最后說的是別的。但李鵬自己認定，那兩個字就是"李鵬"。

他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詳細講過這件事。只是在2014年的回憶錄里，提了一句。

10

2014年，李鵬的回憶錄出版了。

那本書很厚，幾十萬字，寫了他從出生到退休的幾乎所有事情。關于周恩來夫婦的部分，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在講到"養子"這個說法的時候，他專門停下來，用了整整一頁紙來澄清。

他寫的大意是：外界一直有一種說法，說我是周恩來的養子。這種說法不正確。我和周恩來、鄧穎超的關系，是老同志和烈士子女的關系。這是組織上的安排，也是他們對犧牲戰友的承諾。這種關系，比私人的養子關系更重，也更純粹。

他還寫了一段話，大意是說，如果我真的是養子，那其他烈士的孩子怎么辦？趙世炎的后人怎么辦？李碩勛的其他戰友的后人怎么辦？周恩來夫婦身邊從來不缺孩子，孫維世、葉正大、葉正明，還有很多很多，都管他們叫周伯伯、鄧媽媽。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專利。

這段話寫得很克制，但能看出來，他是認真的。他不是在否認感情，他是在保護一種東西。

什么東西呢？

可能是那一代革命者之間的一種默契。一種不用說出來、但所有人都懂的默契。

這種默契的核心是：我們活著的人，欠死去的人一筆債。這筆債不是錢，不是物，是把他們的孩子養大、教好、送上正路。這是集體的責任，不是某一個人的私事。

如果周恩來公開收了李鵬當養子，那這筆債就變成了私債。私債是要還的，而且還的方式只有一種——給這個孩子特殊待遇。給了特殊待遇，就開了一個口子。以后別人的孩子怎么辦？你收了一個，不收另一個，說得過去嗎？

所以不能收。不是不想，是不能。

這種邏輯，今天的人可能很難理解。我們習慣了把感情私有化——你對我好，我就認你當爸當媽，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那一代人的世界里，感情是公有的。你對我好，不是因為你喜歡我，是因為你欠我父親的。你對所有烈士的孩子都好，那才是對的。你只對我一個人好，那反而是錯的。

李鵬把這些都看在了眼里，記在了心里。所以他在回憶錄里說，他跟周恩來夫婦的關系，是"老同志和烈士子女的關系"。

這句話聽起來很冷，但如果你知道那段歷史，知道那些年發生了什么，你就會明白，這句話的溫度，比"爸爸媽媽"四個字還要高。

因為"爸爸媽媽"是一個人給你的，而"老同志和烈士子女的關系"，是一整代人給你的。

1976年以后的事情，就不多說了。李鵬后來的路走得很長，當了國務院總理，干了十年。這十年里，中國的電力系統上了一個大臺階，全國大部分地區實現了不間斷供電。這跟他年輕時在東北、在蘇聯學的那些東西，有直接的關系。

他退休以后，很少公開露面。偶爾出現在一些紀念活動上，站在角落里，不說話。有人認出他來，跟他握手，他就點點頭。

2019年，李鵬走了。

走的那天，北京也在下雨。跟1976年1月8日那天一樣，天灰蒙蒙的，風很大。

他這一輩子，頭上那道1939年留下的傷疤，早就看不見了。但有些東西，是看不見也磨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