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崇禎十七年（1644年），當李自成的大順軍攻破北京、崇禎帝自縊煤山時，張獻忠正率大西軍在四川激戰——這兩支席卷天下的農民起義軍，一個在北方顛覆明廷，一個在西南割據稱雄，卻始終未曾有過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聯合作戰。世人常誤以為他們是“反明盟友”，實則是平行存在的兩大力量；更令人唏噓的是，這對曾兵戎相見的“同鄉梟雄”，死后其部屬卻在清軍鐵蹄下被迫聯手，演繹出一段“敵愾同仇”的悲壯史詩。

一、早期交集：流民浪潮中的短暫同行，而非“協同作戰”

李自成與張獻忠的早期軌跡，更像是“亂世浮萍”的偶然碰撞。

張獻忠和他的大西軍

天啟七年（1627年）陜北災荒引發流民起義，兩人均投身其中，先后依附于“闖王”高迎祥麾下。此時的所謂“合作”，僅是反明陣營的松散聚合——如同《明史·流賊傳》所載：“諸賊無所統屬，遇官軍則合，稍利則散”。

崇禎七年（1634年）的“車廂峽突圍”是兩人少有的協同案例：明軍將起義軍圍困于陜西車廂峽，李自成與張獻忠隨高迎祥假意投降，趁明軍松懈時突圍。但這場合作毫無“計劃性”，僅是求生本能的驅使。正如清初史學家計六奇在《明季北略》中描述：“迎祥、自成、獻忠等十八營，偽乞降，總督陳奇瑜許之，縱其出峽，遂復叛”——可見其臨時性與脆弱性。

高迎祥死后（1636年），兩人迅速分道揚鑣。

闖王李自成

李自成率部轉戰河南，提出“均田免賦”（《罪惟錄·李自成傳》），以“開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口號吸納饑民；張獻忠則向南攻略，在湖廣、四川一帶以劫掠官府為補給，路線更具“流寇”特征。《綏寇紀略》記載：“自成在豫，獻忠在楚，南北呼應，明廷疲于奔命”——這種“呼應”是局勢使然，絕非主動協同。

二、分歧與對立：戰略路線的根本對立，從“潛在盟友”到“死敵”

兩人的矛盾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徹底爆發。彼時李自成已占領河南、湖北北部，意圖南下湖廣；張獻忠則剛攻破武昌，建立“大西”政權。雙方在湖北黃岡、漢陽一帶發生激戰，張獻忠戰敗后被迫放棄湖廣，轉向四川。《明季南略》詳細記載了這場沖突：“自成遣將攻獻忠，獻忠兵敗，棄武昌，走岳州”。

大西軍

這場對立的根源，是戰略路線的根本對立：

• 李自成的“正統化路線”：

  他吸納牛金星、宋獻策等失意士紳，模仿明朝制度建立政權，甚至在占領區推行“科舉取士”（《甲申傳信錄》），試圖以“新王朝”姿態取代明朝。進入北京后，他下令“三品以上明官悉囚之，追贓助餉”（《國榷》），雖有過激，但核心是為瓦解舊官僚體系，而非無差別屠殺。

• 張獻忠的“割據路線”：

  他對士紳階層極度不信任，在四川建立政權后，以高壓手段鎮壓反抗者。《蜀碧》記載其“設科取士，士至者盡殺之”，雖有夸大，但反映出其治理依賴軍事恐怖，缺乏穩定的統治基礎。

這種差異甚至體現在對明朝的態度上：李自成始終以“推翻明廷”為目標，張獻忠則曾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接受明朝招安，后因未獲信任再度反叛（《明史·張獻忠傳》）。

聯合抗清

三、死后聯合：清軍入關改寫矛盾，從“互斗”到“聯抗”的必然

1645年李自成死于九宮山（《明史·李自成傳》：“自成走死九宮山”），1646年張獻忠在四川鳳凰山與清軍作戰時中箭身亡（《清史稿·豪格傳》：“獻忠中矢死”）。

兩大農民軍余部卻在絕境中走向聯合，背后是時局的劇烈轉折：

清軍入關后，迅速以“為明復仇”為旗號追殺大順軍，又以肅親王豪格為主帥征討大西軍。大順軍余部（李過、高一功等）與大西軍余部（孫可望、李定國等）突然發現，曾經的“反明”目標已無意義，清軍才是致命威脅。

李定國聯明抗清

更關鍵的是，清軍的“剃發易服”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大順軍余部在湖廣聯合南明政權，改稱“忠貞營”（《永歷實錄·何騰蛟傳》）；大西軍孫可望、李定國則在云南休整后，提出“聯明抗清”，甚至擁戴南明永歷帝。李定國在1652年“兩蹶名王”（擊殺孔有德、尼堪），正是這一聯合的成果，《南疆逸史》稱其“兵鋒所指，清軍披靡”。

張獻忠死前是否留下“聯明抗清”的遺命？《明史·張獻忠傳》記載其對部將說：“我死，爾等歸明，勿為不義”——雖真實性存疑，但大西軍余部確實以此為旗號，反映出時局對“聯合”的迫切需求。

四、歷史結語：農民軍的局限性與歷史選擇的悲壯

闖王李自成

李自成與張獻忠的“分”，源于農民起義軍缺乏全局視野的局限性——他們始終未能超越“爭奪地盤”的短視；而其部屬的“合”，則是民族矛盾激化下的必然。從“均田免賦”的理想，到“聯明抗清”的現實，明末農民軍的掙扎，本質是傳統農民起義在“改朝換代”與“民族危機”雙重變局中的迷茫與抉擇。