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指出，當前東亞社會的人口危機在本質上是「超額剝削之下社會再生產崩潰」的結果。因此，「人口增速」受到了最為根本的經濟分配的約束，不可能通過簡單的文化社會政策得解決；而經濟分配又受到了資本主義秩序以及資本回報率的約束。這意味著人口危機是資本主義系統危機的一個內在環節。同時，它也可能會傳導到資本主義系統的其他環節引發進一步的危機。

這一切在當前的韓國已經發生了。對于這一現象，治理機關或許會焦頭爛額、或許會給上幾張杯水車薪的生育補助——這像極了想通過一千元的消費券誘惑居民去買房；或許還會龍顏大怒，讓生不起孩子的人交稅。

年輕的一代也就只以這一場漫長的怠工活動回應了。可以想象，一直到資本主義危機爆發之前，這一場「拒絕生育」的回應都是哀傷多于激昂。比起自覺爭取七小時工作制與高工資的罷工，這更像一名大旱之后農民顆粒無收，面對衙門征稅時，只好一臉無奈的指向天空。

東亞人的生育罷工：低生育率的政治經濟學

01

低生育率危機背后的政治經濟學

當前日本、韓國與東亞的其他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統接近于一。這個數字，想必各位也知道意味著什么了：這意味著人口每一代會減少50%。毫無疑問是一場危機。特別是對于治理部門而言，這樣一場慢性病是致命的。不過與此同時，這一場危機的真正「當事人」也就是今年群體，多半不將其視為一個問題。或許在有關部門的眼中，「年輕人不生孩子導致社會危機」已經確定好了責任歸屬了，而之后就是胡蘿卜加大棒的問題。

不過事實上，每一個年輕人或許都有著自己心中的答案了——這與其說是對危機與社會責任莫不關心，不如說是一場自覺的抵制。這在本質上是一場生育的怠工運動，是對于一個事實的察覺：勞動者所獲得的剩余，事實上已經不足完成「生養下一代」的工作了，而社會還是自動的將支付生育成本的責任壓在青年一代的頭上。若說家庭是傳統社會之中社會再生產的單位、而生養下一代是一種再生產的基本勞動付出；則「低生育率」事實上是分配不公正的背景下，青年人對于生育勞動的拒絕。

而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系統危機的一個環節：低生育率與老齡化一并發生，勞動力的匱乏與財政的壓力會引起社會的危機——當前歐洲的養老金困境與難民危機都在一定程度上與此有關；而當家庭的解體、新生的社會組織始終匱乏，這意味著社會治理成本的增加。畢竟，原子化的社會總是意味著更多的不安與躁動、以及更多「孤獨死」式的社會悲劇。

而這，歸根結底要追溯的一個基本的事實：新自由主義時代，全球資本主義為了度過資本主義的蕭條傳播，對于生產者剩余的進一步壓縮了。簡而言之，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一條邏輯鏈條：

1. 新自由主義時代以來，資本主義對于勞動者剩余的深入剝削。

2. 勞動者的工資不足以完成社會再生產——即人口與社會資本的再積累。

3. 主動或者被動的社會再生產上怠工，引發生育率的下降。

當然，這里只是一個抽象上的歸納，或許我們這些期待「資本主義」走向毀滅的人更關心的一個問題是這樣下去，會發生怎樣的后果？自然不必說，新自由主義時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是完全不可持續的：要么人口不斷衰退，最終引發社會總危機——而這場危機突得越是深重，對于普通人而言就越是痛苦的轉折；要么是實施大規模的再分配——而在當前的利潤率之下，毫無疑問意味著私有制的終結。而問題或許在于；是沉重的苦痛先到來，還是資本主義的終結先到來？

而關于這個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參考一下韓國——這個在各種意義上都走在我們前面的東亞鄰國。當然，韓國的資本主義還沒有終結，不過或許韓國的社會總危機已經逐漸迫近了。

02

少子化的東亞與壓縮現代性

分析韓國之前，我們首先需要注意到中國、韓國以及其他東亞國家的特殊性。這一場新自由主義時代以來的生育危機，雖然可以說席卷了整個發達工業社會——包括美國在內的幾乎所有發達國家，若不算移民的話，其生育率都不足以完成人口的時代更替——但的確不是平均地到來的。東亞社會的情況明顯比歐洲與美國要嚴重得多——日本、韓國、中國與其他許多國家的生育率都下降到了1.2以下。這可比歐洲與美國要低得多。

一種比較粗淺而本能的解讀是：這是文化差異的原因。不過，或許文化本身不是一個很好的解讀：所謂傳宗接代乃第一大事，反而是東亞地區的文化習慣。一個極其重視家庭與傳宗接代的文化，反而呈現出了更為嚴重的低生育率和高離婚率，這究竟是怎樣的原因？

而在筆者看來，韓國社會學家張慶燮的分析是十分具有動見的：問題的確出在于家庭文化，而且反而在于家庭文化的穩固而不是破碎。簡而言之，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發展實質上摧毀了家庭的經濟基礎。而對于西方社會而言，非家庭的非婚生育一定程度彌補了家庭破碎的社會后果——而個體化的福利政策也保證了「不成立家庭，公民也可以勉強完成人口再生產」；但是在東亞社會，家庭主義的主導性，實際上導致政府將生育再生產的所有責任壓給了家庭，同時甩掉人進行生育幫扶的責任，這反而導致青年群體直接對于生育的徹底棄絕。簡而言之，東亞社會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尚認可「家庭=生育=安穩的生活」；但是分配不公讓這三者同時變得不再可能。

張慶燮的理論體系之中，「家庭社會再生產的終結」是東亞社會「壓縮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一個具體特征。而所謂的「壓縮現代性」具體而言，即是將以福特主義時代為代表的第一次現代性與新自由主義以來的第二次現代性一并完成。這里的確引入了一系列的概念，不過對接下來的分析這是相當必要的。

簡單來說，第一次現代性大約對應著七十年代之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歐洲，美國以及日本都經歷了典型的第一次現代性，而中國與韓國則沒有。這種社會之中，每一個人是嵌入在一系列的社會組織與團體之中的：一方面是核心家庭之中的男女性別分工；另外一方面時較為充分的工人。第一次現代性為每一個體提供了較為充分的社會資本以及社會支持，而暫且不論這樣的社會客觀都存在著性別壓迫的現實，它在現實之中足以讓個人完成再生產——工人的工資足夠高，甚至養得起一家三口；工人結社也確保了工人能夠獲得較高的工資。

而在這一歷史時期，韓國與中國并不屬于這一第一現代性的社會之中。兩國的情況是類似的，大多數的人口是農業人口而極少部分獲得正式崗位的工人確實有著于第一次現代性式的典型生活——特別是中國，國家社會主義時期典型的單位制，同樣呈現出核心家庭、穩定的就業以及國家社會保護網。但與此同時，中國多數的人口與韓國一樣，生活在農村——等待著第二次現代化的洗禮。

而第二次現代性則對應著八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這對于西方的社會層面來說最為核心的特征就是「個體化」。「兩次現代性理論」的提出者貝克特別強調：這里的個體化不只是一種解放，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的剛性現實——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多元主義解放之同時，是里根與撒切爾對于工會的總戰爭，而這意味著摧毀掉家庭與其他的正式組織來實現壓低工資的策略——或許最為反諷的一個事實是，新保守主義者一邊在鼓吹著家庭的回歸，一邊又成功地壓力的工資，以至于絕大多數的年輕人支撐不了家庭的維持；而這在左翼孱弱的背景之下，社會的個體化之后果又成為了新保守政治家口中「家庭淪喪布道詞」中的案例。

而這對于韓國與中國來說都是經濟騰飛的年代。比起中國，韓國更早上十年左右——而在這一階段社會中大多數的人口迅速的城市化、工業化。理論上來說，中國與韓國這些農村的人口應當按照西方社會的步伐，首先邁入第一次現代性——即成立可靠的核心家庭、階級斗爭之中建立起勞工組織、得到國家保護網的支持——隨后再經歷第二次現代性的「個體化」。但事實完全相反，因為歸根結底這些后發型現代國家之所以能夠獲得騰飛，正是因為可以成為國際資本的新獵物——而這也就意味著更低的工資與比起西方社會更高的剝削率。第一次現代性本質上是工人斗爭調和的產物，它意味著資產階級以及國家需要支付社會再生產的剩余——即給勞動者開出主意養得出孩子的工資。而需要經濟騰飛的韓國與中國之中，這所需要的「階級調和之慷慨」只會讓資本逃離這兩個國家。因此，這兩個國家都選擇了壓縮居民消費來促進經濟增長，而這都是靠著對于工會組織的壓制，以及對于家庭的竭澤而漁式開發。

簡而言之，「壓縮現代化」也就意味著「工業化—城市化」與「個體化」同時展開，兩次現代性一并發生。這一復雜的現象，自然不止展現為我們接下來會談到的生育與家庭的問題，但家庭與生育危機的確十分靠近壓縮現代性的黑暗之心——即剝奪勞動者再生產所需的剩余，或者所謂的「超級剝削」（hyper-exploitation)

張慶燮自身的研究之中——比如《壓縮現代性的邏輯》——沒有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但同樣十分敏銳的指出：韓國社會的發展是一種「消耗傳統社會之社會資本」的竭澤而漁式的發展。而這理所消耗的最為重要的資源，即是「家庭」。這一點上韓國與中國同樣十分相近，只是前后的差異。中國社會之中「家庭掏空腰包養孩子」與「留守兒童」的現象都曾出現在韓國，而這在本質上其實都是國家將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再生產的責任壓給了家庭——更具體的說家庭的積蓄以及社會資本。

以「留守兒童」為例，中國的一些農民工研究將其稱之為「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體制」，即農民工在外打工的錢只比養活自身多一點，負擔不起在城市生兒育女；而若想要生養下一代，則需要遠在農村的家庭支持。簡而言之：勞動力的生產在城市完成，而再生產在農村完成且需要農村輸血。而這一現象也曾發生在韓國的八十年代：

事實上，很多農民工甚至愿意接受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資。在韓國（以及其他地方），農民工這種迫切的反應讓城市內的工廠主能夠輕松實現利潤增長和企業擴張，與此同時，國家工業資本快速積累、經濟迅速增長。如果農民工的基本生活消費不能穩定地被工業工資所覆蓋，他們就不得不依靠農村家庭成員提供定期物質資助。除日常生活消費外，年輕的農民工在生活中還面臨著各種花費高昂的活動（比如婚禮），因此，他們希望從農村得到大量的家庭資助。通過各種臨時家庭資助，農民家庭最終為城市工業提供了資助，不然農民工就需要更高的工資。（張慶燮 《壓縮現代性下的韓國》）

而同樣的也包括「家庭投資后代的教育軍備競賽」，以至于不用國家完全來出錢進行人力資本的積累；傳統式的家庭之中女性只能選擇「不穩定的工作」來同時完成補貼家用與生養后代。這樣國家與背后的資產階級實質上將「完成社會再生產」的責任轉交到了傳統家庭上，而這一系列的因素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原生于農村的家庭網絡依然存在，而且這些家庭網絡之中所積蓄的社會資本沒有被耗盡。而一旦這些社會資本耗盡了，自然也就沒有人生得起孩子了。但與此同時，這兩個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又過于建立在家庭上。且不說中國，即使是在韓國的中左翼進步派執政時期，一般也會強調家庭作為社會保護網的基本責任，而不是讓國家的財政來承擔這一切。

而且正是這一點，造就了西方與東亞在生育率上五十步笑百步的境地——同樣分配不公正的西方雖然也出現了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由于其殘存的福利體系已經轉向了「個體化的原則」，可以給予非家庭而進行生育的個體足夠的財政支持，這且能讓生育率下跌得慢一點。譬如，所謂北歐國家的生育率在一系列低生育率國家之中是最不難看的。這還是讓我們回到最基本的命題：生育本質上不只是一個文化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問題。具體的來說，生育本質上是一個再生產問題；而再生產在本質上是一個分配問題。

03

拒絕生育：一場無奈的怠工

寫下《壓縮現代性的邏輯》一書時，張慶燮基于的是韓國社會二零一六年的數據，而這大概正好對應著今天的我們。當時，張氏即十分尖銳的指出：

在韓國（以及其他東亞社會），現代性從根本上就是以發展主義或生產主義的方式構想的，因此現代化成為通過實現時間密集型經濟發展盡快成為一個“先進國家”的政治社會項目。這種旨在濃縮國家發展的有目的的方法需要通過各種政策、行為和態度來實現經濟生產的最大化，但社會再生產條件和資源也因此遭到無節制的系統性犧牲。在這種不對稱的經濟生產和社會再生產方式下，韓國的濃縮國家發展導致了維持生計的經濟部門、有社會收益的勞動過程、文化自主的家庭和共同體、生態嵌入的生活方式等都不可避免地衰落或消亡。雖然國家的所有超先進工業、有形基礎設施、服務和生活方式正迅速發展，但在狹隘的發展政治經濟下，這些階級、世代、共同體、文化和智慧被視為不值得社會再生產支持的一次性用品，被剝奪公權并消亡，這讓該國的文明甚至經濟進步受到越來越多的阻礙。（張慶燮 《壓縮現代性的邏輯》）

而這一「再生產的崩潰」也反映在了生育率上：韓國的生育率已經下降到了0.8的程度，而在中國這個數據則是1.0，已經低于日本的1.38——日本曾經過第一次現代性與企業法團主義時代的國家，至少還有著相對健全的個體化社會保護網。而當這樣的低聲育持續一段時間，人口危機也就不可避免了。今日韓國與中國的情況意味著：社會在一夜之間恢復了更高水平的生育率，只會在短期之內惡化撫養比以及財政的壓力：一對年輕夫婦恐怕要同時養上兩個孩子與四名老人。這不至于會引發糧食危機，但這對于就業市場與國家財政來說，后果都難以設想。當然，十分諷刺的是，這一危機恐怕不同于歐洲的養老金危機，畢竟韓國與中國都更加主張個人養老。則這一個人口衰竭的時代，恐怕會展現為代際之間的人道主義災難：養老金不足以自己的老人被迫需要尋找自身的后代的幫助，而負擔過于沉重的后代則會于對自己的父輩無情。

這一切在當前的韓國已經發生了，而我們也逐漸步入了這一軌道。對于這一現象，治理機關或許會焦頭爛額、或許會給上幾張杯水車薪的生育補助——這像極了想通過一千元的消費券誘惑居民去買房；或許還會龍顏大怒，讓生不起孩子的人交稅。

年輕的一代也就只以這一場漫長的怠工活動回應了。可以想象，一直到資本主義危機爆發之前，這一場「拒絕生育」的回應都是哀傷多于激昂。比起自覺爭取七小時工作制與高工資的罷工，這更像一名大旱之后農民顆粒無收，面對衙門征稅時，只好一臉無奈的指向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