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一支紅

薛曉康

1964年，我父親薛興邦時任西藏軍區生產部政委。一天，他去林芝地區考察調研，在返回拉薩的途中，由于當時的道路崎嶇不平，他所乘坐的美式吉普車又出了故障，車翻到溝里，致使他的肩鎖骨斷裂，被送往軍區總醫院救治。張國華司令員正抱病從北京趕回拉薩，一下飛機便直奔總醫院。金秘書把我母親叫到病房外面說：“1號首長連家都沒有回，從機場直接到醫院來看望病人，他這還是第一次呢。咱們別進去，讓他倆慢慢談。”

父親1960年拉薩留影

他倆在交談了許多事情的過程中，我父親突然試探地跟張國華講：“我們生產部現有指戰員和職工近五萬人，物資供應存在很大困難，雖然我提了建議，撤銷一些人員編制，以減輕軍區的后勤供給負擔，但我這次下去調研后，感到我們西藏的羊毛、羊絨和牦牛絨等資源還挺豐富，但沒能好好利用起來。我看了，那些傳統手工紡織品的質量還不錯，很有民族工藝特色，就是產量不高，銷路沒打開，都是分散在群眾各自家庭里操作的。我考慮，咱們生產部能否增加個編制，建立一個正規的毛紡廠？哪怕是非編制單位也可以。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一點還不成熟的想法，看司令員您的意見？”

張國華一拍大腿：“你這個想法好啊！不過，我這次趕回來，要辦的事情太多，等忙完了這陣，關于建毛紡廠的事，我跟譚冠三同志商量一下再說。順便給你說一下，西藏地方想辦一個面粉廠，希望我們能支持一下。這樣，，由你和老秦（生產部秦卓然部長）出面，派懂行的技術人員幫助指導他們一下。你看，我現在還兼著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明年要成立自治區，一大攤子籌備工作要做。不過，咱們再忙，對地方上的請求，咱們也要盡能力做到有求必應。面粉廠的事，你和老秦就辛苦一下吧。”（1964年10月11日，西藏地方國營拉薩面粉廠正式開始生產。）

我父親答應后，張國華又說：“我這次回來，還有一個重要工作，就是研討對曾經參加叛亂外逃藏族同胞的政策問題。你是老保衛，又當過軍事檢察長，還寫過對被俘叛亂頭目的區別對待處理意見，你在這方面有經驗，所以你要認真考慮一下，提點建議供開會討論時作為參考，這你可不要推辭啊。”（1964年10月30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西藏軍區聯合公布：“關于對曾參加叛亂外逃的藏族同胞投誠歸來者的政策的通知”、“關于曾參加叛亂外逃的藏族同胞投誠歸來者獎勵的規定”。1965年8月31日，西藏軍區軍事法院宣布：釋放參加1959年西藏叛亂的前西藏地方政府卸任代理司倫、羅布林卡常務總指揮本珠倉·洛桑扎西和前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倫、藏軍司令松多·堅村云登等人員。）

張國華跟我父親道別后，突然又返回到病房，說：“老薛，我忙暈頭了，還有個重要任務要交給你，差點忘了給你交代。”、

我父親問：“什么重要任務？”

張國華說：“就是你要安心養好傷，這才是你眼下最重要的任務，是重中之重的任務，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嘛！你不知道，聽說你翻車受傷，把我擔心壞了，坐在飛機上都在猜想，你到底傷成啥樣了。你今后乘車出去，可千萬要多加小心。”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召開，9月9日舉行閉幕式，正式宣告西藏自治區成立，張國華擔任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這樣一來，我父親以為身兼軍隊和地方兩方面高級職務的張國華，可能早把建毛紡廠的事給忘了，這也屬正常，所以他也就沒有再過問了。

不料有一天，張國華找到我父親，說他已經跟譚冠三等同志商議過了，大家都特別支持建毛紡廠，問我父親考慮準備得怎樣了？

我父親愣住了，實話實說還沒考慮，更沒準備。因為根據生產部目前的實際情況，確實不具備建毛紡廠所需要的條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放棄這個計劃算了，沒有辦法。

張國華卻信心滿滿地說：“不能放棄。老薛，我記得你曾經在一次會議上說的一句話，‘沒有辦法就想辦法’，這話講得好呀。這樣吧，我去成都找一下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我跟他很熟，當年都在紅四軍干過，這點面子他還是會給我的。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時，他還組織過不少物資、糧食和民工支援我們軍區，很耿直的一個人。我想，成都號稱天府之國，物產豐富，工廠和技術人員也多，請李井泉幫這個忙應該不成問題。”

結果有問題。當時李井泉書記還擔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主任（總指揮），他正在主持開展云、貴、川（包括重慶）的上千個軍工廠和地方廠礦的建設項目，忙得不可開交，黨中央也催得緊，暫時無法援助西藏建廠。張國華只好對此表示理解，不使李井泉為難，決定親自去找中央領導。后來聽我父親說，張國華到北京去了陳毅元帥的家里（陳毅曾于1956年4月至5月，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率中央代表團赴西藏，祝賀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跟張國華幾次交談過關于西藏的建設事項），向陳毅匯報了在西藏創辦毛紡廠的想法和幾點理由，其中最關鍵的理由是“西藏軍區立足西藏的資源稟賦與軍用物資的供應需求”。陳毅的夫人張茜在一旁積極鼓動陳毅：“這是件好事，你應該向主席和總理匯報，幫助西藏軍區解決一點實際困難，他們太艱苦了，這你也是清楚的。”

在這不久后，令人意想不到而又令人驚喜不已的結果，竟然是黨中央決定，把在西藏建立毛紡廠的任務交給上海市毛麻公司，將該公司的緯倫毛紡廠及配套小廠的全體人員和設備整體遷入西藏（陳毅在建國初期擔任過上海市長，熟悉上海的工業情況，他對中央的這個決定起到了推進作用）。1966年初，上海緯倫毛紡廠的各種設備和有經驗的技術員，開始由青藏線入藏，工人和家屬（共計611名）開始分四批陸續從川藏線入藏，廠址設在林芝地區（后改為林芝市）巴宜區八一鎮。當時的廠區環境條件極為簡陋，但先期到達的師傅們熱情很高，干勁十足，連更熬夜地安裝機器設備，他們的這種精神使我父親深深感動。

我父親向張國華匯報，林芝毛紡廠還沒有正式宣布成立，車間和宿舍等設施也沒完善，有的職工雖然出現高原反應癥狀，但仍然堅持工作。還有個問題是廠區連圍墻都沒有，他建議：“林芝地區的社情還比較復雜，為了防止有人搞破壞，我想派人先布設鐵絲網，把廠區圍起來，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張國華一聽，哈哈大笑：“老薛，我不是說你，虧你想得出來，怎么能布設鐵絲網？我看你這個老保衛，過去搞保衛工作時間太長，成職業習慣了吧。那是正兒八經的工廠，又不是監獄和看守所，你們一定要修正規的圍墻和工廠大門。還有，你再辛苦一趟，去跟林芝軍分區司令員陳國禮和政委楊永恩講一下，凡是毛紡廠的人來看病，一律免費，并配發給他們一些副食品。他們剛從上海來，肯定還不習慣吃西藏的飲食。記住，這是黨中央派來的廠，意義和影響不一般，我們要格外重視。我考慮，你們生產部一定要緊緊依靠林芝地方政府，多聽聽他們的意見，共同把這個廠管理好，建設好。”

1966年9月18日，林芝毛紡廠正式宣告成立，填補了當時西藏現代毛紡工業的空白。其實在此之前，職工們已經在緊密鑼鼓地展開生產了，忙著給毛線染色，機制紡織出了質量上等的毛線、呢絨和毛毯，作為向建國17周年的國慶獻禮，工廠被當地群眾譽為“高原一支紅”。我父親趕去慶賀時，廠領導執意要送一些球形狀的各色羊毛線。我父親堅決不收，說：“如果是花錢買，那我就不客氣了，我還真的要給我媳婦買些回去。”

母親2023年國慶節留影

在此之前，我母親已經從西藏內調到成都市公安局任干部科長了，正好田應珍（保衛部管理科長兼看守所長）和他夫人楊福珍（生產部進軍皮革廠職工）要回內地休假，我父親便托他倆把毛線帶給我母親。那時我家還在西藏軍區駐川辦事處后樓家屬區，我清楚地記得，當我母親拿到毛線后，她和楊福珍阿姨趕緊一起織毛衣和圍巾，喜笑顏開地連著織了好幾天。我穿上新毛衣，毫不掩飾地有意向同學顯擺，甚至偷偷扯了一點毛線，送給我喜歡的兩位發小女同學。

田應珍叔叔和夫人楊福珍阿姨

幾年后，西藏軍區生產部撤銷，林芝毛紡廠移交給當地政府。曾有一位戰友悄悄跟我講：“有人說，軍區好不容易建的農場、工廠、礦區、水電站等單位全都移交給了地方，太可惜了，說你父親就是西藏軍區的敗家子。”

一次，我跟張國華的女兒張小康聊起這事，張小康立刻驚叫道：“亂說！西藏軍區和成都軍區哪有這個權利？那是中央軍委的決定，怎么能怪到你父親身上？再說了，把軍區生產部所屬單位交給地方，那也是件好事，建設西藏本來就是西藏官兵的一個神圣使命。那些閑言碎語你別往心里去。”

張小康與作者合影

無法不往心里去的，依然是我心之所往、情之所鐘的那片高原。1995年，我去拍攝大型風光藝術片《美麗的西藏》時，特意去了林芝毛紡廠，參觀了車間，去了幾戶老職工的家里探望。我想拍點影視素材，但令我感到有些失望。早先這個廠除了職工和家屬的600多人，還招收了300多位學徒工，人數達到近千人（前后陸續安排了就業人員3000多人），廠區里熱鬧非凡，產品多達一百多種。在80年代的黃金期，高質量的產品暢銷軍隊和全國各地，并出口到海外。如今由于種種原因，現有職工不足百位，有的車間已經停產，不再“美麗”的廠區顯得格外冷清。但職工們非常熱情，仍保持著“高原一支紅”的精神面貌跟我聊天，跟我合影留念。盡管我看似跟他們談笑風聲的模樣，心里卻感到陣陣發痛。因為我了解到，一些老職工有的內調，有的退休，有的下崗，有的在當地結婚安家，還有的已經病重離世了。我就想，他們當年聽從黨的召喚，放棄大上海的舒適生活，不遠4000多公里路程來援建西藏，毫無怨言地埋頭苦干，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能替我父親對他們說些什么才好呢？無言表達。我不忍在此地多逗留。

作者與林芝毛紡廠職工合影

多年來，最使我心里一直感到難受的，是我聽廖步云叔叔（時任西藏軍區副政委、后任四川省軍區政委）講，1968年我父親最后告別西藏去貢嘎機場時，是他為我父親送的行。臨行時，我那身患嚴重肺心病的父親一邊劇烈咳嗽一邊自責地說：“唉，中央軍委為了西藏軍區的生產建設，專門成立了這個正軍級單位生產部，還編制了近五萬人，可見中央領導對我們寄予了多大的希望。我在政委這個位置上沒挪窩地苦干了好幾年，卻把生產部搞成這樣，這叫我怎么說呢？如果按中國古代人的說法，我就是朝廷的一個罪臣，是重罪臣……”

廖步云叔叔勸慰道：“老薛，千萬別這么想，我覺得生產部搞得挺好，就算出了點什么問題，那也不是你個人的責任，你已經盡力了，大家心里都清楚。你這樣自責，只會使你的病情更加嚴重，那會把我們大家都搞得很痛心。什么罪臣不罪臣的，用詞不當啊。”

就為這個，我為因病離世的父親寫了一幅挽聯：

在世無慚真公仆 蓋棺猶是老忠臣

我像一個虔誠的朝圣者，決定把我父親的遺像拿到珠穆朗瑪峰祭奠。我的一位叫馬競的戰友（時任成都軍區《戰旗報》駐西藏軍區記者站長），他很理解我的心情，主動陪我一同前往。

戰友馬競

在珠峰腳下，馬競用站著、蹲著、趴著等姿式和各個角度，拿照相機為我拍了幾十張照片。返回拉薩的第二天，馬競從沖洗照片的暗房里拎了一長卷白色膠片慌張跑來，歉意地對我說：“哎呀，我當時看你祭奠父親的那個情形，心情太激動，忘了打開照相機的鏡頭蓋了！”

我一句也沒有埋怨馬競，心想，我現在冥冥之中有些相信“靈魂之說”了，出現這種情況，肯定是我父親的英魂有意安排的，他不愿意接受別人對他的宣揚。但我對馬競一直心懷感激，因為我在珠峰腳下對我父親說了許多話：“……爸爸，無論別人怎么看你，但在兒子心里，你永遠都是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軍隊、我們各族人民的忠臣，你不是罪臣，絕對不是……”說到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哇”的一聲跪倒在地痛哭，淚流不止。馬競撲過來抱住我，淚眼汪汪地對我好一陣安撫。這份真摯深厚的戰友之情，令我至今心存感激。

我看見，珠峰上面的積雪在陽光下蒸騰起來，被高空氣流沖擊著伸展飛揚，宛如一條巨幅哈達在飄忽抖動。珠峰晃動著龐大的身軀，時而凌空飛起，時而緩緩逼來……我仿佛接受了一次神圣的洗禮，接受一種與珠峰共享的情緒。就在這一刻，我真切地看到我百倍負重的父輩們的錚錚生命超越了珠峰。我祝福我父親走向他屬于的地方，走向他愛過而仍然愛的地方，走向他為之而死又為之復活的地方……這地方，就是這地方——我父親生命的璀璨星座。

在這片神圣而美麗的高原上，不僅僅只有“高原一支紅”，所有為西藏建設做出奉獻和犧牲的人們，用自己的心血浸染出了千萬支永不褪色的紅，至今仍在珠峰閃耀著不熄的藏光。我面對珠峰，向他們致以莊重的軍禮，并手捧一條圣潔的哈達，向他們深深鞠躬致意。

2026年5月1日

（注：林芝毛紡廠舊址已被西藏自治區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注：本文插圖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

薛曉康：全國首批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當代軍旅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西康軍營，長在西藏軍區保育院，就讀于西藏軍區成都八一校，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歷任司號員，報務員，電臺臺長，副連長，干事，西藏軍區政治部創作室主任，中央電視臺軍事部編輯等職。作品多次獲獎，并譯介到國外。

作者：薛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