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壯海：探史察時，會通答問——關于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若干思考

教育強國

［摘要］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應當探史察時、會通答問，增強歷史接力的自覺，在時代新程中把握機遇、看清責任，堅持問題牽引，在會通中立新說、成新見。“探史”，即注重考察并自覺接續近代以來中國學人努力探索構建跟得上時代、具有主體性的知識體系的艱辛跋涉。“察時”，即仔細考量我們所處的時代，準確把握新時代的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看清新時代的中國學術所面對的時代際遇、時代責任。“會通”，即秉持開放包容的學術胸懷，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努力突破學科之限，融通中外、貫通古今。“答問”，即將學術責任與社會責任緊密地融為一體，提高發現問題、深度感知問題的敏銳性和實際能力，增強創造性學術答問的意識和能力，將學術創新的追求融入每一次具體的學術探索之中，積跬步而至千里。唯有如此，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才有廣泛的、不竭的活力之源。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明確要求。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調研時進一步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2024年11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實施2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2025年10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再次重申了“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戰略要求。這些重要論述，一步步聚焦，揭明了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的根本著力點，凸顯了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深遠意義，設置了新時代中國學界廣泛關注的“大議題”，也引領了學界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集體努力。筆者以為，在這種學術的集體努力中，我們應當增強歷史接力的自覺，在時代新程中把握機遇、看清責任，堅持問題牽引，在會通中立新說、成新見。概言之，即“探史察時，會通答問”。

一、探史

探史，可以有寬窄廣狹多種視野。這里所指的，是要注重考察并自覺接續近代以來中國學人努力探索構建跟得上時代、具有主體性的知識體系的艱辛跋涉。

近代以來，中華文明一度跌入“文明蒙塵”的困境，陷入“古今中西”的糾纏，中華傳統學術體系在國運沉浮、文化交鋒、時代新潮中遭遇嚴峻拷問、無情“肢解”。西學之入，猶如“怒潮”，“歐風醉人，中學凌替”（《樊山政書》卷二〇）。有人曾如此描述其時中國學界之景：“所謂社會科學，老實不客氣的說，是西洋的產物”，“都是些舶來品”，“都是直接或間接的販賣洋貨”，“所謂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工作不外下列三種：一、講授外國的教科書，二、抄襲外國的著作變成教科書或講義，三、將外國書譯成漢文”。但是，這種歷史的遭遇、學術的狀態，也從另一個方面促動了中國學人對學術與家國命運深層關聯的認識和思考。“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欲覘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學術思想焉求之”；“要國家在國際間有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須中國的學術在國際間也有獨立自主平等的地位”，如此之類關于學術的識論遍見于近代以來中國學人的著述篇章之中。

與此相應，與西學東漸之潮所同起的，便是中國學人為著中國學術、中國文化的開新、重振而展開的堅忍不拔的努力。1926年10月至次年5月，梁啟超在清華學校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將中國的“道術史”即“哲學史”分為主系、閏系與旁系。“主系是中國民族自己發明組織出來，有價值有權威的學派，對于世界文化有貢獻的。閏系是一個曾做主系的學派出來以后，繼承他的，不過有些整理解釋的工作，也有相當的成績的。旁系是外國思想輸入以后，消納他，或者經過民族腦筋里一趟，變成自己的所有物，乃至演成第二回主系的思想的。”雖然這“三系”之中都內含著中華民族自己的創造與努力，但梁啟超更期待中國哲學新的主系的出現。他說，在中國道術史上，“主系思想，有價值的，不過兩個時代：一，先秦；二，宋明（包括元代）”，“現在的中國，我們希望更有一個主系出現，和第一主系第二主系都要不同才好”。梁啟超所呼喚的與第一主系、第二主系都不同的新的主系，不僅是中華民族自己創造的，而且是中華民族超越自己已有創造的新創造。1931年4月27日，蔡元培在《時事新報》刊文祝賀大東書局成立十五周年暨新廈落成，明確提出“國化教科書”問題。他指出：“‘國化教科書’五個字的意思，就是想把我國各學校（偏重高中以上）所應用的各項教科書——社會科學的或自然科學的——除外國文而外，都應當使之中國化”，“務使高中以上各學校，除外國文學課程外，無論那一種學科，都有中文本子，足供教員學生們研究參考之用，不致動輒乞靈于外籍”，如此“則中國青年幸甚，中國文化前途幸甚”。這些論述所代表的無疑是近代以來一批批有志中國學人致力于為中國學術開新命的共同心聲。

在近代以來中國學術探求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歷史跋涉中，最具歷史節點意義的，無疑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大命題的提出。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并深入闡發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他強調：“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在黨內外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張申府稱之“可以象征出中國最近思想見解上的一大進步”。在此思想理念的引領下，學界進一步掀起“學術中國化”的熱烈討論。學術中國化顯然是要構建中國人自己的學術體系，使之帶有鮮明的中國特點，彰顯出鮮明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參與討論的眾多學者不僅從不同角度探討學術中國化的必要性與實踐路徑，也表達出要沿此路徑而“使中國在學術上也成為世界上的一等國”的宏大志向；不僅將學術中國化作為學術議題來討論，更表現出沿著不同學科路向踐行這一思想理念的積極努力。

正是在艱辛坎坷而又堅韌執著的學術跋涉中，中國傳統學術一步步實現現代轉型，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逐步孵化成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哲學領域，李達推出了被譽為“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列主義的哲學教科書”的《社會學大綱》（1937年）；在史學領域，推出了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年）、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1941年）、翦伯贊的《中國史綱》（1941年）、侯外廬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1943年）等；在政治學領域，推出了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1937年）、鄧初民的《新政治學大綱》（1940年）等；在經濟學領域，推出了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1934年）、薛暮橋的《政治經濟學》（1942年）、王亞南的《中國經濟原論》（1946年）等。眾多的學科領域都開疆拓土、叩石墾壤，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回顧近代以來中國學術艱難曲折但向新而行的歷程，專門論及“許多進步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情況，并指出：“在長期實踐探索中，產生了郭沫若、李達、艾思奇、翦伯贊、范文瀾、呂振羽、馬寅初、費孝通、錢鐘書等一大批名家大師，為我國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進行了開拓性努力。”

“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不懈探索，貫穿我們黨帶領人民推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百余年的歷史進程。當下的我們以高度的文化自覺、更大力度開展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正是接續已有的歷史探索而展開的學術新征程。在這種學術的歷史接力中，我們應理清作為前行基礎的學術探索史，構建不同學科領域中國學人的學術譜系，看清前人的歷史貢獻與歷史局限，明確今人的時代際遇與時代責任，知從何來，知當何往，增進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自信與自覺。學術譜系的整理與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是緊緊關聯在一起的。“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近代以來中國學人努力構建中國學問的探索史，同樣是新時代的中國學人應當讀好并努力寫出新續篇的教科書。

二、察時

雖然建構自主知識體系、重建中國學術道統的努力，貫穿近代以來的歷史進程，但在新時代的當下，明確提出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有其特殊的意義、特殊的內蘊與要求。理解這種特殊性，需要我們增進“察時”的自覺，仔細考量我們所處的時代，準確把握新時代的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看清新時代中國學術所面對的時代際遇、時代責任。

百余年前，當國人驚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開始努力探求“新知”時，當時的中國是作為時代的“落伍者”要奮起改變命運，要“趕上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方位中，實現學術道統轉型與開新的重要議題或路徑，是向“先行者”學習，同時要將學到的東西“消化吸收”，努力轉化為我們自己的東西。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天的中國，已是大踏步追趕上時代的中國。雖然在很多方面，我們還要奮起直追，但從整體而言，新時代的中華民族已不是“落伍者”，而是“并行者”、“先行者”。換言之，當今世界舞臺上的中國，是作為“并行者”、“先行者”或“領跑者”的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在“一些前沿領域開始進入并跑、領跑階段，科技實力正在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邁向系統能力提升”。“并行”、“先行”或“領跑”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領域，體現在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整體狀態中。“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頑強奮斗，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從落后時代、跟上時代再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史劇。”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的百年奮斗，“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不僅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些前無古人的創舉，破解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難題，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這些論述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為人類探索更好社會制度、更新文明形態方面的開創性與引領性意義。趕上了時代、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始終葆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歷史主動精神，敏銳把握時代大勢，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努力推進中華文明的輝光日新，努力對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作出新的貢獻。在“站起來”的進程中，我們必須有思想文化、學術上的“站起來”；在“跑起來”、引領時代的進程中，我們必須有具有主體性的、引領性的思想文化和學術體系。這是新時代我們黨反復強調要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內在邏輯。

“并行者”與“先行者”的歷史身份，不僅蘊含著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強烈的內在要求，也賦予新時代的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內在規定性。

作為歷史進程中的“并行者”，我們既需要自主回答前行路上所面臨的具有獨特性的時代課題，也需要積極主動地回答在與“他者”的歷史同行中所共同面臨的時代課題。一方面，雖是歷史的“并行”，但我們走的是“自己的路”，是與西方國家不同的路。“三人行，必有吾師焉。”在“走自己的路”的過程中，我們仍然需要向他者學習，擇其善者而用之。但同時，我們更要自主地回答前行中的各種課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另一方面，在歷史“并行”的進程中，我們與眾多同行的“他者”面對著很多共同性的、需要共同回答的時代課題。回答這些問題，同樣是與眾同行的新時代中國的責任和義務，同樣是我們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應有的自覺。進入新時代以來，在很多國際場合，習近平總書記不僅經常與各國政要論及共同面對的時代之問、世界之問，同時也積極分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解答這些問題的思考和方案。比如，2023年7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當今世界變亂交織，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團結還是分裂？和平還是沖突？合作還是對抗？再次成為時代之問。我的回答是，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追求，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2024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時指出：“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怎么應對這個變局，這是個時代之問、世界之問。我給出的答案就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作為“并行者”的我們，既需要自覺回答中國之問，也需要自覺回答擺在人類社會面前的共同的時代之問、世界之問。

作為歷史進程中的“先行者”，新時代的中國還面對一系列嶄新的、沒有先例的、沒有現成教科書的課題。在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三嚴三實”專題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做的事是前無古人的，我們要學馬列主義，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能給出解決現實問題的現成答案，只能運用它的原理、立場、觀點、方法，通過自己的摸索、咀嚼、創新來提出答案。西方的東西要借鑒，但不能完全吃它這碗飯，不能全盤接受。我們搞的事業，我們是先行者、探索者，沒有人給我們提供可以采用拿來主義態度的經驗，必須通過理論上不斷探索、不斷突破來指導實踐，并用實踐中摸索到的規律來升華我們的理論。”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闡述了當代中國發展和變革的獨特性、獨創性。他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當代中國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是人類社會現代化歷史上創造性的新版，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提出了極為豐富的嶄新課題。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就是要求新時代中國學人直面作為“先行者”的中國需要回答的前所未有的新課題，勇立時代潮頭，深化前沿探索，發出先聲，倡立新論。

概言之，新時代中國所處的時代境遇，要求新時代中國學人從“并行者”與“先行者”的身份集成、歷史方位中，理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必然性、內在規定性。從這樣的身份集成與歷史方位中，我們要看到，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必需，體現在但又絕不僅是因為他者的理論解決不了我們自己的問題，解決中國問題的答案要靠中國人自己書寫；體現在我們有責任為解答人類共同面對的時代課題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體現在我們必須以高度的主體性將作為“先行者”的實踐經驗升華為具有引領性意義的知識與理論，去擔當“先行者”所應擔當的知識創新的使命。換言之，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要擺脫由于歷史的原因許多學科領域至今仍不同程度客觀存在的各式樣態的被動的“西學”之縛、主動的“西學”依附，而且要面向新的實踐、面向未來、面向世界，更加積極主動地創造新知。我們要建構的自主知識體系，是立足中國大地的，也是面向廣闊世界的；是傳承中華民族悠久文脈的，也是面向無限未來的。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既向內看、深入研究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課題，又向外看、積極探索關系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既向前看、準確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趨勢，又向后看、善于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這些重要論述既揭示了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整體思路和方法論原則，也清晰闡明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所應包含的內容向度。立足中國、面向世界，關懷人類、面向未來，是中國學界在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進程中所應有的眼界、胸襟、氣度和自覺。

三、會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強調承認和尊重本國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閉，更不是要搞唯我獨尊、‘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同樣不是要搞自我封閉，也不可能在自我封閉中完成建構。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了開放包容的問題。他指出：“開放包容始終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秉持開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無論是對內提升先進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還是對外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都離不開融通中外、貫通古今”。

中華文明具有開放包容的稟賦。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文明以博大的胸懷廣納博取，匯萬流而成一宗，以成其大其久、光彩奪目。這種文明稟賦同樣貫穿在近代以來中國學人對光大學術、興盛文化的不懈探求中。面對西學東漸，徐光啟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的著名論斷；王國維堅稱“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在《文化偏至論》中，魯迅極力倡揚“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文化自覺與文化主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既包含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明確指向，也包含著融通各種優秀思想文化的深刻內涵。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過程中，毛澤東不僅強調“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同時強調“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要總結和承繼“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珍貴遺產，要“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緊密地結合起來”。1939年4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念影響下于重慶創辦的《理論與現實》，創刊即發起“學術中國化”的討論。“學術中國化”反對將外國學術簡單搬移、套用于中國，但又絕不是搞文化的排外主義。該刊《創刊獻辭》中明確寫道：“‘學術中國化’是反對外國學術理論之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式的使用。它的意思，當然不是肯定學術之民族的狹隘性，更不是專門以頌揚一切中國固有文化（連失時代性和反時代性的文化在內）為能事，一味絕拒外國前進的學術思想之研究，像今日國內少數別有用心的文化排外主義者一樣。‘學術中國化’之正確的了解是將世界學術理論底最新成果，應用于中國各種現實問題之解決：要使理論的研究與發展，適應于現在和將來的中國民族和社會的需要；具體地說，即要使它適應于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底歷史要求。”

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深邃的歷史思維把握人類文明的發展規律，以寬廣的世界眼光觀察文明發展的現實態勢，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強調人類文明的交流互鑒。文明交流互鑒，已成為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標識性概念，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面向世界樹立起的具有強大引領力的文化旗幟。倡導文明交流互鑒，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對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積極推動，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開放包容心胸的鮮明表達。作為推動中華文明創新發展的重要方面，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自然也遵循著這樣的文明法則。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有論述。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他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特別是要把握好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他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會通”方能“超勝”，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是以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為堅實基礎的。2023年6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排斥一切真理，不管它來自何時、來自哪里，只要是真理性認識，都可以作為豐富和發展自己的養分。我們要拓寬理論視野，以海納百川的開放胸襟學習和借鑒人類社會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在‘人類知識的總和’中汲取優秀思想文化資源來創新和發展黨的理論，形成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的理論大格局大氣象。”這些論述闡明了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中應當遵循的法則，闡明了新時代中國學人學術努力的路徑與方向。

“會通”是一個大命題，實現“會通”需要落實到每個學人努力打開學術眼界、厚植學養的具體行動中。“會通”，于大處，是要熔鑄古今、匯通中西；于細處，則有待更多學人打破學科壁壘、學術“繭房”，走出“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莊子·天下》）的學術自限、學術自足。在當前的學術研究中，學科越分越細、學術研究方向越來越窄、學科邊界意識越來越強等現象，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批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既需要評價體制等外在學術制度生態的改進和完善，更離不開學者的向內用功，離不開學者超越學科之限的勇氣和自覺。美國“新史學派”的倡導者詹姆斯·哈威·魯濱孫專門論述過歷史學的發展要有“新伙伴”，即加強對相關學科的學習。他指出：“歷史學能否向新發展和取得成績，取決于它不把本身與其他學科區分開來作為單獨的學科，并要保衛自己免受不時出現于其領域的好像是敵對的科學的侵占。要是這么做就是誤解了科學進步的條件。現在沒有哪一組的研究者能再主張擁有哪怕是在極小極小的科學領域的獨立管轄權，要是他們捍衛這類權利的主張成功，那就沒有比這對他們更是致命傷了。”“如果歷史學要達到最高的發展，它必須放棄一切個體主義的念頭，并認識到歷史學只不過是研究人類的幾種手段之一。它必須承認，像地質學、生物學和大多數其他科學一樣，歷史學也是以一些姊妹科學為根據，只能與姊妹科學共同進步，必須主要依靠它們的支持，并在我們對人類的全面了解方面做出貢獻以回報。”歷史學如此，其他學科亦是如此。

真正的“會通”是建立在學術主體性基礎之上的，而不是在漫無際涯的知識海洋中隨波逐流。這種學術主體性，與相應學術體系中根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本的價值持守和學術追求等是緊緊關聯在一起的。在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過程中，我們的學術主體性建立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中華文化立場這一基石之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堅守好這個魂和根，是理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同樣要堅守魂脈和根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的物質性及其發展規律、人類社會及其發展規律、認識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等原理，為我們研究把握哲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各個領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觀、方法論。只有真正弄懂了馬克思主義，才能在揭示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上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其中擺在首位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也是在這一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稱作“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成長發展的深厚基礎”，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因此，在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進程中，在打開學術眼界融通古今中外各種學術資源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設、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在哲學社會科學各領域的融入貫穿、中華文化立場的持守，既是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增強學術主體性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所在。唯有如此，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才能有強勁的魂脈和根脈的滋養，有在各種學術資源中從容擇取的主體尺度，有回應新題、創造新知的自我主張。

四、答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論的飛躍不是體現在詞句的標新立異上，也不是體現在邏輯的自洽自證上，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回答實踐問題、引領實踐發展上。”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歸根到底也體現在回答實踐問題、引領實踐發展上。“會通”也是以對相應問題的聚焦為前提、以對相應問題的透徹求解為重要標識的。無問題的聚焦，則各家之說無以“會”；無問題的透徹求解，則眾說之會難言“通”。古今中外，所有的學術名篇無不貫穿著鮮明的問題意識，貫穿著對相應重大問題的探索求解。習近平總書記曾列數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洛克的《政府論》等西方名著，并指出：“這些著作都是時代的產物，都是思考和研究當時當地社會突出矛盾和問題的結果。”當今時代，中國學術新的名篇巨制的形成進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同樣建立在對時代重大問題的自覺關注、深度求解的基礎之上。

答問的前提是發問，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恩格斯在1885年為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撰寫的序言中指出，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之所以能夠“好像晴天霹靂震動了一切文明國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貝爾圖斯在內的社會主義前輩們的理論，卻沒有發生過什么作用”，正在于“在前人認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卻認為只是問題所在”。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理論創新只能從問題開始”，所深刻揭示的也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進而聚焦問題，在理論創新、學術研究進而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的前提性意義。

提升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能力，要求學者有強烈的學術情懷、敏銳的社會關注，能夠將學術責任與社會責任緊密地融為一體，在實踐中去主動地發現、發掘真問題，而不是滿足于紙面上的問題觀察、陶醉于狹小書齋中的自娛自樂，或被動、盲目地附議他者設置的議題、從域外文獻中移植學術問題。英國學者斯圖亞特·霍爾在《文化研究1983：一部理論史》一書中對20世紀50年代英國學界的有關狀況做過這樣的描述：“隨著美國全球帝國統治地位的增長，與其相關的社會形式和政治分析方面的討論，也隨之不斷擴展。美國國旗不斷出海，現代化的政治科學家和社會學家緊隨其后，到處輸出美國中產階級價值觀。這十年之中的很多寫作都有此特征。……如果你去閱讀當時的英國社會學雜志，你會發現，里面的文章讀起來就像是腳注，是對腳注所做的腳注，莫頓（Merton）和帕森斯（Parsons）的作品中都是如此。他們不僅毫不關注英國人的生活，對所考察的生活的獨特之處也毫無感覺。一些方法手段和意識形態假設就這樣被從原初語境連根拔起，生硬地移種在另外一個語境中。”不論哪個時代、哪個國度，做“腳注”式、“腳注的腳注”式的學術，都不可能成就真正的學者，更不可能成就真正的具有主體性的原創成果、知識體系。

當今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治國理政考驗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變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論和實踐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之所以這是一個需要理論、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產生思想的時代，根本原因正在于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以一系列的時代發問，給理論創造、學術探索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然而，同時也要看到，即便處于如此火熱生動的實踐場域之中、處在時代發問如此密集呈現的學術場域之中，我們的不少研究仍然呈現出程度不同的“問題鈍感”，不少青年研究者還常常處在為找不到“選題”而犯難的困境之中。走出這樣的“困境”，需要我們更多地貼近生活、貼近實際。學術研究唯有走出“象牙塔”，才能走出“選題困境”。2019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指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實地調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狀況、把握群眾思想脈搏，著眼群眾需要解疑釋惑、闡明道理，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里。”在2014年10月15日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還曾這樣講：“關在象牙塔里不會有持久的文藝靈感和創作激情。有一位蘇聯詩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寫不出東西的窘態是‘把手指甲都絞出了水來’。我們要走進生活深處，在人民中體悟生活本質、吃透生活底蘊。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變成深刻的情節和動人的形象，創作出來的作品才能激蕩人心。”這里講的文藝之道同樣也是學問之道。只有植根實踐和生活，才能真正切準時代的脈動，提高發現問題、深度感知問題的敏銳性和實際能力。

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要增強學術發問的意識和能力，還要增強創造性學術答問的意識和能力。“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文化的創新創造問題，強調學術原創力的提升問題。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將“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列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存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在2024年9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論及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時，將“各學科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稱為自主知識體系的“主干”。《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不僅將“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寫入文化部分的標題之中，還特別強調了“提升文化原創能力”的問題。這些論述和要求，都清晰地體現了創新創造、原創力對于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文化強國所具有的關鍵意義。在提升學術原創能力的進程中，我們既要以嚴肅的學術心態和審慎的尺度看待學術創新問題，避免將“創新”泛化、將“創新”作為學術評價中可隨意粘貼的標簽，也要避免將“創新”抽象化、神圣化，認為創新只是極少數人可以企及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條規律是創新，提出一種學說是創新，闡明一個道理是創新，創造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是創新。”我們要普遍增強學術創新的意識，將學術創新的追求融入每一次具體的學術探索之中，積跬步而至千里。唯有如此，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才有廣泛的、不竭的活力之源。

（載于《思想理論教育》2026年第5期）

【 沈壯海：長安街讀書會成員、武漢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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