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山西警察腳踩“討薪”農婦致死，被判5年，出獄后喊冤

1934年元宵節，溫州五馬街中市，下午三點的光景，街上正熱鬧著。

忽然有人尖叫起來——抬起頭，就看見對面兩層樓的瓦背上，一個穿青色學生裝的青年正踉踉蹌蹌地跑。

他手里攥著個玻璃瓶，邊跑邊往嘴里灌，灌完了把瓶子一甩，瓶子順著瓦片骨碌碌滾下來，在街面上摔了個粉碎。

看熱鬧的人越圍越多，瓦背上的青年卻漸漸跑不動了。

他開始捂著肚子在瓦背上打滾，面孔被劇痛扭得變了形，頭發里滾滿了碎瓦礫。

大約折騰了兩個鐘頭，才徹底安靜下來。

他是溫州的“藝術天才”林少卿，死在1934年元宵節的屋頂上，手里攥著一封給父親的遺書，懷里揣著一本魯迅的書。

林少卿出身不低，父親林醒凡是永嘉縣黨部書記長，家里要錢有錢要勢有勢。

但這孩子打小就不按父親劃的道走，跑到上海美專去學畫畫，畢業后回溫州當美術教師，整天穿一件青色學生裝，頭發留得長長的，在甌江邊上寫生，學生都管他叫“東方羅丹”。

如果日子就這么過下去，他大概會成為一個小有名氣的畫家，在地方上受人尊敬。

可惜他認識了夏巨珍。

這個“赤色青年”把《新青年》《拓荒者》一摞一摞地塞給他，林少卿讀進去了。

他開始在自己的畫室里秘密印制傳單，白天在課堂教學生素描，夜里就著煤油燈刻鋼板。

后來加入“互濟會”，專門救助被捕同志和他們的家屬。

他的畫室成了一個秘密據點，青年學生絡繹不絕地進出，表面上在學畫，實際上在傳遞消息。

這事傳到了國民黨第九區保安司令部的耳朵里。

他們沒有立即抓他，而是放出風聲，說“林少卿是共匪”。

林醒凡慌了。

兒子被捕意味著全家都要受牽連。

他迅速做了兩件事：

第一，逼迫兒子登報脫離共產黨；

第二，強行為他安排一樁婚事。

試圖用“成家立業”這把鎖，把這個即將脫韁的兒子鎖回“正軌”。

林少卿在父親的壓力下登了報。

可第二天醒來，他覺得自己背叛了一生信奉的東西。

未婚妻的花轎已經上了路，畫室里那些被藏起來的《拓荒者》還堆在墻角。

元宵節那天早上，他穿好那件青色學生裝，把遺書和書揣進懷里，帶上一瓶劇毒藥水出了門。

他爬上五馬街中市那棟兩層樓屋的瓦背——那是溫州最繁華的街口。

他選擇死在所有人面前，死得讓整個溫州城都看見。

他死后第二天，甌海中學四百多名學生涌上街頭。

他們舉著林少卿的畫像，抬著他那件沾滿嘔吐物和瓦礫的青色血衣，在五馬街繞了一圈又一圈。

隊伍里有人高喊“為藝術犧牲”，有人喊“反對包辦婚姻”，喊到最后，十幾歲的學生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在憤怒什么，只知道有個他們尊敬的老師，被什么東西逼上了屋頂。

后來，血衣被學生們掛在鐘樓頂上，讓風吹了好幾天。

林少卿的死像一枚被投入渾水的石子，在當時的報紙上激起了一圈圈渾濁的漣漪。

國民黨官方報紙一筆帶過，只說“服毒自裁，原因不明”。左翼刊物抓住機會，狠狠抨擊白色恐怖對青年的摧殘。

他的美術界同行嘆息這是“藝術之殉難”，是社會拖垮了一個天才。

有人說他是因為父親強迫登報脫離組織，無顏面對理想；有人說他是看到花轎上門，不堪忍受包辦婚姻；有人說他是因為看了太多魯迅和巴金，中了“新思想”的毒；也有人說，那不過是青年一時想不開的沖動。

每一份報紙都把他切成自己需要的樣子。

林少卿在遺書里寫的，也許更接近真相。

他說自己是一個“深深染著惡疾的人”，這惡疾是兩種東西在體內搏斗留下的創傷——一方面他想追求新學、改變社會，另一方面他又無法真正掙脫舊家庭的掌控和父親的權威。

這種搏斗把他撕成了兩半，一半想飛，一半被摁在泥里，最終哪一半也沒能贏。

今天回頭看林少卿的死，或許不必將它簡單歸結為某個單一原因。

他的悲劇在于，他既不能回頭做舊家庭的好兒子，又不夠徹底成為舊秩序的真正叛逆者。

在兩個世界之間來回掙扎，最終將自己耗盡了。

他沒能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他的死也沒能改變溫州的革命進程，但他在屋頂上的那兩個小時，是一個人的搏斗，也是那個時代的呻吟。在歷史敘述的縫隙里，他像一道劃痕，提醒我們新舊交替的力量，常常最先體現在年輕人的身上。

他們用生命來完成一次對舊勢力的反抗。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