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雜牌連長到50萬大軍中央軍統帥，他是唯一一人是誰？

一九五〇年六月，臺灣馬場町刑場傳出槍聲，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陳儀被執行死刑。將他送上刑場的關鍵證據是一封親筆信，上交這封信的正是國民黨高級將領湯恩伯。陳儀是湯恩伯早年的最大恩人，一手將其提拔。陳儀死后，湯恩伯出資買了一口棺材為其收殮。

在派系林立的國民黨中央軍中，高級將領多出自黃埔軍校或是保定軍校。湯恩伯是一個絕對的異數。他既非黃埔出身，也不是常凱申的嫡系舊部。但他卻從雜牌軍少尉排長起步，一路晉升，巔峰時獨攬近五十萬大軍指揮權，與陳誠、胡宗南兩方勢力并立。

這種晉升始于一九〇〇年的浙江武義。湯恩伯原名湯克勤，生于普通農家。在本地念完小學后，前往杭州體育專校就讀。畢業后，他未從事教職工作，而是卷入了一場地方債務糾紛。為躲避當地官府查緝，他被迫離開家鄉，流亡外地。

走投無路之際，湯克勤混入駐扎在浙江的地方武裝，謀得少尉排長一職。這支地方部隊裝備簡陋，在各路武裝勢力交鋒中屢戰屢敗。在此期間，他的日常操練十分嚴苛，引起了時任浙軍第一師師長陳儀的注意。

一九二五年，陳儀調任浙江地方高級軍政職務。他自掏腰包為湯克勤購買前往日本的船票，按月匯寄生活費，資助其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深造。陳儀還將親外甥女許配給他。為穩固關系，湯克勤正式改名“恩伯”。

一九二七年，湯恩伯完成日本學業歸國。當時國民黨正規軍正在擴編，急需受過系統軍事教育的教官。陳儀出面寫信，將他推薦給在南京中央軍校擔任教育長的張治中。湯恩伯憑借此信順利進入國民黨中央軍校，擔任學兵營營長。

在中央軍校任職期間，湯恩伯照搬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操練標準。他要求學員進行高強度負重越野，制定了嚴厲的懲罰措施。這種強硬作風符合當時國民黨高層整頓軍紀的需要，讓他成功洗脫雜牌軍官標簽，初步獲得高層信任。

讓他獲得兵權的關鍵節點是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當時馮玉祥陣營的石友三部發動兵變，威脅到國民黨設在商丘的行營指揮部。湯恩伯率領教導分隊，利用鐵路沿線設施阻擊叛軍，保住指揮部安全。戰役結束后，他被破格提拔為第八十九師師長。

一九三二年，國民黨組建第十三軍，湯恩伯出任軍長。他將大量在軍校任教時的親信安插進部隊核心崗位，排擠其他派系軍官，將其打造成受自己控制的私人武裝。這支部隊后來成為他向外擴張個人軍事勢力的基本盤。

一九三七年抗戰全面爆發，日軍集結主力強攻南口防線。湯恩伯率領第十三軍在此布防。面對日軍重炮和航空炸彈，守軍依托天然巖石淺坑防守。在十八天防御戰中，陣地多次易手，第十三軍承受重大傷亡，遲滯了日軍推進速度。

一九三八年徐州會戰中，湯恩伯出任第二十軍團軍團長。臺兒莊戰役期間，他指揮部隊在魯南山區進行大范圍迂回，切斷日軍后方補給線，隨后協同正面守軍發起反擊，迫使日軍丟棄重裝備突圍。這次戰果讓他在軍內地位迅速攀升。

臺兒莊戰役后，他升任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及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駐扎河南。期間，他利用戰區長官職權，大規模收編河南、安徽交界的地方保安團和游雜散兵，將這些地方武裝重新編組，全部納入自己作戰序列。

隨著兵力膨脹，后勤給養成為難題。湯恩伯繞過中央財政系統，在轄區內設立稅務機構，對商客和農產品強行抽稅。通過這些斂財手段，到一九四二年，他實際控制兵力達近五十萬，在人事和財政上形成封閉系統，成為中原實權派。

這支軍隊軍紀敗壞，時常橫征暴斂。一九四二年河南發生嚴重旱災和蝗災，湯恩伯部隊沒有開倉賑濟，反而加緊向民間搜刮糧食。當地民眾怨聲載道，將他和水災、旱災、蝗災并列為河南四害。這支武裝在當地徹底失去民眾支持。

一九四四年，日軍發動豫中會戰。面對日軍快速推進，湯恩伯統帥的數十萬大軍迅速潰退，指揮系統癱瘓，大量武器裝備被遺棄。洛陽失陷后，國民黨高層下令將其撤職，并將他經營多年的軍事集團強行拆分，其軍事資本喪失大半。

一九四九年初，湯恩伯被重新啟用，出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此時，陳儀派人送來親筆信函，勸他順應局勢起義投誠。湯恩伯收下信件后，轉頭將其交給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陳儀隨即遭到逮捕。上海戰役打響后，湯恩伯防線崩潰，乘船逃往臺灣。

因告密一事，湯恩伯在臺灣遭到國民黨內部集體孤立。他失去所有實際兵權，僅保留戰略顧問虛職。不久后，他被以外派駐日代表團團長名義打發至日本。一九五四年，他因胃部疾病在東京一家醫院進行手術，死于術后并發癥。

縱觀這件事的始末，有一個細節十分反常。收到勸降信后，如果他只是為了自保，把信偷偷燒掉裝作沒收到不行嗎？為什么一定要把一手提拔自己的恩人親自交到特務手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