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金戈。

哈里斯在最近的公開講話中提到，美國的Z世代——也就是如今13到27歲左右的年輕人——正在經歷深刻的心理與經濟危機。

他們成長于氣候危機的陰影下，剛步入社會就遭遇新冠疫情沖擊，如今又面對高房價、低工資、就業不穩等現實難題。

這一代人正在失去對“未來”的信心，不敢生、不敢買房，甚至對職業規劃都充滿恐懼，一個富裕國家的年輕人，卻活得像沒有未來，這種反差令人震驚。

哈里斯說，我們必須關注他們，因為這不僅是代際問題，更是社會的警示——一個國家的年輕人若失去希望，意味著整個時代正被焦慮吞噬。

這也引出了一個更深的思考：Z世代的焦慮究竟從何而來，他們的未來還有出路嗎？

近年來，美國的年輕人越來越難實現所謂的“美國夢”——買房、安家、生活穩定。

根據Redfin和Fortune的多份報告，美國的房價在過去三年里暴漲，2025年仍維持在歷史高位，平均房價超過42萬美元，而要買得起這套房，通常需要年收入至少六位數。

對于剛步入職場的Z世代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今，美國的首購房者人數已經跌至歷史低點——2024年僅有約114萬人，幾乎是2004年的一半。

不少年輕人選擇繼續租房或與父母同住，他們清楚，即便再節省，也很難攢夠動輒五六萬美元的首付。

調查顯示，超過80%的Z世代認為買房對他們來說比上一代更困難，他們中的大多數甚至不再把買房作為人生目標，而是轉向短期工作、租房生活、自媒體或副業收入模式。

這一變化折射出深層的經濟困境：美國雖然整體富裕，但財富分配極度失衡，當中產階級的住房比例不斷下降，面對高房價和高利率，年輕人幾乎被徹底擠出房地產市場。

更讓人無奈的是，住房不僅是財產，更是社會地位的象征，這意味著Z世代的“階層上升通道”正在關閉，他們沒有房產，就無法積累家庭財富，而社會分化也因此進一步加劇。

這種買房焦慮并非單純的經濟問題，更是一種心理困境，許多年輕人覺得自己“永遠買不起房”，因此失去了奮斗的動力。

哈里斯在講話中提到，她的青年侄女甚至哭著說：“以后這個世界會變成什么樣？我還該不該生孩子、組建家庭？”

這種情緒正在整個社會蔓延，當連副總統家庭的年輕人都如此失望，可見美國的“住房危機”早已演化為“信心危機”。

“找不到適合的工作，也留不住工作，”這是Z世代在職場上的普遍寫照。

根據ResumeLab和RevelioLabs的調查，超過80%的Z世代將自己定義為“工作跳躍者”，平均每兩年就會更換一次工作。

一項PDF研究顯示，他們的平均工作時長只有2.3年，幾乎是嬰兒潮一代的四分之一，更令人吃驚的是，Randstad的全球報告指出，Z世代在職場的平均任職時間僅1.1年，是歷史上流動性最高的一代。

這種頻繁跳槽背后有現實原因：過高的生活成本、停滯的工資漲幅、企業縮減崗位。

CNBC等媒體報道，美國年輕員工即便忠誠待崗，每年加薪只有2-5%，但跳槽后可提升10%-20%的薪資，這讓他們不得不“不斷換工作以求生存”。

另一方面，疫情后的經濟波動讓許多人感到職業不安全，科技、金融等原本熱門行業進入裁員潮，而入門崗位減少了近三成。

這些年輕人不僅要對抗職場的不穩定，還要承擔經濟壓力——房租、學貸、醫療保險，讓他們沒有喘息空間。

哈里斯稱，必須讓“機會經濟”成為國家目標，讓年輕人有公平競爭的機會，但現實是，美國的勞動市場正在變得更加殘酷。

公司追求靈活用工和成本控制，短期合同、虛擬工作甚至“零工經濟”成為常態，Z世代看似自由，但實則更脆弱——沒有長期保障，也缺乏職業歸屬感。

一項統計顯示，超過一半的Z世代正在同時從事兩份或多份工作，有人把這稱作“副業化生存”，他們在努力維持收入，卻越來越遠離穩定人生的軌道。

這種職場焦慮加劇了心理壓力，哈里斯曾多次在學生活動中談到，年輕人常感到迷茫和不安，因為他們一邊看到人工智能和數字化改變就業結構，一邊又擔心自己被時代淘汰。

過去的“一份工作干到退休”已不復存在，一個充滿變動、競爭激烈的時代正在迫使他們早早就要計劃下一次跳槽，對許多人而言，工作不再是夢想的起點，而只是避風的臨時港。

除了經濟和職場壓力，Z世代還背負著另一種更深層的焦慮：氣候危機。

哈里斯在多場氣候相關活動中強調，這一代年輕人自出生起就生活在氣候問題的重壓下，他們經歷了近十次歷史上最熱的夏天、頻繁的火災、洪災和干旱。

她指出，年輕人甚至創造了一個詞來形容這種感覺——“氣候焦慮”。

這種焦慮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映射到日常生活中，他們擔心未來的地球是否還能適宜居住，擔心極端天氣毀掉家園，也擔心氣候變化讓經濟更加不穩定。

2025年的青年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美國年輕人因氣候和經濟壓力出現焦慮或抑郁癥狀，而這背后的邏輯很直接。

當未來不可預測，人們自然會選擇“暫緩人生決定”，包括結婚、生育、買房乃至長期職業規劃。

哈里斯在演講中說，這一代人是行動者，他們既恐懼，也在尋找改變方法，她呼吁政府要從教育、就業、氣候政策上給予年輕人希望。

事實上，美國政府確實在推行綠色就業、住房補助、清潔能源投資等政策，但效果有限。

多數年輕人仍在等待更實質性的改變——他們希望有能負擔得起的住房、有長期發展的職業、有干凈安全的環境，這不只是個人訴求，而是關乎社會的未來。

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多維焦慮逐漸融合成一種集體情緒，年輕人不再相信傳統的“成功路線”，他們重新評估生活意義。

有人選擇低欲望、極簡生活，有人追求自由職業或長期旅行，也有人轉向社交媒體和數位創業以逃避現實。

美國社會研究學者指出，這種現象代表“后夢時代”的到來——一個連美國夢都變成歷史回憶的年代。

哈里斯說：“我們必須關注Z世代，因為他們不僅代表未來，他們正在為整個國家敲響警鐘。”

這一時代的年輕人，背負著經濟、氣候和心理多重壓力，但他們并未完全放棄希望，從氣候運動到職場改革，從共享居住到遠程創業，Z世代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生活的可能”。

他們不再依靠舊路徑，而是試圖創造新的“機會經濟”與新生活模式——更自主、更靈活，也更現實。

從中國的角度看，美國年輕人的困境并非遙遠的故事，而是一種全球性的提醒：當經濟結構失衡、房價高企、職場動蕩時，青年群體的焦慮會成為社會的警示。

一個國家如果無法讓年輕人看到前途，無論科技多先進、經濟多繁榮，也會失去可持續的動力。

哈里斯的警言，讓人想到一句話：焦慮不是懦弱，而是時代疲憊的鏡子，Z世代正在這面鏡子前，努力尋找出路，或許，只有當社會開始傾聽他們的內心，未來才有可能被重新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