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司法誤讀技術中立原則的法理批評——關于美國最高院Cox v. Sony案系列評論之二

近年來，部分法院在處理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案件時，呈現出一種值得警惕的裁判傾向：當某項技術（無論是搜索引擎、網盤存儲空間，還是短視頻平臺）被部分用戶用于大規模侵權時，法院傾向于推論該技術的開發者或運營者具有“放任”或“故意”的主觀過錯，進而要求其承擔幫助侵權責任。這種裁判傾向被冠以“加強版權保護”之名，似乎已成為某種“政治正確”。

作者 | 陳明濤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引言

INTRODUCTION

近年來，部分法院在處理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案件時，呈現出一種值得警惕的裁判傾向：當某項技術（無論是搜索引擎、網盤存儲空間，還是短視頻平臺）被部分用戶用于大規模侵權時，法院傾向于推論該技術的開發者或運營者具有“放任”或“故意”的主觀過錯，進而要求其承擔幫助侵權責任。這種裁判傾向被冠以“加強版權保護”之名，似乎已成為某種“政治正確”。

然而，這種裁判傾向是對Sony索尼案1所確立的“實質性非侵權用途”規則的嚴重誤讀�；仡櫭绹摪钭罡叻ㄔ涸赟ony索尼案（1984年）、Grokster案（2005年）2、Cox案（2026年）3中確立的法理脈絡，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過去四十二年間，圍繞技術中立原則與幫助侵權責任的邊界，美國最高院通過三個標志性判決，構建了一套穩定、克制的規則框架。其核心智慧在于始終為技術創新提供穩定的法律預期，嚴格限制幫助侵權責任的擴張。

一、Sony索尼案（1984年）：奠定美國數字時代崛起的法律基石

（一）

歷史背景：產業焦慮下的司法抉擇

要理解Sony索尼案的歷史意義，必須將其置于20世紀80年代初產業歷史背景中：當時的美國本土制造業陷入空前焦慮，因為日本制造業全面趕超。索尼、豐田、東芝等一批日本企業，在消費電子、汽車、半導體等領域領先美國本土企業。日本一度在DRAM存儲器市場占據全球70%以上份額。彼時，美國社會彌漫著對日本崛起的深度焦慮，“日本第一”“日本將買下美國”等論調充斥輿論。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1976年環球影業和迪士尼聯合起訴日本索尼公司，主張其制造和銷售的Betamax錄像機被消費者用于錄制電視節目，索尼應承擔幫助侵權責任。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支持了原告，認定Betamax錄像機的“主要用途”就是復制著作權內容。

（二）

5比4險勝：多數派與少數派的尖銳分歧

案件最終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根據后來公開的Marshall大法官內部檔案，最高法院最初傾向于維持第九巡回的不利認定4，索尼最初面臨的形勢相當嚴峻。然而Stevens大法官的不同意見草稿逐漸獲得多數支持，最終去掉以5:4險勝。Stevens大法官撰寫多數意見；Blackmun大法官率領Marshall、Powell、Rehnquist三位大法官撰寫少數派反對意見。

多數派立場（Stevens大法官）認為：“銷售復制設備如同銷售其他商品，如果該產品被廣泛用于合法的、不引起異議的目的，即不構成幫助侵權。事實上，該產品只需具備實質性非侵權用途的‘能力‘即可。"5多數派從專利法第271條（c）款的“商業通用商品”原則出發，確立了“實質性非侵權用途”規則：技術工具一旦投入市場，只要具備非侵權用途的可能性，開發者即應受法律保護。

少數派立場（Blackmun大法官）的立場恰恰對應中國當前部分法院的裁判傾向。Blackmun大法官尖銳批評道：“如此寬松的標準，實質上掏空了幫助侵權概念。只有最缺乏想象力的制造商，才無法證明其產品‘具備‘實質性非侵權用途。”少數派進一步主張：“如果產品幾乎完全用于侵權，幫助侵權責任就應當成立。"6簡言之，少數派主張應審查產品在現實中是否被“主要”或“幾乎全部”地用于侵權，如是則技術開發者應承擔責任。

對照中國司法以“侵權事實大量存在”“侵權鏈接持續出現”為由認定平臺幫助侵權的判決，本質上正是Blackmun大法官少數派立場的中國版本。

二、Grokster案（2005年）：對Sony規則的限制，而非否定

Sony案確立的技術中立原則，在其后二十年間為美國互聯網產業的勃興提供了穩定的法律基礎。然而，隨著P2P文件共享技術的興起，版權產業再次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Grokster和StreamCast兩家公司運營P2P文件共享軟件，在產品推廣中明顯采取了引誘用戶進行侵權使用的策略：其一，瞄準Napster關停后的侵權市場。Napster此前已被法院認定侵權后被迫關停，Grokster與StreamCast通過廣告、產品命名（如Grokster一名源自“Napster"；StreamCast推出的OpenNap與Swaptor軟件直接以Napster兼容性為賣點）以及內部市場營銷文件，明確將“承接Napster留下的用戶”作為商業目標（StreamCast的內部宣傳素材甚至直接發問：“當Napster關燈之時……用戶去了哪里？”）；其二，未開發任何過濾工具。兩家公司都未嘗試開發過濾工具或其他機制以減少侵權使用，但最高法院特別指出，單憑這一事實本身，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不能成立幫助侵權；其三，商業模式依賴于侵權流量。兩家公司的商業模式都依賴于高量級使用以獲取廣告收入，而MGM提供的證據顯示，被告軟件中約90%可下載文件為版權作品，即被告技術用途就是用于侵權使用。

最高法院在Grokster案中以全員一致的方式判決被告承擔責任。但Souter大法官撰寫的多數意見明確表態：Grokster案并不是對Sony規則的否定或推翻，而是對Sony規則適用邊界的精確限制。Sony規則解決的是：僅憑產品特征或客觀使用情況，不能推定技術開發者具有侵權意圖；但如果除產品特征之外，法院還能從直接證據查明技術開發者具有誘導侵權的明確意圖，Sony規則不再適用。

理解Grokster案與Sony規則的關系，關鍵在于：Grokster案不是對Sony規則的“補充”或“修訂”，而是對其適用范圍的限制。Sony規則適用于絕大多數情況，即技術開發者只通過產品特征或客觀使用情況被指控侵權；Grokster規則僅適用于例外情況，即技術開發者存在明顯的、積極的、表現于外的誘導侵權行為。Grokster規則沒有動搖Sony規則的核心立場：即僅憑技術工具被大規模用于侵權，不能推定技術開發者承擔責任。

三、Cox v. Sony案（2026年）：明確技術中立與幫助侵權的邊界

如果說Sony案確立了技術中立原則的正面規則，Grokster案明確了Sony規則的限制邊界，那么2026年的Cox案則在四十二年之后，對技術中立與幫助侵權的邊界，做出了最終確認。

Cox案多數意見確立了幾項核心法理：第一，嚴格區分“知曉”與“故意”。Thomas大法官明確指出：“僅僅因為某公司向公眾一般性地提供服務，并知曉該服務可能被部分用戶用于侵權，該公司不構成版權侵權人。”第二，“故意”只能通過“誘導”或“專為侵權定制”兩種方式證明。Cox案重申了Sony與Grokster確立的兩條認定路徑，并明確表示在這兩條路徑之外，司法機關不應通過擴大解釋創設新的幫助侵權類型。第三，即便服務提供者收到大量具體侵權通知，也不構成“故意”。Cox公司在兩年內收到163,148份侵權通知，涉及10,017件具體作品，但最高法院仍然認定Cox不構成幫助侵權7。

以下表格可以看出三大判例的認定框架：

表1：Sony索尼案、Grokster案、Cox案核心規則對比

判例

年份

核心問題

裁判規則

Sony索尼案

1984

技術工具僅因可能被部分用戶用于侵權，開發者是否承擔幫助侵權責任？

【正面規則】只要技術具備實質性非侵權用途，開發者不承擔幫助侵權責任。無需證明該技術的“主要”用途合法，只需證明其“具備”合法用途的可能性即可。

Grokster案

2005

Sony規則在何種情形下不再適用？

【限制規則】即便技術具備實質性非侵權用途，如開發者存在積極的、明確的誘導侵權行為（例如以廣告推銷侵權用途），則不再適用Sony規則，開發者應承擔幫助侵權責任。

Cox案

2026

“知曉+不作為”是否構成幫助侵權的第三種獨立路徑？

【邊界規則】幫助侵權的故意只能通過“誘導”或“專為侵權定制”證明。即便收到大量具體侵權通知且未充分采取措施，也不構成“故意”。“知曉不等于故意”。

表2：幫助侵權認定決策路徑

判斷步驟

審查事項

結論

（Sony標準）

該技術或服務是否具備實質性非侵權用途？

【是】→進入第二步審查；

【否】→“專為侵權定制”，承擔幫助侵權責任。

（Grokster標準）

是否存在積極的、明確的誘導侵權行為？

【是】→突破Sony規則的庇護，承擔侵權責任；

【否】→進入第三步審查。

第三步

（Cox標準）

是否存在“誘導”或“專為侵權定制”之外的擴張性責任路徑？

【否】→不構成幫助侵權。

即便存在大量具體侵權通知、即便服務提供者未充分采取措施，均不構成幫助侵權。

可以說，三大判例共同構建的幫助侵權認定邊界，具有高度的克制性與穩定性�！爸獣浴北旧恚瑹o論多么具體、多么頻繁，都不能成為幫助侵權認定的獨立基礎。

四、三大判例的深層意義：開放法律環境與創新崛起

Sony索尼案、Grokster案、Cox案，這三個判例跨越四十二年，共同構成了一條清晰、連貫、穩定的脈絡，其背后所蘊含的美國司法對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的深刻戰略智慧。在此，我們必須超越個案的法理細節，從更宏觀的歷史和產業視角，理解背后意義。

（一）

歷史回響：美國通過創新而非保護重新崛起

回顧Sony索尼案判決，如果當年Blackmun大法官率領的少數派獲得多數，如果“技術被大規模用于侵權，開發者應承擔責任”成為美國法律的主流立場，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整個數字世界，即包括錄像機產業、復印機產業、個人電腦產業、互聯網產業、搜索引擎產業、云存儲產業、視頻流媒體產業，乃至當下蓬勃發展的人工智能產業，都將面臨難以想象的法律障礙。技術創新的火種，可能就此被一紙司法判決所熄滅。

Sony案之后的四十二年間，產業發展為這一判決提供了最有力的檢驗。從今天回望，我們會發現一個令人深省的事實：讓日本索尼公司勝訴的判決，最終并未成就日本制造業的持續輝煌，反而成就了美國整個數字產業的全球霸權。80年代以后，美國并沒有依靠版權訴訟或貿易壁壘去打壓日本制造業，而是在Sony規則提供的開放法律環境中，孕育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技術創新浪潮。1981年IBM個人電腦誕生，1984年蘋果Macintosh發布，20世紀90年代萬維網興起，1998年谷歌創立，2000年代社交網絡、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相繼爆發，21世紀10年代人工智能技術革命性突破。在這一系列革命中，美國本土企業的全球地位反而越來越強。

反觀日本，雖然在Sony案中保住了錄像機的銷售權，但日本本土的法律與產業環境，并未形成與Sony規則相類似的、為后續技術創新提供穩定預期的開放制度。日本錯過了90年代的互聯網革命、錯過了2000年代的搜索引擎與社交網絡革命、錯過了21世紀10年代的移動互聯網與云計算革命、錯過了當下的人工智能革命。日本制造業的衰落與美國數字產業的崛起，這兩條相反的產業曲線，共同詮釋了Sony規則的深刻意義：法律對創新的開放姿態，遠比對在位產業的保護更具長遠價值。

這就是Sony案為什么被認為是美國上世紀最偉大的判決之一。

（二）

真正智慧：開放法律環境為創新提供穩定預期

Sony索尼案、Grokster案、Cox案的真正智慧在于：美國通過四十二年的連續司法實踐，堅持選擇了一條與短視的產業保護主義截然不同的道路。不是通過版權訴訟、貿易壁壘去打壓外國技術或新興技術，而是通過維護一個開放、穩定、可預期的法律環境，為本國未來的技術創新提供制度激勵。

技術創新本質上是一項高風險、長周期的投資行為。如果一項新技術從其誕生之初，就面臨隨時可能被法院基于“主要用途”“現實使用方式”“知曉+不作為”等模糊標準判定為幫助侵權的法律風險，投資者將不愿意投入資源，工程師將不愿意從事開發。Sony規則、Grokster規則、Cox規則正在于它們通過“具備實質性非侵權用途即免責”“誘導侵權需明確積極引誘”“知曉不等于故意”等相對寬松且清晰的客觀標準，為技術創新者提供了明確、穩定、可預期的法律預期。這種法律預期的穩定性，比具體判決結果更具長遠價值，成為整個數字產業的制度基礎。

三大判例所體現深刻智慧學在于：司法在面對產業焦慮或權利人壓力時應保持克制態度。無論是1984年Sony案中美國本土制造業陷入危機的至暗時刻，2005年Grokster案中音樂產業面對P2P沖擊的恐慌，還是2026年Cox案中唱片公司主張10億美元巨額賠償的訴訟壓力，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都堅定地頂住了即時的產業焦慮，堅守法理邏輯，為技術創新留下了充分的法律空間。這種司法克制，體現了真正的法治精神，也最終成就了美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領先地位。

（三）

中國司法的鏡鑒：相似的歷史節點，迥異的可能未來

中國當前正處于一個與80年代美國某種程度上相似的歷史節點：一方面是面臨國際科技競爭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是本土科技產業正在經歷從追趕到引領的關鍵轉型。在如此關鍵時間節點，司法機關如何處理涉及平臺侵權案件，直接關乎中國能否在未來的科技競爭中保持創新活力。

可以說，中美兩國在這一關鍵時刻的法律選擇，將直接決定未來全球科技格局的走向。不容否認的是，未來十年的技術創新，必然是中美之間的創新。當下，中美在AI領域的競爭已進入白熱化階段：截至2024年底，全球前50大AI公司估值合計約2.5萬億美元，其中美國占約80%；2024年全球新增的“顯著AI模型”中，美國貢獻40個，中國貢獻15個，英國貢獻僅3個，歐盟所有成員國總和不足10個。歐洲與日本在這場競賽中已基本出局。說白了，歐洲的全面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正與其嚴苛的法律環境（例如GDPR對數據處理的嚴格限制、AI Act對訓練數據的合規要求）直接相關。在這場對決中，兩國司法機關此刻的不同選擇，正在塑造兩條迥異的產業未來：“一個向右，一個向左”。

美國選擇的方向是“向右”：繼續堅守技術中立，保持法律對創新的開放與克制。Cox案向所有可能受到版權訴訟困擾的技術創新者傳遞了一個極其明確的信號：美國不會為了短期的版權保護擴張，而犧牲長期的產業創新空間。

中國當前的某些司法立場，則呈現出明顯“向左”的趨勢。在涉及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著作權案件中，部分法院傾向于將平臺義務從“通知—刪除”擴張至事先過濾、主動審查；以“知曉+不作為”為推定基礎，將幫助侵權責任的邊界不斷向前推進。這種立場看似嚴格保護權利人，客觀后果卻是為本土技術創新者制造了遠高于國際同行的合規成本。如果這一趨勢不加糾正，在AI產業即將全面爆發的關鍵節點，中國本土AI企業將面對國內嚴苛、國外寬松的法律環境落差，在數據獲取、模型訓練等核心環節陷入結構性劣勢。

Sony案告訴我們，在產業焦慮最強烈的至暗時刻，堅守法理邏輯、為創新留出法律空間，才是真正的戰略遠見。Cox案則告訴我們，這種遠見在AI時代依然適用，甚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在中美科技對決的此刻，中國究竟應該向右還是向左？這是一個值得司法界、學術界、產業界共同深思的根本性問題。

結語: 回歸技術中立原則的本意

基于上述法理脈絡，本文謹對中國司法實踐提出三點建議：其一，嚴格按照“實質性非侵權用途”規則展開分析，法院應當首先評估被訴技術或服務是否具有廣泛的、商業上重要的合法用途；其二，堅守“知曉不等于故意”的法理邊界，嚴格遵循Grokster與Cox確立的標準，必須存在積極的、明確的誘導行為或專為侵權定制的事實，不能僅憑技術工具的客觀使用情況或權利人投訴數量反向推定；其三，回歸Sony索尼案多數派當年的司法智慧，在產業焦慮最強烈的時刻仍然頂住壓力、堅守法理邏輯、為技術創新留下法律空間。司法機關的職責，不是基于“加強保護”的修辭主動突破法律邊界，而是為產業的長遠發展提供穩定、開放、可預期的法律環境。

當前部分中國法院對“實質性非侵權用途”規則的若干誤讀，實質上正是在重蹈Blackmun大法官少數派當年的覆轍，亟待在司法實踐中予以糾正。下一篇評論，我們將從更宏觀的產業戰略視角，探討知識產權這一國際通行貿易規則下，中國應當如何在司法立場上保持適度的克制與平衡。

注釋（上下滑動查看）

[1]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 417 (1984)。該案以5比4多數判決,Stevens大法官撰寫多數意見,Burger首席大法官、Brennan、White、O'Connor大法官加入;Blackmun大法官撰寫不同意見,Marshall、Powell、Rehnquist大法官加入。

[2]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545 U.S. 913 (2005)。該案最高法院全員一致意見,由Souter大法官撰寫。判決書在545 U.S. at 934-935明確表示Sony規則未被推翻,僅在存在直接誘導證據時不再適用。誘導侵權規則見545 U.S. at 936-937。

[3] Cox Communications, Inc. v.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607 U.S. ___ (2026), No. 24-171, slip op. (Mar. 25, 2026)。判決書原文可于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25pdf/24-171_bq7d.pdf查閱。多數意見Slip Op. at 1:"a company is not liable as a copyright infringer for merely providing a service to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knowledge that it will be used by some to infringe copyrights."

[4] 根據Marshall大法官內部檔案,最高法院最初傾向于維持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對Sony不利的認定,Blackmun大法官最初被指派撰寫多數意見,Stevens大法官最初撰寫不同意見。后續討論過程中Stevens大法官的不同意見逐漸獲得多數支持,最終翻轉為5比4多數。參見Jonathan Band & Andrew J. McLaughlin, The Marshall Papers: A Peek 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Making of Sony v. Universal, 17 Colum.-VLA J.L. & Arts 427 (1993)。

[5] Sony索尼案多數意見,464 U.S. at 442:"the sale of copying equipment, like the sale of other articles of commerce, does not constitute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if the product is widely used for legitimate, unobjectionable purposes. Indeed, it need merely be capable of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s."

[6] Sony索尼案Blackmun大法官不同意見,464 U.S. at 491:"Such a definition essentially eviscerates the concept of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Only the most unimaginative manufacturer would be un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an image-duplicating product is 'capable' of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s."以及"if virtually all of the product's use is to infringe, contributory liability may be imposed."

[7] Cox案多數意見,Slip Op. at 8-9:"This Court has repeatedly made clear that mere knowledge that a service will be used to infringe is in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e required intent to infringe."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知產力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