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從1955年的“55體制”確立以來，自民黨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到經濟建設上，然而，經濟主義政治也掩蓋了對戰爭責任問題的反省和追究。

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股潛在的被害意識悄然在日本社會蔓延。它表現在出版界和輿論機關等，熱衷出版、發行了大量有關廣島長崎原子彈轟炸、東京大空襲、沖繩戰、海外僑民遭遇等“紀實性”作品，內中充斥著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被害”情景。

這種輿論導向無疑使日本社會的加害和被害意識倒錯，進而一步步把人們引向混沌、困惑、麻木和喪失責任感。與此同時，自民黨執政當局潛移默化地向右轉，使復古和回潮的暗流淤積出一塊適合“大東亞戰爭史觀”滋生的“沃土”，各種否定侵略戰爭、推卸戰爭責任以及在教科書問題上力圖“改惡”的社會現象也就應運而生。

林房雄(1903~1975)，作家，年輕時曾投身無產階級新文學運動，幾次被捕入獄，后來“轉向”，宣布脫離無產階級文學界，加人右翼組織大東塾，并發表過《勤皇文學論序說》，戰后一度被解除公職。

從1963年開始，林房雄在《中央公論》雜志上連續發表《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以下簡稱《肯定論》)，后來匯集成冊，發行量不菲，成為日本戰后第一部公開為侵略戰爭辯解和歌功頌德的著書。

林房雄認為，“大東亞戰爭”不過是“東亞百年戰爭”的一環，從日本幕府末期西方勢力的入侵，到1945年戰爭結束，日本實際上進行了百年戰爭，所以，必須把“大東亞戰爭”放到“東亞百年戰爭”的大環境中，才能認識這場戰爭的性質、意義、作用等等。

1、殖民地解放戰爭論

林房雄說:

我無論在戰時，還是在現在，都贊成“東亞聯盟論"的基本原則，“東亞聯盟論”中不滅的因素是什么呢，那就是解放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消滅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消滅毀滅人類的武器和戰爭，實現世界統一，和平到來。

林房雄之所以提出“東亞聯盟論”，目的是為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涂上一層“殖民地解放”的油彩。

他借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各國飄揚的國旗大發“感慨”，說:

這里飄揚著90余面國旗，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大東亞戰爭后的新興國，如果再包括中共、北越、朝鮮和印度尼西亞，這些新興國雖然不能說都是大東亞戰爭出生的兒子，但能說這是各后進民族自然而然形成的民族主義嗎?

那些令人吃驚的、顯示著“民族祭奠”的新國旗的增加，也是送給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吊唁之旗，為了這些，日本經過百年的苦斗，不能說什么貢獻也沒有，更不能讓讀者去讀這樣歪曲的歷史。

從日清戰爭(即中日甲午戰爭)到合并朝鮮，日本的作用是實現了歐美列強壓抑下的亞洲的自主和解放，這是不可否定的事實。
日本百年來孤獨地奮戰，在西洋列強殖民主義和侵略主義的重圍中，任何名將、任何大政治家都不會有其他的對策。......

這就是林房雄的“殖民地解放戰爭論”。

在他看來，亞洲及太平洋地域各民族國家的誕生、各民族的獨立，都起源于日本的“東亞百年戰爭”，如果沒有日本在百年中的“苦斗”，亞洲各國還要處在歐美列強的壓抑之下。

在這里，林房雄有意回避了一個歷史事實，那就是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前，世界已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世界，即使是帝國主義之間，也確立了具有某些約束力的“游戲規則”，以亞洲為代表的各民族解放和獨立運動也正呈風起云涌之勢。在中國的各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人民爭取獨立和解放的潮流面前，也不得不陸陸續續的收縮帶有殖民地意義的勢力范圍，部分歸還中國的主權。

而就在這時，日本悍然破壞了帝國主義之間確立的“游戲規則”，發動了侵吞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使中國進一步深化了半殖民地國家的歷史進程。同時，也使日本淪為“世界的孤兒”，這該是不可否定的事實。

2、“自衛戰爭說”

林房雄《肯定論》的通篇都是從美化日本侵略戰爭的立場出發，所以，他對明治政府成立前后積極主張侵略中國大陸的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論奉為“經典”，從佐藤信淵、福澤諭吉、吉田松蔭、山縣有朋到石原莞爾等，這些人的論點在《肯定論》中隨處可見。

他很是贊同山縣有朋的“生命線”論，認為把朝鮮和滿洲當作日本的生命線是“當時存在的普遍認識”，所以，“日清戰爭是日本的防衛戰爭”，并把這場戰爭視為“圣戰”。

他的理由是:

任何國家在動員軍隊和國民時，不可能自我規定戰爭行為的侵略性或不正義性，在任何場合，付出犧牲的戰爭都是正當的，是為了防衛而不得已的戰爭，而只有敵人才是不正義的，這是常識。......不是防衛戰爭和圣戰的戰爭是不存在的。

他認為，日清戰爭的結果是使日本“從不平等條約中解放出來，獲得了同列強同等的資格”，實現了福澤諭吉“脫亞論”的構想。

對日俄戰爭，林房雄高度評價黑龍會頭目內田良平在戰爭前后起到的作用，特別是在敦促當局下決心與俄國一決雌雄上，充分肯定了內田良平的“貢獻”。他認為，日俄戰爭“至少是日本獲得對朝鮮和滿洲支配權的一場戰爭”，“俄國之所以成為敵人，不外乎它對滿蒙殖民地構成了威脅”云云。

對于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吞中國東北的行徑，林房雄搬出石原莞爾的各種謬說，強調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是“日本通過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獲得的當然的權益”，“國民的感情溶在其中”。同時，歌頌石原等殖民統治者在中國東北的“王道樂土主義”、“五族協和理想”等。

不過，他又不得不承認:

(滿鐵)青年聯盟和東亞聯盟的人士在滿洲建國之際，相信五族協和的理想，可是關東軍采取了否認的態度，予以討伐和鎮壓，這樣，滿洲國及朝鮮合并都成為東亞百年戰爭進程中不得已的“變質”。

這里的“變質”，是林房雄在《肯定論》中常用的詞句，意思是說，日本對中國和亞洲發動侵略戰爭的初衷是“好”(如亞洲解放等)的，但后來發生了變化，即所謂的“變質”。

對于日本發動戰爭的侵略性質和大陸擴張的野心，林房雄不計客觀事實的存在，予以矢口否認。

他重拾東亞聯盟當年散發的宣傳品的牙慧說:

日本斷然沒有領土野心，是想使獨立的諸國加入(東亞)聯盟，這應該依據自發的意志，東亞聯盟的指導原理是王道主義，是東亞各國的道義的團結，日本天皇被尊為東亞盟主之時，就是確立東亞聯盟的基礎之時。

在林房雄的《肯定論》里，還充斥著其他許多謬論，如對戰前天皇制的肯定，對日本帝國主義性質的否定，對日本超國家主義、國粹主義的熱衷，對戰后日本歷史學教育的抨擊以及對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的攻擊等。

林房雄的這些謬說產生在日本經濟主義政治時代，人們大多關心的是“所得倍增”的切身利益問題，因此在當時并未產生多大的“轟動效益”。

但是，林房雄的《肯定論》的影響卻不能低估。至少，它迎合了日本政治當局復古主義思潮的節拍，代表了朝野各界某些人急于為“大東亞戰爭”正名的心理。

又因為，林在歷史上就是一個習慣于“轉向”的人物，時人稱他是:時時代表著在日本占上風思想意識的風向標式的人物。

3、《肯定論》的影響

林房雄正是憑著對時勢的敏感嗅覺，才“不失時機”地拋出了《肯定論》。

果然，在《肯定論》出籠不久，持《肯定論》同樣觀點的一些讀物也紛紛冒出地平線。如山岡莊八的系列小說《小說太平洋戰爭》，從1965年開始到1971年，分別在《講談俱樂部》和《小說時代》連載，最后又由講談社出版發行(計9部)。另外，還有漫畫周刊社出版發行的各種戰記讀物，以日本人老少皆好的漫畫形式出版了大量歪曲戰爭性質、推卸戰爭責任、歌頌“大東亞戰爭”的讀物，被稱作是“系統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少年版”。

這些帶有普及性質的讀物更容易被廣大民眾和青少年接受，所產生的影響自然是不容忽略的。因此，《肯定論》的余毒一直延續至今。當今日本朝野各界攻擊東京審判、否認戰爭侵略性質、為“大東亞戰爭”涂脂抹粉的種種謬說中，仍有相當部分就是林房雄《肯定論》的翻版。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頭面人物西尾干二曾著文稱:

這次通讀(《肯定論》)，簡直就是定論和通論，在某種意義上令人震驚。充滿了有興趣的內容，相當刺激。

評論家富岡幸一郎則說:

(《肯定論》)原封不動作為教科書也可以，至少可以當輔助教科書。

高澤秀次也評論道:

林房雄的書是準確把握江藤淳、西尾干二等人戰后觀的知識性羅盤針。

筱澤秀夫則把《肯定論》視為“克服敗戰癡呆癥的書”，都說明《肯定論》對今天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泛濫仍然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林房雄的《肯定論》出籠以后，在學術界引起了相當的爭議。

1965年7月，羽仁五郎在《中央公論》上發表第一篇批判文章，題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批判——獻給所有的戰死者》。接著，當年《中央公論》的9月號發表了題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批判》的專集，內中收錄有著名學者井上清、星野芳郎、吉田滿、小田實、細谷千博等人的文章。另外，川喜多二郎、武田泰淳、橋川文三、原田勝正、伊藤隆、宇野俊一、松澤哲成、會田雄次、松村剛等名家也分別在有關雜志上發表文章，批判《肯定論》的反動觀點。

在這些批判文章中，既有從唯物史觀和人民歷史觀角度展開批判的內容；也有通過親身經歷批駁林房雄反動的戰爭認識;還有從日本思想史、政治史等角度揭示《肯定論》的荒謬和反動。

4、強化教科書的審定制度

從1956年開始，文部省設置了專職的“教科書調查官”舉凡各出版機構編寫的教科書一律需經調查官審核，凡被調查官視為“不合格”或需要修改的內容，必須予以修改，否則不能視為“合格品”進入各級學校。可見，教科書調查官的權力非凡。問題在于，持有如此非凡權力的調查官都是由文部省任命的，有些調查官并非是行家里手，還有些調查官出身于舊官僚，骨子里充斥著天皇主義和舊皇國主義的貨色。

如戰爭時期狂熱主張“皇國史觀”的平泉澄的弟子村尾正次，自己就公開聲稱:

我就是皇國史觀論者，我就是國粹主義者，國粹主義有什么不好!

可以想見，由這樣的人來審定教科書，許多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教科書就很難通過調查官的“關”。順便提及的是，村尾正次后來不僅提升為“主任調查官”，還伙同其他調查官對家永三郎的教科書橫加挑剔，最終認定為“不合格”，這才引發了后來持續32年之久的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案。

1983年，村尾正次又和右翼團體“保衛日本國民會議”勾搭在一起，充當該團體編寫的《新編日本史》(高中課本)的“監修”。這部教科書被認為是充滿“復古味道的日本史”，“在教科書中禮贊教育敕語”，“是改憲派編寫的教科書”等，因此遭到中韓等亞洲國家的強烈反對和抗議。

《學習指導要領》(以下簡稱《要領》)是日本國家法定的教學課程規則，包括教學內容、科目設置、教學進度、指導方法等，是決定日本各類學校教育方向的大政綱領。從1955年開始，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先后對《要領》進行了4次修改，分別是1955年，1958年，1967年和1975年。

以1956年公布的新《要領》為例，高中社會科中關于歷史科的指導思想是:

從國內國權主義思想的高漲，以及東亞復雜的國際關系來思考日俄戰爭和日清戰爭(即甲午中日戰爭)。要讓學生了解日本在兩次世界大戰所發揮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通過對華21條，西伯利亞出兵等大陸政策，資本主義飛速發展階段，了解日本戰前戰后的動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必須從國際關系和國內情況兩個方面讓學生了解日本由于國際孤立走向全體主義國家的過程。

而1947年頒布的《要領》中，明確要求學生要認清:

什么是帝國主義，它是由于什么原因形成的，在世界史上造成了什么后果。

前后兩個《要領》，可以明顯看出，后一個《要領》的指導思想旨在轉移視線，推諉戰爭責任，從中可以透視出執政當局的政治偏向和戰爭責任認識。

到了1958年，《要領》再一次修改，以初中的社會科為例，其中有:

培養學生尊敬和理解為國家、社會以及文化發展而盡力的先輩的業績的態度。(要)從世界史的視野來正確地理解我國歷史，并以此來考慮國家、民族的傳統和日本文化的特性。根據正確的史實展開各種學習活動，以培養歷史性思考和公正的判斷能力。

上面的字里行間，表明了政府當局對戰爭歷史的見解、態度和潛在意識，那就是要求學生們“尊敬和理解”戰爭時期的“先輩的業績”，“正確的”認識那段歷史，予以“公正的”判斷等等，無異于誤導歷史教學的方向。

70年代中期，《要領》竟把“君之代”和“日之丸”明記其中，要求各級學校在開學、結業等重大儀式上“齊唱國歌”和“升國旗”。人們知道，“君之代”和“日之丸”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象征，它曾給中韓等亞洲人民帶來無比沉重和巨大的災難。然而，從70年代開始，日本當局竭力要從法律上把“君之代”和“日之丸”正式認定為日本的國歌和國旗，并首先從教育領域入手，在各級學校展開“齊唱國歌”和“升國旗”活動。

圍繞著國歌國旗問題，請看這個時期幾任日本首相的態度：

1974年3月14日，田中角榮首相在國會答辯時稱:

在法律上將“日之丸”和“君之代”定為日本國旗和國歌的時機已經到來。

并表示政府準備召開制度聯絡調查會，具體研究國歌和國旗問題。

1975年3月6日，三木武夫首相也在國會上表示:

政府考慮要將“日之丸”和“君之代”定為國旗和國歌。

因為國旗和國歌已經在國民心中定格。

1977年6月8日，福田糾夫首相在自民黨“幼兒教育懇話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強調:

把“日之丸”當作國旗升起來，把“君之代”當作國歌堂堂正正的唱起來，是為了培養對國家的忠誠心，此乃道德、情操教育的重點。

正因為執政當局的態度和傾向，從1975年開始，文部省又著手修改《要領》，并在1977年發表的新《要領》中，首次“明確地把‘君之代’稱作國歌”，在音樂科目里，注明“國歌?君之代”的字樣，要求“在國民的節日或其他儀式時要齊唱國歌”等。

在日本各級學校里，視當政者的態度或執行之，或排斥之，直到1999年8月，日本國會將國歌、國旗法制化后，社會各界圍繞“齊唱國歌”和“升國旗”問題又掀起爭議波瀾。

5、刪除教科書中的“侵略”字樣

從1956年開始，教科書中凡是帶有“侵略”字樣的送審本一律要求刪除，否則視為不合格。這一年，就有70%左右的教科書被宣布為“不合格”。1958年又有33%的教科書被打入“另冊”，其中，就包括教育家家永三郎的送審本。

文部省審定機關提出的理由是:

許多事實的選擇欠妥當。記述歷史往往加以評論，這樣的表現方法不適合教科書。熱衷對過去史實的反省，與教科書的目標相去甚遠。教科書應該讓學生們了解自己祖先的事跡，培養作為日本人的自覺性和自豪感，對本民族的熱愛。

進入60年代以后，教科書的審定力度進一步加大，戰爭時期強調的“忠君愛國”、“效忠天皇”、“為大日本帝國捐軀獻身”等所謂的“愛國主義”說教開始登堂入室，浸入教科書之中。這些說教故意模糊或混淆愛國同愛政府，愛日本同愛天皇，愛民族同愛帶有皇國主義色彩的日本神話之間的不可比同的關系，旨在向青少年灌輸戰爭時期的“忠君報國”思想。

因此，在這個時期的《學習指導要領》中，明確規定了要進行日本神話傳說的教育:

我國的神話大約在8世紀初的《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有集中的表現，要向學生說明這些神話是被記錄下來并流傳至今，表現了古代人民的看法和關于國家形成的認識。

《要領》還規定了對天皇問題的表述方針，即:為了加深歷史教育，必須深化對天皇的理解和敬愛。

按著《要領》的規定，顯而易見，凡指責日本的侵略戰爭，影響日本的“形象”，或對天皇不夠“理解和敬愛”的教科書都難以過關。

如有部送審稿中對天皇是這樣描述的:

天皇在戰前被看作現人神，戰后宣布是人而不是神。

這本來是實事求是的論述，文部省的審定結論卻是:“刪除”；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這部送審教科書寫道:特別是太平洋戰爭，日本也給亞洲各民族帶來了痛苦和被害。

文部省的審定卻是:

太平洋戰爭不只是日本的錯誤，也有人認為日本的進出給亞洲各民族帶來了獨立的機會，所以這段表達不確切，須修改。

這樣，就把日本官方“亞洲解放戰爭說”的荒謬觀點強加給教科書編纂者。

送審教科書還認為:

在核武器發達的今天，一旦發生將使人類陷入滅亡的危機，所以必須要保衛和平。

審定機關卻認為，在教科書中宣揚“無意義”，“不要進行核武器的恐怖教育”，結論是“刪除”。從這部教科書的被審定遭遇，完全暴露出日本執政當局執意“改惡”教科書的真實意圖，即打著“愛日本”、“愛國”、“愛天皇”的旗號，把他們頑固的戰爭觀強制灌輸到教育領域，去影響不了解戰爭的青少年一代，進而改寫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歷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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